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并不很大，百年以上历史的古镇却有十多个。从这一点来看，鄂州的历史不仅十分悠久，而且历来人口兴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
鄂州地处江南水乡，然而，这里的古镇却没有鲁迅，叶圣陶，余秋雨等文人笔下那样独具江南特色古镇的风貌。这些古镇，看不到有穿街而过的狭窄河道，也看不到有一座座雕刻精美的石拱桥，更不会出现那诗情画意般的，临河拾阶而坐的浣衣女，以及“咿咿呀呀”穿桥过往的乌蓬船。鄂州的古镇，大多是依江临湖而建，也有的置于陆路要冲的小山岗或山岙里。窄窄石板街道的经纬，将古镇编织成一条委蛇般的直街，亦或“十字”般的棋盘街。它们构不成周庄、同里那样独特的历史名胜，也谈不上什么幽僻或气势，但却能给人一种开阔。畅达和平稳的感觉。
如今，这些年代久远的古镇，早已被一种激扬滋润的生活方式所淹没。那些古朴的民居和那磨砺得又薄又光滑的石板融合着那片泥土，凝成一块巨大的基石，托起一座座新的城镇，靓丽的呈现出一派日新月异的美姿。如果我们要找寻古镇的魂和升沉荣辱的历史，只能从一堵残垣断壁去浩叹古镇的沧桑；从一片瓦砾去读出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奇故事；从一块用来垫脚的雕花石板上去抚摸古镇文明的厚重。
古镇，是一部部深沉厚重的古老线装书，让人艰难而又愉悦地去细读。
古镇，是一坛坛封存醇厚的陈年老窖，让人绵软而又津津乐道地去品味。
之一同仁善堂与陈家衙的善行
大凡有慈悲之心，方才有善举之行吧。慈悲之心，大概是人们与身俱来就有的，然而，在物欲横流的人世间，由于人们对“自我”的过分执着，凡事以“我”为重，以“我”为先，所以慈悲之心就得不到发展，反而会受到迟滞或压抑，难作出什么善举之行。而“真正之慈悲展露时，如同身陷烈火之中一般。”
我不是佛家子弟，但当我走进千年历史的葛店镇，看到“同仁善堂”的牌匾时，不由就想到佛家大师的禅论，想到古镇人的善行，想到他们超脱“自我”而展露的原始人性。
岁月的流逝，已无法寻到同仁善堂的踪影，据老街坊讲，同仁善堂在葛店正街三会巷附近，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古建筑，坐南朝北，一进两幢。前幢为两层中西合璧式楼房，青石门框。门楣上方嵌有一横石匾，镌刻斗大四字“同仁善堂”，笔墨饱满，雍容遒劲，不知出自何人大手笔。后幢为传统殿宇式建筑，高大宽敞。正堂上方挂有“惟善为宝”木匾。而在两幢之间是半亩左右的庭院，一条石板小径将庭院分为东西各半。两边置有太湖石假山，旁有石桌石凳，紫荆花和夹竹桃点缀其间；东边植石榴及各类花草，相映成趣，给人一种素洁雅致，赏心悦目的感觉。善堂北对田园山丘，东傍湖汊水流，一派田园风光，使自然美与人文美融为一体，将善行的扶危帮困之慈悲心，烘托得十分得体，淋漓尽致。
葛店这座同仁善堂，并不是官方在此兴建的，也不是达官富人所为，而是古镇上一位走出“自我”炼狱的平民百姓周重俭的善行。而仅能生活自保的周重俭，何能建造如此精美的同仁善堂？据了解，原来他为了展露自己扶危帮困的慈悲心愿，于清代末年就开始走街串户，东家磕头，西家作揖，几近乞讨般地多方求助。细细想想，能做到这样，就需要一种勇气，一种毅力，一种超然的慈悲心理。暑去寒来，一年又一年，经过近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最后他终于在民国八年，将自己的慈悲之心化作了这座精美的“同仁善堂”，仿佛在古朴的街市上盛开了一朵圣洁的白莲花。
自此，孤寡病残得到了救济；遗弃的婴儿得到了收养；乞丐和疯人得到了庇护；灾民得到了施舍的粥和衣；无人收殓的尸骨得到了安葬，使古镇多了一份阳光，多了一份温暖；使人世间少了一份凄凉，少了一份悲伤。
对于周重俭不以“己”为重的善行，在“自我”执著人的眼里，他可能是个“疯子”，不可理喻。然而，由于周重俭植下了这株善行的莲，古镇良好的善行氛围得到了营造。周重俭去世后，同仁善堂开始由葛店商会出资管理，并在民间募集部分资金，成为当地民间一个慈善机构，继续从事着扶危帮困的善行。
同仁善堂历经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修缮不够，才被古镇人含泪拆掉，但那块“同仁善堂”的巨匾却被人收藏起来，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已无形地珍藏在古镇人的心里。
同仁善堂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平民的善行，因为他对困难、痛苦、不幸有身同感受，所以就生出怜悯之心。然而，我又想那些生活在上层的人就真的都是“为富不仁”吗？有了这个想法，我又不由让自己的视角走进葛店时空间的陈家衙。
陈家衙是葛店镇清代历经嘉庆、道光两朝的二品大员陈中孚的府第，可说是权重家富的上层人物。但可惜的是，其府第因遭两次兵火，早已化作一缕青烟，一堆瓦砾，一声叹息，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因此只能通过其后人的回忆文章和古镇人的传说，才能找到它富丽堂皇的真面目。
据陈中孚的玄孙陈邦夔撰文介绍，陈家衙位于葛店镇上街以南，依照清代宫衙府第建造的。由此，我就会想到北京城里的恭亲王府，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述的贾府大观园，我就能看到陈家衙那华宇如云的规模宏大；看到重楼叠阁，飞檐斗拱的设计精美；看到拱桥荷池，曲径通幽布局的精妙；看到花木繁荣、紫姹嫣红，衬以假山奇石的美不胜收。而单从人们传说的数据而言，陈家衙里有“天井四十八个”，有“粗壮的红漆柱头九十六根”。至于里面的陈设、装饰，更是古色古香，金碧辉煌。
陈家衙在我眼里，仿佛是一件巨大的金雕玉凿的艺术品，让人赞美古镇人精美绝伦的建筑高超技艺的同时，还会浩叹陈家衙的巨大耗资，决不是几万，几十万吧？钱从何来？曹雪芹老先生说的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用在陈中孚身上，我想不为过吧！更何况他还有儿孙同朝为官，加之地产，兼营“大夫第鸡肝散”医药，自然就会财源滚滚。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富有的陈家衙，难道他就像朱门前的两尊高大的青石狮，圆瞪着眼，张着血盆大口，给人一种狰狞的面目，而没有慈悲之心，没有善行呢？
查看史料，历史的陈中孚，自公元1799年考取进士后，历任过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道员、监察御使、布政使、按察使、巡抚、漕运总督等官职，他在任期间，恪尽职守，敢作敢为，对捐官、举荐中的腐败之风严加管治。尤在兴修水利、治理河道、创办书院等方面，“或废弛已久，或徒有其名，或规模未善，或经费不敷，无不厚割廉奉，妥为经理。”可想，这位陈中孚不像和坤和一切贪腐自饱私欲的官儿们。他胸中装有国家，装有黎民百姓，他不含糊地能拿出自己的大量工资补贴修建水利工程，治理河道，兴办学校，可谓利国利民。如果他那颗慈悲之心没有得到超然的展露，没有挣脱“自我”困惑的勇气，就决不会有如此的善行啊！
此外，陈中孚虽然身居高位，为官在外，但还深深怀念着生养过他的武昌县（鄂州），为了家乡多出人才，想到武昌县读书人进京赶考，会遇到投宿难，觅食苦，就慷慨地自掏腰包，在京城修建了一座“武昌会馆”，免费提供住食，无异于是捧出的一份温暖。从大的方面说，他这样作，是为国家安邦问鼎选拔人才提供方便帮助；小而言，这又何不是浓浓乡情的牵挂和对家乡读书人寄予一种厚望。心中有了“他人”，自然就会有所善行。我想，一个“为富不仁”之说，是否有些偏颇呢？
同为葛店的同仁善堂和陈家衙，都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不论它们的主人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还是高层，也不论他们的生活存在多大的差别，但他们都有一颗善良之心，都曾为人世间作出过难能可贵的善行。这种善行无所谓去评论它的大小。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所针对的对象也不一样。所以，我想，他们的善行于社会，于国家、人民都有益，就会永远美好地留在历史的记忆里。
善行，是古镇的根；善行，是古镇的魂。多一份善行，就多了一份阳光，多了一份温馨，生活不就变得更加和谐美好吗？
之二大生堂与振民强的信义
“横看长岭岭弥长，秋色妆成一醉乡。隔岸日斜过道黯，平林叶落细湾凉。云连沼岫通樵径，水接梁湖系钓船。几处人烟萧瑟里，回眸山市在苍茫。”读过清代长岭文人朱琢章这首《长岭望秋》诗后，就有一种仰慕那“山市”的情怀。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终于走进了那个风光秀美的“山市”长岭古镇，但却不是秋天，而是山色苍萃，水色碧清；草儿丰茂，花儿繁盛的春天。
历史的车轮已远去了几百多年，眼前早已是旧貌变新颜。高大的琼楼玉宇，已将那古朴的“山市”挤得支离破碎。好在古镇人留下了那根脊梁，那条走过几百年风风雨雨，承载过喧闹的繁荣和衰落的萧条的青石板街道，昭示着它曾经的坚韧不拔。
我徜徉在这根不屈的脊梁上，虽然思绪万千，但我只是想象着“市廛始盛”于清代乾隆年间，鼎盛于光绪和民国年的古镇。百数家的商铺作坊，招引着商贾如云，舟楫如林，将古镇营造得“小汉口”般的热闹。是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撑起这片繁荣，想必除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得天独存的地理优势外，其本身是否还存在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呢？这就要走进像大生堂和振民强这样百年曾兴旺的老字号去看看。
然而，真正的大生堂和振民强，现在只留下遗迹，是走不进去的，只能走进它们的历史时空。
首先，来看大生堂药铺吧，它坐落在古街市中心区的东边，为明清风格的那种建筑，砖木结构，骑马式烽火垛子，一进数幢。当街是两层楼高大的门面。厅堂两侧高立药柜，横陈铺台。厅后有作坊数间，规模可观气派。
大生堂药铺的创办人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儒林郎朱庆甲，传闻，清咸丰年间，由于他害了一场重病，身感疾病对人体的折磨，对生命的摧残，对人民所带来的痛苦。这位饱读圣贤书的老先生，竟放弃了那能光耀门庭的仕途追逐，于1853年就开办起药铺，干起了悬壶济世的实事。那时他思想上有了现代人所说的“救死扶伤”这一理念，所以就亲笔书写“大生堂”牌匾，高悬于门楣之上，作为铺号。撰书“大道慕歧黄以上，生机满天地之间”一联挂于堂，将自己悬壶济世的主旨明示于人。
纵观大生堂历经四代，一百余年，久盛不衰，除沿袭了其主旨理念外，恐怕就是秉承了那不可乱象的职业道德准则。在其《药必亲验》里，明确规定看病售药必须遵从“病之转机，全在药之得力。即已经试验之药，临时尤宜审慎。或霉烂太多，而有潮湿之毒；或虫蛀过甚，而无药性之全；或药值昂贵，而减轻分两；或药宜泡制，而简便含糊；或药缺，而私行代替；或药工艺浅，而妄自称秤。苟不审视，难保无虞。且煎药时，亦必叮嘱。如发散药，性多在气，不可久煎；滋补药，性多在质，又贵缓熬。与夫药片之粗细、药色之新陈，均当亲为检点，亦不至以人命为儿戏也。”
准则是道德的底线，好制定，贵在遵从。大生堂的四代主人，百年来，只有丰富，决不越雷池半步。对于百味中药，严格遵从古法泡制，十分讲究饮片质量，厚薄横直都有严格的规定，象“槟榔无见边，常山飞上天，蒺藜光无刺。陈皮一条线”等。不仅费工费时，而且决不允许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以劣充优，以假乱真。此外，主人还将药材名称、产地书于金字匾，挂于大堂公示。这些具体的经营行为，让大生堂的第四代传人撰写了“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名联，敞露了他们的襟胸。
由此看来，大生堂的主人，在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在商海刀光剑影的搏杀中，两眼并不是死盯着“孔方”先生，而是视人命为天职，视病人为上帝。这就是大生堂的职业道德，这就是大生堂的诚信精神。想想，有了诚信，就有了信誉，有了顾客盈门，就自然能使他的事业如日中天。
当我再进入“振民强”商号，方知道这个金字招牌并不是长岭古镇土生土长的。它原本是南京城里的一个大药店老板的铺号。创办于何时何人，无法知道，只传闻这个老字号不远千里移到古镇，却演绎了一个大义弥天的商人传奇故事，听后让人扼腕。
清光绪年间，月山船民杨敦泌长年驾船于长江下游，与南京“振民强”药店老板结下深厚感情。由于那老板没有儿子，杨敦泌就将自己九岁的儿子杨蔼如送到药铺当学徒并照顾老板。不几年，清政府被推翻，军阀混战，时局动乱，老板临外出避难时，将全部家产托付杨蔼如看管，并嘱咐说：“如果我一月没有回来，你将全部家产带回湖北老家。”转眼一月有余，老板未归，也无音信。杨蔼如只好将全部家产装成十三大箱，雇船沿江而上。一天到达黄州码头，却被土匪抢劫一空。杨蔼如只能悲天怆地地放声大哭，适逢黄州府督军杨润馀路过。一问，知道是同乡月山人，并设法追回所抢之物，但只将九箱送还给杨蔼如，四箱珍宝贵重财物却被私吞。杨蔼如不敢提及，还感谢不尽，带着仅剩财物，先到大冶保安镇，以“振民强”铺号开药店。由于当时生意不多，几个月后，才辗转搬到长岭古镇。开始租余经焱的门面开药店，后又买朱万兴朱伯强的房子，改营百货、布匹、杂货、糕点等，依然打着“振民强”的商号。杨蔼如虽然年轻，但为人诚实敦厚，买卖公平，价格合理，热情地把顾客迎进送出，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尽管如此，杨蔼如并没有把“振民强”据为己有，只是认为在替南京老板经营管理。等时局安定后，多次派人到南京寻找老板，但却是音信全无。在这种情况下，就有的人，可能会改换招牌，自己享受这份“飞来”的家产。
诚然，直到数年后，那位南京老板却找到了长岭古镇，见到自己创办的“振民强”商号在这里一片兴旺，见杨蔼如讲述了几年的曲折经过后，又将“振民强”商号归还于他。老板被这年轻学徒的诚信和仁义深深感动不已。
大概这位没有后人的南京老板，同样具有诚信与仁义的精神，觉得杨蔼如是最适合做“振民强”商号的传人吧。几个月后，老板坚意要回南京，财物分文不取，将“振民强”送给杨蔼如。杨蔼如再三推辞不掉，这才接受。并亲自将老板送回南京，还赠贵重物品致谢。
自此，“振民强”商号真正归于长岭古镇，归于杨蔼如。并由他的后人一直兴隆地开办至1956年。
不论是大生堂的诚信，还是振民强的仁义，都是古镇商人朴实的美德，都是撑起个人事业的兴旺，撑起古镇繁荣的精神支柱。由此，我又想到在古镇聚宝寺里读到的“财利果能取以义，神明当必降之祥”古联，觉得说的不无一定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