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鄂
邓元梅是一个总想探究清楚世界到底是什么的女作家，可在她的笔下，世界永远是模糊的，看不清现状。这种看不清，恰恰是邓元梅小说的本色，也是她写作的多元化。
很多女作家的写作是单线条的，世界在女作家笔下，相对显得透明、清澈。透明、清澈后边再加温情，透着母性的温暖。邓元梅却是将世界彻底搞混乱的一位。她总是以男性的视角，男性的力量想把世界解剖得凌厉些，痛快些，但在解剖过程中，又寄予了女性无限的关怀与温馨。因此读她的小说，我们有一种混乱感，而在这种混乱的背后，却包含了邓元梅小说特有的秩序和多样性。
在邓元梅的小说中，我们没有得到女性小说那种怜花惜玉式的性别关怀，也没有找寻到女性作家特有的小视角，也鲜少读到婆婆妈妈式对细节的无节制扩展与延伸，她在细节上的用力跟一般的女作家迥然不同，太多的女作家把细节当成荷包一样去绣，试图靠这种“精耕细作”来展现女性写作的魅力。邓元梅对细节的铺排却是波浪式的，绝少在某一个细节密集式用力，这不是说她不注重细节，相反，她让小说的细节有了流动性，她的细节是一条密集的河，细节在她的小说里有了别的用途，那就是让人物充分展示张力，让故事永远处在细节的包围中，细节动，故事动，细节丰满故事丰满。
这种写作极具风险性，一旦细节的打磨与把握出了问题，整个小说都有可能成为败笔，甚至成为失败之作。可邓元梅在风险中一次次闯关成功，迄今为止她所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无论细节的处理还是人物的刻画，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除她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外，我想，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她对人物的爱，对人物的敬重。她笔下的人物不是她想怎样就怎样，而是一切顺着人物，贴着人物走，这是我对邓元梅小说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也是所有好小说成功的一个基本标准。细节因人物而来，人物又因细节而扎实而丰满而立体，这样创作出的小说，才具有真实感，立体感。
邓元梅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一般说，女作家很难将心思用到这方面，即或用力也不够狠准。邓元梅在这方面是个特别敢于拿着刀，对准社会的痛去捅、去戳的作家，这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所在，在一大堆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邓元梅没有选择逃避，也没有钻进某一个香囊里去编织她的女人梦想，而是以勇者的姿态，站在时代的刀尖上，将残酷的现实毫不留情的拉开，让血流出来，让脓流出来，让一切该暴露的全都暴露出来。
暴露并不是目的，也不是邓元梅所追求的极致，她在拿着手术刀的同时，也用女性的温柔女性的宽容为社会备了另一剂良药，那就是用爱，用善良化解一切，让人物处于罪恶的忏悔中，具备了清醒的力量。这种特色，在邓元梅的长篇处女作《祸水女人》之中就初露头角，这部始发表于中国作家杂志的小说，展示出了邓元梅的写作才华，同时也表达了她在小说中的清醒愿望。这部小说与其说写爱情，不如说是写“伤”，作者用并不复杂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叫梅林的女记者坎坷而又复杂，罪恶却不断忏悔的一生。这个看似很励志的故事，其实是拿女人的“伤”来铺排人生，伤自己也伤别人，所有的爱与恨，最终都化成了人生的伤。
邓元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大区经理》写的是职场生活，有残酷，有温暖，在这本小说里，邓元梅已经为我们展露了自己的写作才华，和对现实的剖析能力与思辨能力。在接下来的《背后高人》这部长篇小说中，邓元梅已经极为成熟地用男性思维的狠、准，来架构她的小说人物，来直面现实问题的种种。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已经完完全全感受不到她作为女性标志的存在，有的只是男性视角的广阔与凶猛。
邓元梅最新的长篇小说，也是她至今为止的第十部长篇小说《成败》马上上市，这部最新的小说讲述了江南资本运营公司的副总经理乔佰儒的儿子乔一川在父亲乔佰儒突然自杀后，富二代的乔一川的事业、人生一下子全部陷入最低谷。是一场关于阴谋与斗争的故事，讲述的是步入职场之后，在商场的种种尔虞我诈的斗争中，在复杂的领导班子的人际关系中，如何借力高升、如何处理班子内部关系的小说。这一部小说，彻底颠覆了女性写作的经验和视角，用男主角乔一川在职场中胜出为主线，完成了女性视角中男人在职场中层层搏杀的惨烈，把职场中人物的复杂和斗争描绘得淋漓尽致，也是一部把现实矛盾集中展示，好看而又难得的政商小说。
纵观邓元梅这些长篇小说写作的终极所在，是她用糊涂或者混乱的画面，最终完成清醒这一任务，其实这也是当下所有现实主义作家必须要做的功课之一。这如同用印象派的画技来完成写实派想完成的东西，这是极不容易的，但也是文学创作乃至所有艺术创作必须寻求的突破。
除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成绩外，邓元梅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也极具个性特色。《扁担墙》是邓元梅中短篇小说中最见功夫的一篇，全篇整体透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知，那些语言与其说是作者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从生活的泥土中拔出来的，通篇带着泥土的鲜味，小说中的武春花和李二狗是带着露水的，是完全活在泥土里的，这种沾尘带露的文字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已越来越稀少越来越难觅到。我们一直强调创作要接地气，什么叫接地气？《扁担墙》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
邓元梅的另一部中篇《大别山的女人》则给男人主宰战争时期历史场域的舞台带来别样风味，由家庭情感纠葛到战场上女人的同样气势张扬，张弛有度。小说在艺术手法上走的是传统的写实路线，常常借助符号化的手段来完成对人物的精练塑造。此外，小说对方言的引入及革命与情爱因素的运用，也使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邓元梅作为一个70后女作家，有着极其艰辛的写作历程，凭着对于文学的不懈追求才支撑到今天，迄今为止已发表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是一位有着写作天赋和异常努力的女作家。邓元梅的写作是源于生命的惶惑、痛感和绝望，写作是她为终身不愈的疼痛所开的药方，其笔下的人物常常跟作者一样，充斥着悲剧的情调。这种写作方式也许是异常痛苦的，却显得真诚而热烈，这种真诚与激情会促使作者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作者系省作协副主席、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