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瑞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鄂州市图书馆工作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时光流逝、社会变迁。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原鄂城县升级为市，图书馆也跟着升级了；1986年我们告别三馆加剧团（群艺馆、图书馆、博物馆、楚剧团）一栋楼的时代，迁入了新的图书馆大楼；1994年被评定为国家地市级二级图书馆；2011年又升级为一级图书馆。
而三十多年来，多少个熟悉而日渐蹒跚的背影依然在这里流连；多少个当年出没于这里的稚幼学童如今牵着同样稚幼的学童渴读忘返。在这里呈现着多少读书人孜孜不倦的身影和渴求知识的故事。
前几日，在图书馆读书看报几十年的彭老先生，与我闲谈，说起三十年前一连三、四年的每一个冬天的上午，都会来图书馆读书看报的那个老乞丐，他穿着一身破烂的看不出是深蓝还是黑色的棉衣棉裤，肩背着一条补了又补却洗得极干净的灰麻布褡裢，他第一次捱进图书馆阅览厅时，那畏缩躲闪、浑浊的双眼怯怯的搜寻的样子，仍记忆犹新。记得我走上前询问他有什么需要，他犹豫着抬起满是皴裂的右手，指间捏着一张绉绉巴巴的五元纸币，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悄声说：“俺要办个阅览证。”我当时心脏象是被铁锤重击了一下，闷了片刻，“啊！”我说：不用办证，你想看就随便看看吧。“俺来过一次，还没进大门就被赶走了，今天是溜进来的。”我想了想，将他拿钱的手挡了回去。拿了张图书馆编写目录卡的硬纸片，写上“阅览证”几个字，签上了我的名字，并让他也写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以后就可以拿着它来阅览了。那天之后，只要是冬日的上午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第二年、第三年他每年第一次进来时，都要拿出那张小卡片在我眼前晃一晃，露出暖暖的一笑，我发现小卡片用塑料膜仔细的包了。
彭老先生问：他很久没有来了吧？我回忆了一下：是啊，好像是八五年、还是八六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来了，也许是村里富起来了，不用再出来讨饭了吧，也许……。彭老先生也是一番唏嘘。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一位中年妇女敲响了我家的房门，进得门来就向我深深的鞠了一躬，说是感谢我这么多年对她父亲的关照，我十分惊讶，细问之下得知，她是图书馆一位老读者——贺俊伦的女儿，她说：父亲上个月去世了，临终前再三嘱咐她一定要将在我手上借的两本书还了，随即从提包里拿出两本书交到我手上。我不由得眼窝一热，这个老贺呀到死都忘不了书啊。想起老贺第一次来图书馆（应该是1982、83年）那潦倒落魄的样子，至今还有些心酸。老贺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出狱后由于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工作和收入，就以卖冰棒为生，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背着卖完冰棒的空箱子来图书馆看书，不到关门不走。后来落实了政策、补发了工资、恢复了工作（当然也到退休的年纪），不再卖冰棒了，更是整天扑在图书馆里，有时啃两个馒头喝杯白开水就当中餐了。
老贺好写律诗，时常拿他的作品来让我修改，他对诗词的平仄、韵律、对仗等并不很懂，常常会让我哭笑不得，有时候我会很不客气的嘲笑他，而老贺天生一副好脾气，逆来顺受甚至到了死皮赖脸的地步，而他爱书、爱读书也到了至死不渝的地步，为此我和他倒是有些投缘，成了忘年之交。拿着他让女儿还来的书，心底不禁升起一份深深的敬意。
二十年前的一次意外事故让很多人记住了董娇的名字，人们可能只知道这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因救同伴而失去一条手臂的壮举，却很少有人知道她面对小伙伴家人责难时的尴尬和困惑，“你为什么要救她，让她死了算了，象这样瘫在床上，叫我们怎么办啊？”看着躺在床上失去双腿的小伙伴；看着自己那条空荡荡的衣袖，从此小董娇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再出门玩耍，不再与人交流，她沉默了。
我们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得知此事，选了几本书：《雷锋的故事》、《张海迪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给董娇和她那小伙伴送去，此后我们的这位管理员每个月都送去新书换回旧书，与她们谈心聊天，鼓励她们勇敢的面对同学、社会和人生，坚持了五、六年之久。一天，中学毕业的董娇来到图书馆看望那位图书管理员，两人交谈甚欢，形同母女。
在图书馆这三十余年里，我看到的点点滴滴都充满了读书人或勤奋专注、或悠闲惬意的风情。图书馆对于读书人来说是学习进取的知识海洋；是放飞梦想的航空母舰；是呵护心灵的宁静港湾；又或是可以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亲密挚友。多少图书馆人与读者，读书人与读书人因书结缘，或携手共度人生；或成就一辈子的深厚情谊。
如今，在网络充斥着世界每个角落的时代，到图书馆来看书学习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喜爱传统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仍将不断上演着读书人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难道这不是让我们图书馆人感到欣慰和骄傲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