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丰
40年前，我降生在鄂州段店镇一个环境幽静的小村庄.周围环境里唯的一个亮点就是村庄旁边的城子山。虽说是叫山，实际就是一个虚缓的大土丘而已，不过这个土丘却有些来头，听外公讲，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这多少给我这个有传奇情结的青年一点想象和安慰，幼小的我对五六千年前的事情，还没有轮廓不感兴趣，简单朴素的理解那就是猿人生活的地方。鄂州的“鄂”字据考证，是先民在逐水而居的池沼江河里发现有扬子鳄。最时髦的说法就在这儿住着有鄂州最早的居民了；这块土地上，还有没有曾经在此生活农耕过的，是否还存在有这批先民的后裔？或是他们又迁向何方，大约是个谜，我无从去考证了。
9岁那年，我第一次来到外婆在鄂州城里的家。
在西山南坡的万松岭下，一幢古色古香宏伟的宫殿式建筑拔地而起。1983年，鄂州市博物馆在外公熊亚云的倾力操持张罗下，傲然矗立建在了西山坡。他家的房子就位于博物馆陈列楼下边，居所90多个平方还带一个小院子，当时这样的住宅标准，明显是已经超过了县长。文革后，体现了党对发展文化事业和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视，没有人去评品有何逾越。老博物馆的建起也让这个吴王古都，有了文化传承的尊严和空间。
原先的老鄂城县，城市的天际线并不很高的情况下，在城关街道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半山腰的这座颇有气势的博物馆；它东面的山墙上那面巨大的“鸟架鼓”图案极其醒目；歌舞升平，凤舞楚天，是诸侯国文明成熟发达的象征。鄂是湖北的简称，凤凰是楚国的标志，也是鄂州历史文化的标志。这个吉祥的大鸟，给西山带来了灵气，她让这座长江边的小城亲切地偎依在她的脚下。红墙灰瓦水刷石的墙面，时隔多年已显斑驳，吉祥的图案再也没有先前那般醒目，但在我心目中，它高大的形象是如此让人难以忘怀！
外公熊亚云是个考古学者，他具有那个时代所有优秀知识分子共性的风范，是一个勤恳淡泊的老学究。60岁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觉得所有的努力得到了党的认可，他快乐而激动。在儿时的记忆里，我常常去外公工作的单位，位于大西门广场边上的县文化馆。外公成天在库房里捣弄着那些破乱的陶罐和青铜器皿，我好奇的跟在他身后，无聊地张望那些架子上堆放的，奇形怪状并不太美的宝贝疙瘩，尽一个孩子的最大定力，保持了对它们的恭虔，不去乱碰，我知道每次他都是戴着手套，很小心的对待它们。有一天他说“快啦，快有新家了”这是自言自语般的，当时我并不知其中所包涵的感情，以及背后那些百感交集的故事；他为了护住这些珍贵的文物而与红卫兵斗智斗勇，以及周旋于被上级流失般的征调中，受过了很多委屈。这一切在1987年的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接见，获得了文化部的金质奖章，为我市迎来了一枚国家级的荣誉，他觉得所有的委屈都值。
30年前，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小镇上，外公的祖籍就在那条石板铺就的段店镇上，印象中的小镇还保持着古朴中的繁华。外公自年青时就在城市里搞文化工作，我的外婆跟随他一辈子，都未曾沾过他什么光，她是一个辛苦的手工业者，包括我现在从事美术工作，老太太很能跟我谈出点道道来，才知外婆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职业，比如印染和翻制模型等，一辈子没有固定工作，在乡村要养活一大家口人。做过下乡知青的妈妈，每到农忙时节就把我寄养在镇上的外婆家。记忆里的外婆很是忙碌，倒是没有看见听见她对外公甩手掌柜般的抱怨过什么。每天早上，窗外还是月光的时候，她就关掉闹钟起床匆匆离去，去镇东头的豆腐社干活了。而我每每被镇上开始的早集所吵醒，然后起床，慢慢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和吆喝，晃到镇的东边，喝上一大碗热烫的豆腐脑。这条古街的生活气息现如今荡然无存了，再也看不见马头墙，那如大拇指般翘起指向蓝天，没有了庭院深深，宗族祠堂也不见了；木楼上尚不完整的围栏还是有些讲究；清晨，一扇扇逐渐打开，又一块一块拆下的店面油黑的木门，镇上居民开始了一天的劳动。高大的木架上悬挂着的，那不断努力被拉长的油面，随着劳动的节奏与韵律如绸缎般垂下，微风吹过，显示了它的劲道。比起西北兰州的拉面，我们鄂州的油面更演绎了地方的民族风情，传统的节日和婚嫁喜事更是少不了，人们喜爱地相互赠送，赋予了油面的吉祥如意与祝福。如今这些场景以渐渐淡化在历史的岁月中，在城区的鼓楼街四眼井一带，本是一个良好的市井生活的范本，八十年代末期还尚在的油面作坊，现在已经彻底消失。
我在祠堂里读完小学，告别孩提的时候，在城子山树林里的一个古庙后面，市里在那里立了一块很大很方正的石碑，“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我外公熊亚云的题字碑刻，我熟悉他的隶书。后来我离开了村庄去镇上求学，再后来又去了更远的地方。外公对文化事业的执着和君子人品一直影响着我，那一年，舅舅熊寿昌刚从他所痴迷的无线电世界里走出，开始跟随着外公出现在田野考古的科考路上。
1983年，外婆进城定居在西山南坡，刚新建起的博物馆大院内。如是那里又成了我，每年寒暑假来度假的地方。外公是市博物馆的创始人，他奠定了鄂州市文博考古事业的基石，他的助手包括他的儿子熊寿昌研究的方向，一直在他构筑的框架内纵深发展。
把铜镜文化从故纸堆里重新挖掘，确定了鄂州铜镜在历史上的地位；文革时期社会混乱，他牢牢的掌控使文物没有流失，确立了现在文物收藏大市的局面，保住了历史文化名城之根。从小的耳濡目染以及文化的熏陶，以后在城里读中学，外公外婆给我学业生活上的指导，这种文化血脉没有中断过。我在市博物馆大院内度过了，迄今为止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博物馆老馆的格局，经过30年岁月的陶冶没有太大变化，其建筑式样仍是经典。唯一遗憾的就是近两三年西山的松树大量枯死，全然没有了松涛阵阵的感觉，松树的衰败还在加剧。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区的面积已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近10倍，经济也发展城区人口增多了，博物馆也要适应市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市委市政府本着对本土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高瞻远瞩将博物馆迁至市区，宏伟的蓝图已经实现。博物馆新馆凝结了无数专家的智慧，屹立在江畔，器宇轩昂，其硬件设施也是全国一流，成为鄂州最大的人文场所，舅舅熊寿昌也继承了外公的研究工作，走上了领导岗位。新老博物馆的变迁，是鄂州城市文化发展和城市地位发生质的飞跃的一个缩影。
外公离休有近30年，但还是一如既往的从事着他的文化研究，他对事业的接班人熊寿昌的栽培上一直很严格，良好的为人，求真务实的学者风范影响着他，这些也潜入默化影响着我，孩提时第一次拿起毛笔学他写字，感受到墨华的神韵，初中时第一次认真地去研读文言文，却没有我的同龄人那样的待它如隔膜，更多是追思着历史，泛滥扩大着自己想象的空间。
30年过去了，我从先前的一个村野孩童，成长为一名中学教师，从事和美术有关的教育事业，得益于外公热爱文化考古事业的影响和市博物馆这个优良的大环境；从来都是一种大视野，有着浓厚的人文情怀，无论我行走在祖国各地，首当是询问或在网上搜出当地的历史名人，从名人的历史功绩上着手思索他们所处的环境，体味历史的脉搏与温度。踏上异乡的土地，到达任何一个历史名城，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则是从没有遗漏疏忽掉，带着很多的问题审视和思考这些人文遗迹，历史不是历史，行路亦是求知。学生们常常羡慕我能利用假期外出游山玩水，其精神内核并没有他们那般肤浅，所有行过的路途，所有的文字和绘画的记录表达，是我生命迸发出的灵感和能量，是鄂州这块土地和文化大儒赋予我的灵气与思索。
2012年冬天，在新馆已经建起挂牌之际，我扶着年近九旬的熊亚云老人爬了很多的台阶，仔细查看了新馆的每一个展厅，他连连感叹，他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都很衰减，认识他的群众市民纷纷过来和他打招呼，我不得不充当起他的“翻译”。很庆幸，还能在他的有生之年亲眼见到了新馆的开馆，他无疑感到自豪，他感恩他人生的福气，外婆健在，精神矍铄，还能接听我打过来的电话，每次去他们家，看见老先生伏在案上，整理他的文档手稿，看见我来了就笑了笑“我快要走了，快要去见马克思了......”老人的文化品质如何去继承不是一个家族的事，这是我身处教师身份面对我广大的学生，正在努力做的事，薪火相传，把文化里让人温暖的部分永远保持着则是使命。
鄂州自古就是人杰地灵山河有情的地方，吴王城的城墙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离博物馆不远处的孙权雕像，正以他那踌躇满志雄视古今的气势，向这块土地上勤劳务实奋斗的人民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