□任 蒙
一、关于杂文的文体特征
杂文属于大散文的范畴，或者说它是广义散文中的一个分支。秦牧是散文大家，许多散文选集收录他的作品，而有些杂文选集也收录他的作品。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你说某些作品是散文也可以，是杂文也可以。
具体到杂文这个概念，它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杂文：包括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幽默小品，讽刺性寓言等，可以说是杂文的总称或总和；
狭义的杂文：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杂文。有的研究者说，它“是一种作品的体裁”，这等于没说。
有的辞书解释说，杂文是散文的一种，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的文艺性论文。有的辞书则将其定义为“随感式的杂体文章”，等等。
有人不同意这种定义，我也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这种解释。因为杂文不一定只反映社会事变和社会倾向，他们的定义起码不够全面，因而不十分准确。
我认为，杂文应该是一种议论性散文，是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达思想观点的短文。其特点是短小，活泼，文笔犀利，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
世界上都是先有某种事物，然后才有关于它的定义，因此定义并不重要。比如理论家对人作出的定义是，“能够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个定义，但是连婴儿都能一眼分辨出哪是人，哪是猫、狗或者大象。
从杂文文体本身看，有个说法叫做“诗与政论的结合”。这是定义之外对杂文文体特征的一种形象概括，我是比较认同这种说法的。我过去写过诗，也做过多年诗歌研究，感到二者有些共同之处。尽管诗歌是韵文，杂文是散文；一个是形象思维，一个是理性思维，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某些相似的艺术特征。
诗歌的艺术是简练的艺术。我在《诗廊漫步》中曾说过：“诗是艺术品中的‘压缩饼干’”。而杂文则是“微雕艺术”，也是浓缩文学。诗和杂文都应该属于浓缩的艺术。只是诗歌主要表现情感，杂文主要表现的是思想，面向的主要是社会问题。
在写法上，诗歌用极简略的文学表达一种诗的意境和情感，往往一首短诗中蕴藏着多层次的变化。杂文则要在很短的文字中概括地叙述清楚一件事情或一种现象，议明一个道理，抒发出一种憎和爱的情感，还要注入文采。而且，杂文也常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褒贬所议事物，语言机警幽默。
我曾经这样形容过诗歌与杂文的特征：
诗歌是活泼多情的少男少女，艳阳当空，你拥我抱，充满着人生的激情和浪漫。某个恋人无限深情地向对方倾诉：你就是我的太阳、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可是，说不定没过几日，他便与对方反目而别。
杂文却远没有这般浪漫，它像是深沉幽默的老者，冷静的凝视，深邃的思索，给人一副睿智的眼神。
过去一直说“愤怒出诗人”，我认为：愤怒出杂文，浪漫才出诗人。
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这是早期杂文研究的理论成果。大家想到鲁迅肖像上的那双眼睛，自然会想到杂文的面孔。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争论，杂文界和文学理论界对杂文还是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有些论述只是表述上的出入而已，总体方向是比较一致的。
短小，活泼，锋利，隽永。
这八个字是对杂文文体特征比较具体的概括，也有其他种种概述，但总体上不会相距太远。
还是那句话，杂文是什么，杂文怎么写，理论上并不重要。列宁说过，理论总是灰色的。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理论的研究成果很大，但都是在诗之后，是在诗歌创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才有了那些理论的。小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却产生了《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如今的小说理论已足够列车装运，却未能产生一部能与四大名著相提并论的作品。文学创作是创造性劳动，不可能按照理论的规范去进行程序化操作，更不可能搞一个流水线进行批量生产。
创作可学不可教。每一个作家和诗人都经历过学习创作的过程，但没有一个是靠别人教出来的。如果能够“教”出作家来，很多作家可能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作家，尤其是在当前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二、关于杂文的社会功能
这里，我写了十六个字，我想大体上能够概述出杂文的社会功能（出示字幅）：
激浊扬清，鼎新革故；
针砭时弊，惩恶扬善。
对于杂文的社会功能，自鲁迅开始，论述者很多，其中产生了许多非常形象的比譬。“投枪匕首说”出自鲁迅，大家都很熟悉；“手术刀说”，是指杂文的作用在于剜掉社会的毒瘤，治病除疾；“战斗的文体说”，强调的是其批评、论战功能；“高级牢骚说”，意思是杂文爱挑毛病，爱发牢骚，如街头百姓看到某些干部搞形式主义，就说“他们又在闹个么鬼眼子”。杂文讽刺形式主义，要比“闹眼子”的说法艺术一些，但有些杂文写起来躲躲闪闪，欲言又止，远没有市井牢骚来得直接，来得形象生动，我看也“高级”不到哪里去。“砸文说”，是一种诙谐的说法，取了杂文二字的谐音，指的是杂文的战斗性。
我在这里还要补充一个“丑文说”，是相对于美文（散文）而言的，这是我的一大“发明”。散文以抒情、赞美、讴歌为主，有的散文刊物干脆就叫《美文》；如果说散文是“审美”的艺术，那么杂文就是“审丑”的艺术，它不可能有散文的那种风花雪月，也没有多少温文尔雅。大概是在1993年，我以《想到“丑文”》为题，在《杂文报》的学术版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接下来被多处转载，“丑文”这个称谓也被一些人沿用。
还有人把杂文比喻啄木鸟、猫头鹰、刺玫瑰，等等，都是一个意思，强调的是其批评意义。反正杂文不能像学舌的鹦鹉那样，见了慈禧就喊“老佛爷好”。
说到杂文的战斗性，有人还形容它是文学阵容中的侦察兵、尖刀队、医疗队；认为杂文不但具有战斗性、摧毁性和切割性，而且具有启蒙性、教化性、谕谏性和建设性。这一切，都是源于杂文的思想性。
关于这一点，我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发生在杂文界的一场争论。有人主张以“歌颂性”杂文为主，但很多人坚持要以“批评性”杂文为主，双方争论得比较激烈，甚至导致情绪对立。
我认为用“两性”来划分杂文，不大科学。一篇杂文中既有歌颂又有批评，它属于哪一“性”？
如前所言，杂文的功用主要是社会批评。如果谁想歌颂什么，可以去写诗，写散文。我过去就写过一些歌颂英模人物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开展批评，我用杂文。
不过，在一篇文章中，我主张宽容。有人坚持要写歌颂性杂文，就让他们写去；有人愿意发表，就让他们发表去。衡量文章最后的标准是：是否有人看，看了是否赞同。
新华出版社组织编写《中国作家三千言》时，我从《诗廊漫步》中摘录了一句话给他们：“有的文艺是武器，有的文艺是玩具，有的文艺既是武器，又是玩具”。杂文大概是属于武器一类。
杂文、漫画、相声，是三个兄弟。它们的艺术形式不同，但它们所表现的内容以及在艺术趣味方面，应该是相似的。不过，目前相声的状况很糟，早已陷入了一种庸俗的自讽，上场就拿“我老婆”、“我父亲”逗人发笑，大家怎么笑得起来？漫画有许多是歌颂性的，或者说是正面激励的。但，凡是批评性的艺术，就设有禁区，漫画也一样。1986年，人民日报刊出一版漫画，其中有两幅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幅是《耀邦指挥我们唱新歌》，胡耀邦个子不大，但动作很大，有特征；一幅是《中国牌》，画是的是邓小平打桥牌，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神态。因为画的是领袖人物，面部形象都没有多大夸张，但作为我们的领导人进入漫画题材，这是第一次。当时我就预计这个口子不会开，以后果然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类漫画了。
说到杂文的批评作用，总起来讲，我们提倡的是善意的批评。痛斥腐败，也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个世纪末年，人们在一起讨论起杂文来，很多人都强调“为党立言”。虽然杂文没有那么崇高，那么伟大，但它始终是人民的声音，是社会的声音，是正义的声音。
过去有人提出过“第二种忠诚”，即第一种忠诚是埋头苦干，多做贡献的雷锋式忠诚，所谓第二种忠诚就是谏言批评，揭露问题，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法轮功邪教组织在北京闹事之前，就有杂文作家站出来揭露他们的荒谬，相反许多“原则性很强”的人却视而不见。
杂文是某一时代或某一时期、某一种社会环境的产物，其作用也限于某一种时段或某一种范围。外来的杂文曾经很走俏，但它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杂文，因为它对我们没有针对性。外来的东西，未必都是真正的杂文。
鲁迅的杂文，有的现在读起来还发人深省，这是先生的伟大，更是历史的悲哀。
《孝经》把中国人孝敬前辈的传统精神渲染到了荒谬的程度，使封建伦理秩序变得更加不可理喻，变得更加怪异和恐怖。三十年代，鲁迅就对那些荒诞故事表示出不屑的态度，曾以嘲讽的口吻说他的父亲幸好没有像《二十四孝图》中的郭巨那样孝敬其母，否则，他为了养活祖母，就会将他这个长子活埋掉。可是，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种程度，有些地方为了弘扬孝文化，又把《二十四孝图》挂到广场，甚至挂到了高等学府的校园。这种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遭到文化大师批判的陈腐不堪的东西，对现代青年能起到多大感化作用，实在令人怀疑。
三、杂文的基本要素
首先，杂文必须讲真话
提倡讲真话，讲实话，报实情，坚持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但往往讲真话很难做到。我们通常说杂文是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文体，所以这种文体注定作者必须讲真话。
杂文讲真话，本身就是对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的不良风气的抵制和批评。
因此，真话是构成杂文的最基本的美学要素，讲真话是对杂文写作的最基本的要求。
西方有关专家经过研究，认为人到了六岁就会编造谎言。谎言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假话，而社会文明的进程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不断战胜谎言的进程。一个严密的法制体系和完善的道德体系，都应当是能够有效地防备和制止谎言的危害作用的。
杂文提倡讲真话，是谎言的天敌，是对事实真相的维护，是对道义的维护。
杂文必须讲真话，就容不得私货。
第二，杂文要有思想性
有些杂文虽然看上去也像文章，但总让人感到不痛不痒，很可能是它缺乏思想性。批评随地吐痰，批评乱扔杂物，都可以谋篇成文，但这些属于鸡毛蒜皮的话题，显然没有多少思想意义。
鲁迅杂文的深邃，源于他的思想的深邃。
前几年，有的文章称鲁迅精神主要是爱国，有的文章又说是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爱国当然可敬，自强不息也很可贵，但鲁迅精神仅仅是这些吗？这很可能是某些人故意将鲁迅工具化，从而不惜矮化鲁迅。当时，我针对这种现象写了《读不尽的鲁迅》：鲁迅精神的崇高与深沉，在于他探求的是中华民族怎样才能自强不息，在于他勇敢地向民族的劣根性和黑暗社会宣战，在于他对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病因的深刻剖析。
鲁迅是一座思想的丰碑，不能将其工具化，不能谁需要什么就把他说成是什么。
第三，杂文要有胆识
杂文的思想性来自于独到的见解，而独到的见解又来自于作者的胆识。人云亦云的人是肯定写不了杂文的。某个影响不好的社会事件出现之后，很快有几个杂文作者发表文章进行反思，文章观点和总结出来的启示都差不多，甚至个别语言也极相似。这种现象不属于人云亦云，而是因为“杂文的眼光”都比较锐利，或者叫“英雄所见略同”。
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不满于僵化的人事机制，因而呼唤伯乐和赞颂伯乐的声音，多年在报刊上不绝于耳。后来终于有人发现伯乐相马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容易被徇私者利用，应改相马为“赛马”，以政绩论英雄，并提出让伯乐们退休赋闲。
唐僧带队上西天取经，虽然经受了许多艰险和挫折，但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有人写杂文依“政绩”而论，肯定他这个“团长”。按照那些年代我们强调的干部“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唐僧哪一条都符合，但他是非不辨，又缺乏领导能力，因而不具备一个领导者的素质。取经团能够完成任务，主要靠孙悟空的神通和“上级领导”在关键时刻亲自出面的支持作用。整个取经途中，唐僧除了思想坚定之外，几乎看不出他的作用，相反还成了这支小队伍的一个累赘。所以，在我的一篇杂文中，我认为他顶多只能当个“顾问”或“专家组组长”。
《红楼梦》里的贾瑞，本来患了风月病，一卧不起，十分虚弱。又偏偏来个跛足道人送他一面宝鉴，叮嘱他千万不要看正面，只能看反面。反面是个骷髅，他看了一眼就不愿再看下去，而正面则是他日夜渴盼的凤姐。只要他将镜子翻过来，那美人就出来向他妩媚地招手，使陷于相思不能自拔的贾瑞整日想入非非，最后一命呜呼。这个跛道送来的宝贝玩意儿原来是个黄货，应在“扫黄打非”之列。可是，二十多年前还有人写杂文追究宝鉴的反面，说反面为什么要画骷髅，如果画上美丽的风景，贾瑞就不会被正面的“凤姐”迷住。
这篇杂文开始发在北京的一家报纸上，又被一家省报转载，看上去很有见地，实际上十分幼稚。再美妙的风景都无法抗拒美女的艳招，何况贾瑞的相思病已浸入骨子，再说他也没有那么高雅的审美情趣。这里的问题不在宝鉴，而在跛道。好比一个人毒瘾发作，已难以自制，他却送来一包海洛因，还“善意”地嘱咐吸毒者千万别吸，可笑得很。
这个例子使我想起前些年的一些文章，有些人看到社会风尚出现问题。就认为人们精神生活不够丰富是政府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太少造成的。政府肯定需要加大投入，但这并不是主要问题，我们武汉的江滩，政府下了很大决心，投入了多少个亿，建得那么漂亮。可有些人带着老婆孩子去逛了一圈，又急着回去打麻将去了。政府投入多少钱搞文化，才能够抗拒麻将、网络和毒品呢？杂文的思想性，容不得“书呆子气”。
第四，杂文要有理趣
理趣，是杂文的灵魂。
理：指杂文的思想和观点，要站在真理一边，立论必须正确。
趣：是指杂文论辨的趣味性，在说理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种独特的韵味。
再通俗一点说，就是杂文必须具有幽默感。幽默是一种机智，一种境界，一种力量。幽默感是杂文这种文体的特质。
美国的幽默作家马克.吐温在世时，很反感国会一些议员的作为，他在一篇文章中骂国会的某些议员是“狗娘养的”。这把国会惹恼了，责成他公开赔礼道歉。第二天的报纸上便出现了马克.吐温拟就的一则启事，他承认自己不该破口大骂，并向国会表示道歉，随后又郑重地更正道：“国会的某些议员不是狗娘养的！”如果说前面的痛骂使其有失绅士风度，那么后面的“更正”则是一种机智和幽默了。骂了他们，还叫他们哭笑不得。
从杂文的语言风格上看，杂文就是幽默的艺术。报刊的杂文编辑天天看杂文，你很难打动他们。如果一篇杂文能把编辑逗笑，肯定会被他采用。讲到这里，我为杂文列出这么一个“公式”，不知是否准确：
杂文=立论正确+真话+幽默感。
当然，强调幽默感，并不是要求每一篇杂文都必须体现出浓厚的幽默色彩，但总体上是需要的。
第五，杂文作者需要比较广博的知识
杂文属于社会批评，而社会是千变万化的万花筒。话题和内容的博杂性，也是杂文的一个特点。杂文作者要当好一个“杂家”，必须多读书，多观察社会生活，具有多方面的社会知识。
第六，杂文创作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力
短短一篇小文，需要相当的语言驾驭能力，要把它写好是不大容易的事情。新时期以来，有些比较出色的杂文家，本身就是诗人转行过来的。一般来说，诗人的语言艺术是比较过硬的。还有很多作家和诗人如果愿意写杂文，稍加训练就可以写得很漂亮，因为他们具备了厚实的文学功底。一般作者参与杂文创作，必须练就文字基本功。
四、杂文还需要进一步繁荣
毛泽东1957年对著名报人、同时又是杂文作家的林放（赵超构）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批杂文家。
我援引这段话，之所以不加引号，是因为这话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以后，相关人士根据回忆披露出来的。不过，很多人还是认同这段话，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是大学问家，又是诗人，一生勤读诗书，对文章情有独钟，情来所致口出此言，是不难想象的。
毛泽东这段颇显其个性的心声，没有在历史上成为一段“毛主席语录”，也不像他指点诗坛的论说那样广为人知，相反却险些被岁月淹没，这还是杂文本身的性质导致的。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不可能号召大家去繁荣杂文，只可以借用最高领袖的话去号召全国开展“民歌运动”。
大概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的某一个场合，有人与毛泽东谈到了鲁迅，他说，鲁迅假如还活着，要么被关进大牢，要么不写杂文。
尽管毛泽东作过这种表态，但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是有杂文的，有些杂文对当时的某些错误倾向和错误决策，勇敢地展开过批评。如邓拓1961年在《前线》第21期发表的《伟大的空话》，批评的就是大跃进中的浮夸风。然而，杂文在那个时代也最早遭到了厄运。1966年初，文化革命甫一开始，便拿杂文开刀，在全国组织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将其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打倒，并置于死地。后来，我找来那些杂文读了，不但没有发现姚文元等人所说的“它们的反动本质”，反而觉得其中有些文章也隐现着那个时代的某些左的色彩，有些文章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杂文范畴，不过是供人们茶余饭后作为谈资的随笔小品。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杂文经历了一段相对的繁荣，有人却放言鲁迅精神已经过时。我认为时代还是需要杂文，鲁迅精神不但没有过时，而且需要我们发扬光大。
然而，我始终认为杂文终究会成为历史的产物，用时代发展的眼光看，杂文不可能永远地存在下去。
可以说，杂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杂文；杂文今天的存在，正是为了明天这个世界上不再需要杂文。
有人问过，到了共产主义还需要杂文吗？我说肯定不需要。如果需要，那会儿还不能算到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党号召我们去努力实现的美好社会和理想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杂文对于拨乱反正，对于批评不良社会风气，对于揭露腐败现象，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同时，杂文的发展与繁荣，是人民群众依照宪法所享有的言论权利不断得到落实的体现，是人民群众话语权得到保障的体现。
天下有道，则庶人议；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杂文的发展，说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大有希望。如果大家对一些不良风气都视而不见，不予理睬，更不去议论和批评，反而令人担忧。
我们需要杂文，杂文也在发展。互联网上评论很流行，它们往往比报刊上的杂文更及时，更精短，更直接，更犀利，传播更迅速。这是杂文这种文体形式借助现代传播媒体的延伸，也是杂文功能的延伸。
此外，从当前杂文刊物不断增加，发行量也不断增长的情况看，杂文还是比较受欢迎的，读者也在呼唤更好的杂文。大家如果能够继续关注杂文，建议大家还是多去阅读一些杂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