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燕
一
离家虽久，但对家乡的记忆一辈子难忘。
小时候，对农村的各种声音特别敏感。敏感源自奶奶有一台织布机，我同叔叔家的弟弟妹妹们，每天在织布机“咔嚓……咔嚓……”声音中长大。机梭飞快地来回穿插，奶奶坐在织布机上精神抖擞，全神贯注，手眼脚合一。晚上，奶奶经常纺线到深夜，“嗡……嗡……”的纺车声像蚊子飞过的声音一样。爷爷有时也纺线，我就坐在爷爷身边，昏暗的煤油灯，爷爷边纺线边给我讲《三国志》、《水浒传》里的故事。讲日本侵略中国时，他到保安、太和集镇卖布如何巧妙通过日本哨兵的关卡，我总是听得着迷。
经常有外地人来村里面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这样的吆喝声，声音拖得老长，很有韵味。还有外地人来村里炸爆米花，农村人不叫炸爆米花，叫“炸米泡”。炸米泡的机器黑圆黑圆的，随便在哪家门前摆开后，就有一些妇女或小孩儿拿来米、玉米，不多，一升两升就行。把米或玉米放进圆鼓鼓的机器里加热，待机器达到一定温度后，用脚一踩，“砰”的一声，像炸地雷那么响，打开机器，爆米花也就成了。
再有一种“轰……轰……”的声音，来自榨铺开榨的季节。村民吃的菜籽油、棉籽油、芝麻油等，都是原始作坊里榨出来的。榨铺就在细德宝村对面，离村庄一二里地，“轰……轰……”的声音，像现在房屋建筑机器打桩的声音一样，沉闷低垂，但穿透力强，节奏感也强，几公里外都听得见。
寻着轰轰的声音望去，长长的砖瓦房，陈旧得很，瓦是黑的，砖也是黑的。友根叔是榨油行家，我经常从外婆家路过到榨铺去玩时，见他和同伴们光着黑黑的膀子，膀子上面全是油。屋内更是黑暗，榨鼓子上，一些装油的器皿全都是黑的，连人也是黑的。
榨油有很多工序，首先将油料植物在碾槽里碾细。碾房设在榨房的另一端，内有碾盘和碾槽，碾盘直径2米多高，中间像鼓肚子一样凸出来，碾槽设计成一个大的圆圈。碾槽和碾盘是农村石匠们，用灵巧的双手，在村庄后面的石头山上，用石头窖上的石头打制而成。接下来是将碾细的原料放在铁锅里翻炒，炒的关键是火候：过了，出油少，油老；欠火，油嫩，香味不够。再把加热好的原料用草包包好后，放到榨鼓里面压榨。榨鼓是一棵大树掏空而成，光着膀子的友根叔和同伴们，拿着像寺庙里撞钟一样的粗壮木杠，对准榨鼓，喊着“一、二、三”的号子，一次次地撞击，“轰……轰……”撞击过程也就是挤压过程，中间还要不停地加塞木楔，慢慢地，油就会被挤压出来。
那时穷困，哪有什么油吃，所以很羡慕这些在榨铺里干活的长辈。同时还羡慕绍文老弟，他是友根叔的宝贝儿种，一到榨季，绍文老弟总是能吃到油盐炒饭，跟他在一起玩时，总能闻到他身上的油腥味。
后来因为危房还是其他原因，榨铺搬到了丛林村，我出来当兵以后，榨铺不久就不再经营了。原来的那些榨鼓子什么的，都分到了村民家中，还被好多人家打制成了方的圆的饭桌。
现代工业文明取代手工作坊，是时代的进步。只是怀念儿时心中的榨房，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
初夏的傍晚，夕阳西下。谁家的烟囱开始冒烟，袅袅炊烟下，村子里充满了各种叫唤声。大人们在喊畜禽归家：“嘞……哩哩哩……嘞……哩哩哩……”很快，猪儿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回来了。一会儿，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咯……咯……咯……”地进笼了，鸭子“嘎……嘎嘎……”地从水塘里爬上了岸，孩童牵着小黄牛“嗤……嗤……嗤……”地也回栏了，时不时还夹杂有“汪……汪……”的狗叫声。叫完了畜禽牲口，不知谁家的母亲站在门口又喊了起来：“€讇锥。丶页苑估玻 比松⒐飞⒅砩⒓ρ忌愠梢徊肯绱灏斫幌烨貌欢?
偶尔也有不和谐的声音。如村里谁家受冤枉委屈了，就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手上拿一把菜刀和一块砧板，沿着各家各户的门前叫骂，骂一声，用刀在砧板上砍一下。叫骂声很难听，我也只听到过一两回。偶尔也有女人的叫骂声，与男人不同的是，骂一声，她们用手拍一下，或用脚在地上狠狠地跺一下。拍得不轻，跺得很重，她们不拿砧板，因为砧板太重。
和谐的、不和谐的声音都已远去，现在想起，我都喜欢。
二
我家左边是友文叔的家，友文叔家前面原来有一栋古代建筑，房屋已经颓败，只剩下了半边高高竖起的墙面。虽是残垣断壁，但抬眼望去，屋面仍挺拔峻峭。其中的一角轻盈翘起，玲珑精巧，显现出屋主人曾经的富贵。
古建筑一排过去，一直连到了青山叔的老屋，屋旁边的一面青砖墙，歪斜地站了好多年。古建筑前面是一条连接全村的青石板路，青石板上随处可见姑娘们踢毽子。路两边的门口石墩上，坐着各家的媳妇在绸缎白布上绣着花儿。
青石板早已破坏殆尽，不见了踪影。古色古风的乡村小景，如今也不能再现。
要说村里的古建筑，就数现在的仓库了，仓库在伯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建的屋子旁边。听大人说，文革期间，村对面张家祠堂被毁，村里的年轻人搬来木料和青砖黑瓦，才盖起了现在的仓库。好多年以后，我回老家时，仓库正门上方，依稀可见毛泽东的大头像，两边还有“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里面堆放一些生产队时期的集体农具、稻谷、黄豆及菜籽、棉籽、芝麻等成品油。今年回家时才知道，仓库成了危房，这是村集体的最后一点东西了，但愿有人站出来说句话，维修后保存下来。
仓库里有好几件盛各种成品油的陶瓷器皿。尽管我对陶瓷古董不甚了解，小时候只知道是一个个缸缸罐罐而已。陶瓷器皿每件有小水缸大，可以装下几十斤油，个顶个大气。每一件陶瓷器皿周围是蓝色的青瓷，条条腾龙盘绕，釉色发亮，属青花瓷器釉下彩的一种。至于说是元代、明代的，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清代康熙年间的。
海军老弟告诉我，这些缸缸罐罐实际上是张家祠堂的香炉，大概是当时大家搬砖瓦的同时，偷回村里的。香炉一共有三个，生产队的时候已经卖掉了一个，另一个有些破损，还有一个是完好的。可惜这个当时不起眼的香炉，早被村里的有心人拿走了，也不知道是谁？谁也没有去查个究竟。也不知道拿去的人是已经卖给了商贩？还是依然保存着？但我要说的一点是，每一个香炉都是宝贝，是瓷器中的上上品，按现在的古董市场价格，都在百万元左右，特别是大香炉。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卖出好价钱，能为村集体做好些公益的事。
村里还有其他老屋也都是古建筑，听说同样气势非凡，我年纪小，记忆也就模糊了。
三
如今回老家，总感觉到全村光秃秃的，少了点什么。村周围的树木没了，房子却多了起来。记忆中，村头下首土坡和村前屋后栽有苦楝树或杨柳树，拴牛庇荫，绿化村庄。保如哥屋后的皂角树，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忘不了。皂角树又叫皂荚树，村里人都习惯叫皂角树。皂角树生长速度慢，但寿命很长，属于深根性树种，需要6～8年的营养生长期才能开花结果，每年4～5月开花，果熟期10月，皂角（荚）还有很高的药用及经济价值。
我和孩子们经常在皂角树底下打乒乓球。绿的叶，黄的花，花儿盛开时一大串，皂角长长的，扁扁的，垂直地挂满了大树中间，像一串串静止的风铃，好看。皂角成熟的季节，大人把它拿去当肥皂洗衣服。当时没有什么洗衣粉、肥皂、香皂之类的东西，村民们就想到了种植这样一棵树种，全村人被罩衣服的浆洗全解决了。
谁也不知道皂角树服务了多少代人，也不知道皂角树有多少年的历史。我当兵几年后，海军老弟在信中说，或许是树老了，树肚子被虫吃空了，最后只好被村民锯掉。
或许吧，锯掉的只是一棵树，但留下的却是几百年来给全村百姓带来福祉的树魂。
除皂角树外，细得宝村前面有一棵大枫树，人称“枫树大王”。另一棵是金福村山上有一棵大松树，又称“一把伞”。“枫树大王”就在村对面，五六百米的距离，打开家门就能看得到她。大枫树比皂角树生长得更加茂盛，这要缘于她生长在田间地头，容易吸收营养和水分。大枫树垂直高大，英姿挺拔，树冠逐渐敞开呈圆形，树干要好几个大人合围才抱得住。树枝棕红色，还有小孔，树叶如手掌般大小，叶柄细长。稍有轻风，便会摇曳不定，互相摩擦，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给人以招风引风印象，所以，枫树得名于风。枫树花呈黄绿色，春季随幼叶开放。结的果子是毛茸茸的球状，又叫“枫树球”。
最好看当数秋天里枫叶红遍时，枫树犹如一堆巨型篝火，把整个细得宝村照耀得富丽堂皇。“王者不却众庶”，她不仅具有王者风范，更有大王者的典雅。“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难怪诗人杜牧赞美红红的枫叶，比春天梅花、桃花还要艳丽。枫叶不仅美丽，更有轻柔的一面。秋风吹来时，片片红叶翩翩落地，迎着风，跳着舞，落地时悄无声息，她们结伴而行，再一次把大地染红。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污泥更护花”，缓缓地，没入泥土里，为来年大地的丰收牺牲自己。
可敬的枫树，多情的枫叶！
文革刚结束，政府官员一声令下，枫树被锯倒在地，木材制作了当时东井公社所有学校的课桌。只是可惜了，她临死前，仍把全部身躯奉献给了贫困农村的教育事业。或许，这并非她的本意，她还没有向世人展示完自己的美丽，有太多太多的遗憾，因为她还年轻。雄安老弟告诉我，枫树曾经倒下的地方，任何人种菜或用作田地，这一家人就会大祸临头。也不知是真是假，或是巧合，已有过几起先例后，再也没有人去惊动那块圣地，在全村人心里，早已把她当着神灵一样供奉。
四
春节回家，知道政府为村里的塘堰增加维护经费，而真正维护的费用很大，一点钱解决不了问题。村里除了有面前山、岱山及石头山三山环绕外，还有新塘、背里塘、下里塘、海里沟及大、小莲籽塘等八口塘堰。现在想起来，德宝村的先辈们聪明，重视水利建设。不足三百人的小村庄，设置了那么多塘堰，这是祖先留给全村人的福祉。相反，如今村民不再重视这些，或许是大家日子好过了，或许有了不再靠天吃饭的想法，有无塘堰也就无所谓了。下里塘和岱山脚下的一个叫不出名的小塘，早年就被填埋，上面盖起了房屋。其他塘堰也都差不多荒废，真正能起到蓄水作用的，仅剩下了新塘。
人民公社时期，村集体在政府“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帽子下，谁也没有马虎。那时也没钱，但有一股子团结的精神。海里沟塘快要溃堤时，全村人扛的扛，挑的挑，挖的挖，铲的铲，硬是把塘堤筑得宽厚严实。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人打夯的劳动场面，以后也再没见过。刚开始，筑牢塘堤是用木夯，用一块沉甸甸的木桩来夯砸。木夯用粗大圆木做成，很重。八个青壮年男子握住四根木桩的各一头，友文叔站在一旁领唱“打夯歌”。“大家抬起来呀——”友文叔喊一句，自胸中喷出。八个人同时和唱：“嗳嗨哟哟！”大家一句一句地唱，一夯一夯地砸。夯歪了，友文叔又唱了起来：“西边歪半夯啊——”大家一听，又一声“嗳嗨哟哟”，下一夯就主动往东抬一些。若夯往北边歪了，一声“大家往南砸呀——”，自然就砸塘堤的南面了。
“打夯歌”的词儿既有传统的，也有即兴现编的，或庄重，或诙谐，或平实。我记得有一段是笑话友根叔的，忘记是谁领唱的了。
“友根弟也——”大家“嗳嗨哟哟！”跟了上去。
“想媳妇也——”“嗳嗨哟哟！”
“媳妇娃也——”“嗳嗨哟哟！”
“带银箍也——”“嗳嗨哟哟！”
“早栽田也”——“嗳嗨哟哟！”
“早割谷也——”“嗳嗨哟哟！”
“早生儿也——”“嗳嗨哟哟！”
“早享福也——”“嗳嗨哟哟！”
大家边笑边唱，歌声抑扬顿挫，粗犷深沉，把整个岱山都震动了。孩子们经常一放学就跑去看，有调皮的小孩连学都不上，跟着大人看热闹。等塘堤的土层结实了些后，后面又改用石夯，即抬起一个小石磙来砸，这时候大家更卖力，更辛苦，好在有打夯的歌声一直陪伴着。
村庄前面有一个叫“抽水台”的地方，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在那里玩。抽水台其实是一个地势高的过渡水渠。双抢季节，村里利用抽水台的作用，让梁子湖的水灌溉大部分农田。抽水管是一个大圆筒，铁家伙，“轰隆隆”的柴油机一响，铁筒子里的水往上直冒。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路过这里，经常玩得全身湿透，玩得书包都找不着。丛林村梁子湖边也有个抽水台，比村里的更高更长。
记得有一年，大人们在细莲子塘搞抗旱，友金、友回和友国叔几个人要把塘里的水抽出来灌溉水田，但又没有柴油机和水泵。于是，找来了一个大的胶水管，很笨重。隔着凸凸的塘堤，水管的一头连着水塘，一头连着低处的水田，先把水管灌满水后，又同时把水管放下，利用在放水时的虹吸引力作用下，把塘里的水吸出来。大家不想去破坏塘堤，也懒得挖，就想出这么一个好办法，有些像小孩儿玩家家。试验了好多次，直到快收工回家时，才试验成功。
那时抗旱还经常用到水车，通过水车把低处的水往高处抽。如果村里哪一个塘堰的水抽干了，竭泽而渔，那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水车要用一个像拐杖一样的棍子，用手一拉一推才能车水。车水是很累的活计，需要几班人轮换才行。有些地方的水车是用脚踩的，还有的如果地势特别高，长年通过水能的作用推着水车自动转的，如过山车一样的水车。广西一些农村地区田与田之间还通过笕槽来引水。水车在大集体的时候才用，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就很少用了。到后来干脆没人用了，太笨重，家庭劳动力少，无法操作。这样一来，遇上大旱年月，各家各户的水田灌溉又成问题。有时天下雨时田里蓄了一点水，上一家田里的水因田埂漏水等原因，会漏到下一家的田里，或者极个别用心的人，偷偷地把别人家的“田缺”挖开，让水放到自家的田里。村民经常会为这些看上去不大不小的事情相互吵嘴、打架。
五
小时候娱乐活动少得可怜，打玻璃珠和玩纸贴是农村小孩的娱乐活动之一。在地上挖一个小洞，在不同的方向，不等的距离，用拇指和食指把小玻璃珠推进洞里，算是赢了。很好玩，也讲究力度和技巧。我想象着高尔夫球的祖先应该就是打玻璃珠了，玩法基本一样。把大人吃过的烟盒收起来，折叠成方的三角的就是“纸贴”，有些地方叫玩纸票。把纸贴相互在地上甩打，翻转过来就算赢了，许多农家小孩儿都玩过这样的游戏。
小人书伴随着那个年代的儿童一起长大。数不清楚看了多少小人书，新的旧的数我们家最多，包括叔叔家的弟弟妹妹们都喜欢看。《铁道游击队》、《西游记》、《智取威虎山》等故事都是从小人书里获取。有时为了得到一本新小人书，要拿家里好几本去换才能得到。莫言说过小时候为了得到一本新书，要为别人干一天的重活，我非常理解。十二三岁的小孩正是获取知识的黄金年龄，只不过自己少年时代获取任何一点点知识都来之不易。
我从小就跟着大人听评书。说书人是港背村的一个盲人，叫张汉香。农闲季节，村里就请他说几个晚上，给他的报酬听说是说一晚给多少斤大米或稻谷，到年底总结算。
每次听评书都是在保如哥家。他家的房子大，一家人又好客。没有音箱，没有话筒，更没有什么灯光，只点一盏马灯。天刚黑下来，村民拿着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小凳、长条凳坐了下来。刚坐下时男人都会谈庄稼的收成，谈不知从哪听来的所谓国家形势。女人们手里一边带着针线活计，一边家长里短叨唠不停，小些的孩子们则在地上疯玩。张汉香前面放一个小木架子，架子上有一面小鼓，他右手拿鼓槌，左手拿着“山东快书”竹板，鼓一敲，板一响，全屋子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张汉香的评书篇目主要有《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等。他在附近农村算是说评书比较好的一个，许多村庄都请他。他口风老练，丰富有趣，说文时有诗词歌赋，说白时有乡情俗语，“既有平，也有爆”。说到动情处，他自己也会情不自禁地摇头顿首，一边敲鼓，一边打板，一边和，一边唱。唱声，鼓声、板声，抑扬顿挫，强弱分明。每当听到紧要关头，他的鼓声又一次响起：“咚……”，“且听下回分解……”大家半天没动，还沉浸在评书的精彩情节中，那些拥挤着坐在一起的乡亲们久久不愿离去。
我和爷爷一起去听评书特别多，第二天，爷爷还会告诉我昨晚的评书哪一段说得最精彩。故事没听完时，我会追着爷爷接着讲下去。爷爷也有不懂的时候，我就想办法去找那些古典武侠小说看，偶尔会从绍青哥或焰华哥那里借到一两本。
文革前后，家乡的楚剧被样板戏取代，我从没看过一场楚剧，大概是没人敢唱。对样板戏也没什么印象，是否普及少了，还是样板戏极少来农村演出，不得而知。偶尔看电影，是孩子们求之不得的。那时放映电影最多的地方，有丛林、金福及熊思钦附近几个村庄。无论哪里有，我和孩子们是一场不落下。都是站在地上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也没觉得累。主要看了《沙家浜》、《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阿诗玛》、《渡江侦察记》、《红灯记》、《白蛇传》、《红色娘子军》及《杜鹃山》等革命题材影片，影片塑造的都是些“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记得京剧《沙家浜》影片开头就是《毛主席语录》，还有旁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想想那时候，人们的思想、观念、境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统领下，个个傻得可爱。电影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被江青等人用作政治挂帅，搞得面目全非。《闪闪的红星》主演潘冬子的演员祝新运，比我们大不了一两岁，他十二岁一举成名，成为“八一”影厂演员，又去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后来还演过其他电影，自己导演了《弹道无痕》，他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幸运儿。我看过张贤亮的一本书，张贤亮曾经和他住一个宾馆时，他正红得发紫，也目中无人，不知为了点什么小事，张贤亮狠狠地掴了他一耳巴子，说是让他长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