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友如
母亲，十七岁那年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七岁刚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民。十几年间，一顺溜生下了五个男孩，接着又添了两枝花。老人说，“五男二女”是要硬“八字”载的。也许是母亲“八字”差了那么一点，因而，我手下的小弟“老五”出世不多日就夭折了。
母亲三十一岁那年，因父亲当上了村支书，要带头响应计划生育号召，不然不知后面还有多大一串。三十一岁啊！如今有多少这个年龄的姑娘正在闺中待嫁呢！
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妙龄秀女吸附这块土地，一晃就是六十多个春秋，始终心甘情愿地围着六个儿女转了一辈子。大概是天意吧！
从儿时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母亲像往常一样急匆匆放工回家，没歇口气就上灶台做饭。这是一个打了补丁的土灶台，破壁残膛。家中缺盐少油、缺米少菜，满屋多的是高矮不齐懵懂无知的孩子，有的爬上灶台等饭吃，有的依偎在墙边不做声，有的在打闹，有的在啼哭，有的……见状，焦急、心痛。不巧，外公碰上了枪口，磨迫了的母亲就把外公当出气筒：“爷呀（母亲管外公叫爷，地方言），你害死我了呀，把我弄到这个鬼地方来遭罪，老天爷也不长眼，把这多‘冤孽’送到我身边，讨债啊！”“爷”一声不吭。他露出无奈而又慈爱的笑脸。半晌，迸出几个字：“秀儿，莫焦急，熬过去就好了。”
凡事有原委。解放前夕，外婆在建筑队提灰桶，外公拖板车。同在一个城市——武汉。唯一不到十二岁的女儿也在武汉一纱厂当童工。假如，要验他们的身份，外公和外婆数农民工。旧中国的农民工。母亲呢？打工妹。小小打工妹。按理说，一家人有点事做，有口饭吃，也算有一份安静。可是，快解放了，“爷”听说要炸纱厂，怕这根独苗断了（因为母亲几个兄弟没拾起来），便擅自偷偷地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在工厂注了册的“在册职工”母亲引回了老家——张前湾。外婆知道后，气急。从此与外公分道扬镳，再也没有复合。
母亲从一个准市民，陡然变为一个地道农村妇人，虽不叫“落魄”，但总觉得一时难以适应。干农活显然吃不消。尤其是她最怕蚂蝗，从不敢下田插秧。地道的“旱鸭子”。后来，经生产队长安排，她成了禾场的一名“固定工”。禾场上一群清一色的妇女，只有一个男的，叫保管员。他负责派工、记时、看护什么的，是她们的头儿。禾场的活主要为收收捡捡、翻翻晒晒。比如棉花、玉米、稻谷、芝麻等物。好在不下水田，但活儿也不轻松。盛夏，凭那草垛、谷堆与烈日产生的高温就有四五十度。热浪袭来，象蒸包子似的汗水直淌。那年头哪有象今天这样五花八门的饮料呀！解渴的是大桶装的野山楂加一花儿盐烧的茶。稍赋闲点，几个妇女偷偷地找个草垛与骄阳斜切的荫凉处蔽下荫，有时屁股还没坐稳，就被保管员吆喝到太阳底下：“田里干活的人不是人吗？有荫吗?”这群妇女也不是吃素的，趁机，她们嘻天哈地地将这个“老单身”保管员放倒，使劲地将麦须往他身上塞，让他骇痒难受。她们窃笑。虽苦、虽累，但她们也会找乐子，经常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荤话，母亲一般不苟言笑。有些活是技术活，比如：筛筛子、煽风扇、捆草头等等。你没有一年半载的学习和磨砺是注定不会做的。你不会做，背后是注定会有人贬损的。那年头，工分就像今天的高考分数一样的金贵，七个工分日是不好混的呀！
尽管母亲日夜操碎了心，但她脸上露出的表情一向安详。偶尔对外公发点怨言。外公也从不“对抗”，安之若素。“有人才有世界，熬过去就好了”。他不停地帮母亲做家务事，比如搞把子、打要子、添柴火、生炉子。日久，爷俩成了相依为命的良师益友。母亲爱听外公边干活边讲故事。外公很少讲鬼与怪的故事，按现在时髦的说法，都是正能量的。下雨天，外公也在做针线活的母亲旁边细细地讲，慢慢地述。水浒呀，宋江呀！三国呀，刘关张呀！辩贤良、识奸佞，有褒有贬、沁人心脾。有时还讲本地名人张裕钊（曾国藩门下四弟子之一，排行老二）如何回乡乘船没给钱，现场写字让船翁去当铺的故事。还讲仁人志士盛浩如如何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讲的，听的，旁听的，时而流泪，时而欢笑。外公也常细说自己的身世。父母早故，在舅舅家寄养。舅舅视其如子，送他念书。他说学堂里有个“神童”，背书不是一节一节地背，而是以老师用针在书上使劲一刺的针眼为准，只要是有针眼的页码，他在第二天全都能顺背如流。也许是天妒英才，这人命短，不久就死了。外公数“次神童”，也算得上聪颖过人。难怪后来电台播放社论，他一口气可以复述出来。要是继续念下去，说不定外公也会成个什么“家”之类的。可问题是，外公只念了一年半就辍学，因为舅舅家有人颇有微词，说让外姓人读书不合适。外公听后气愤地甩掉书包，步入了社会。他是个硬气的人。有一回，在一个中学当伙夫时，校长要他一斤米煮出八斤饭，他咋舌地说蒸不出来。校长又说煮熟了再蒸一次，“双蒸”就出来了，外公还是说蒸不出来。那校长气急了，逼着外公写检讨认错。外公也恼极，偶露了一回峥嵘：“拿笔来，我念你写：‘校长叫我作检讨，双蒸八斤蒸不了。游龙浅水遭虾戏，黄莺啄了大鹏鸟’。”外公拂袖而去，校长半晌愣着。
我家就这么点文化底蕴和沉淀。祖辈、父辈均为文盲，只有外公是个“科班”。哦，还有我父亲后来通过夜校和培训，认识了一些字。母亲，受了外公的熏染，崇尚文化，再苦再穷，也要让孩子读书，女孩也不例外。我寻思着：母亲傻呀，为何不像别人一样，早早地让孩子帮自己干活？母亲经常引用外公常说的话告诫我们：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外公是我家的“智库”。我们许多为人处事、安身立命的精神动力就来源于此。
我四五岁时，外公经常肩负我看戏或玩耍，很当真地教我哼一首歌谣：亢头亢头，有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亢头。我津津乐道，他喜极而笑。后来，我才知他是戏弄我的，因为我是亢头。我上当了，被“老狐狸”带上钩了。何止上当一次？每逢过年，母亲时而请裁缝到家里来做新衣服。这下可好，他兴致大发地唱念着：“新老大，旧老二，补老三，破老四”。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忽视，哭了。找外公评理：为什么轮到老四说是破的？他又捂着嘴巴笑。
他对我是宠、谑、教于一体。有一年大年初一，我大约七八岁，外公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一张红纸摊在桌上，折成竖格，放好砚池，将一支毛笔递到我手上，教我写字：“新正发笔，笔中有花，花中结果，果然如意。”这是一顶针句，后来才知道。继而，他又给我买了一本柳体字帖。临呀，摩呀，那个间架，那个骨，我的毛笔字就从那时发端、启蒙。
外公是个和蔼可亲的善老头，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倔老头。他疼我们一家人，胜过他生命，掏心掏肺，无怨无悔。他从不呼我们的名字，总是昵称：“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他在“博爱”的同时，还有点偏爱。最钟爱的是我和大哥。我排行老四，他时常调侃我为“四先生”。因我小时候瘦，他也喊我“四猴子”。他从不打我们、骂我们，一贯的和颜悦色。我们做错了什么事，他从不大声呵斥，从他的眼光里，我们似乎看出，不是纵容，而是耐心的期待。在生产队“看山”时，在梁子湖畔放养了几只鸭子，他几乎把所有的鸭蛋都拿到了我家。有时攒几个叫我或大哥去开点“小灶”，那菜油煎的鸭蛋，一碗四个，五个，香喷喷，其味无与伦比，我们一呼噜就几乎连同舌头一起吞到了肚子。他在旁边望着我们咽，露出快慰的笑容。只要有一点有用的东西，他就要积攒起来，隔三差五地从十里开外向我家驮。比如小鱼小虾、菱角莲蓬、红苕、玉米、柴火、棉絮和亲手为我们织的鱼网、竹篓。三十年如一日，几乎天天风雨无阻地往我家跑。有时瞄我们一眼就茶饭未进地折返了。外公过去是一个高大强硕的男子汉，一晃，老了，背弓了，拄着拐棍，身躯像干柴一样，瘦骨嶙峋，一点肉也没有。能有肉吗？一年到头没进一点荤腥。母亲心痛：“爷老了，别再跑了，万一在哪儿栽倒了么办呀！干脆在我家歇着吧！”“爷”回答：“我来瞄一眼心里好过些！”
外公有时披星、有时戴月，有时骄阳、有时雨雪地把那条周而复始的路跑成了槽子。我家本无路，他走多了就成了路：一条施援之路，一条温馨之路，一条迈向希望之路。
1978年，外公病卧我家，我快高考了。每天，我赶十几里路程放学回家，给外公喂流食，比如苕粉糊、玉米糊和稀粥。我把脸贴在外公那褶皱、冰冷的脸上说话，外公总是笑着将我推开，生怕我闻了老人气。我还给外公暖脚，捏着他那皮包骨的脚肚子，在被窝里暗自掉泪。我给外公清洗大小便糊了的裤子，从心眼里没半点嫌弃。外公撒手那天，我们都不在，只有母亲给他送了老：“爷呀，眼看日子快熬穿头了，您怎么不熬了呢？”该享两天清福，可是，没有可是。
外公在我心中是高耸的形象，我对外公有份特别的感情。每逢谈及或者梦见外公，我无不潸然泪下，沾满衣襟。所以，外公故去三十六年了，三十六年我没有缺一年去他老人家的坟前祭拜：鲜花、冥币、糕点、苹果、还有鞭炮和烟花。仿佛他教诲我们的声音还在耳边萦绕：横草不拣、直草不捡呀；小洞不补，大洞叫苦呀；穿钉鞋、拄拐棍——稳上加稳呀；嘴稳身稳到处好安身呀！……
我虽然很怀念外公，但真正承袭了外公品质的人还是母亲。三年自然灾害吃“大食堂”时，母亲到一、二十里开外的地方挑一担上百斤重的煤回来，只在食堂里换回半斤“芽谷”。胡婶从山上挑一担柴回来换了两个糠粑，纯糠的。母亲伸头问了一句，胡婶护食，立即转身以背相对。母亲识趣地调了头。那时候还没有我，有一次，母亲打回照得进人的稀粥（从东北运来的发了霉的粟米煮成的），喝到快要见碗底时，母亲将剩下的不到半酒盅稍稠一点、有几粒粟米荡呀荡的糊子，给不足一岁半的三哥喝了，五岁多的大哥在旁边顿生不满，两行眼泪“叭嗒、叭嗒”地往下流，母亲也心酸地红润了眼睛。孩子饿不得，太吃粗了受不了，故此母亲经常来个“一锅两制”。一天，外公正拿着锅壁贴熟的榆树叶做成的“粑”吃，将锅中央焖的红苕省给孩子们吃。大哥发现后，以为是好吃的“粑”没给他吃，歇斯底里地哭着把外公骂个不停，还拾石头砸外公叫他滚。母亲见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含泪打了大哥，且撵着他围湾子转了几圈，家里闹腾得叫人简直不能安身。第二天，大哥大病，肚子痛，求诊无门，祷告无果。好多时，母亲自责、悔恨、心碎，泪眼婆娑。也许是上天突发慈悲，大哥忽地病好了，母亲喜极而泣。
在那饥肠辘辘的年代，观音土、榆树叶、野菜、粗糠也成充饥之物。有一年春天，母亲挺着大肚子，到田里去挑野黄花菜。跪着用小铲挑了满满一篮子，正要回家时，撞了“鬼”，被邻村一王姓男子悍然劫持。母亲拼命地护着菜篮子，他就使劲地拖拽母亲，把母亲拖得直打翻滚。母亲敌不过他，只好眼巴巴地瞪着他劫获了自己用汗与血挣来的“果实”。算这小子命大，野菜没了，胎却保住了。这小子是谁？就是我。不多久的一个黄昏，我呱呱坠地了。家里米、油全无，母亲用怎么也捏不成疙瘩的米糠煮成糊子喝了一大碗。次日，全湾子搜个遍，只借了三个鸡蛋。碗里用鸡毛也沾不起来油珠子。“大食堂”撤销后，田地里慢慢长出一些庄稼，红苕、玉米、荞麦、豆类也算有了收成。真是“天不灭曹”啊！俗话说：“饥寒起盗心”。母亲和隔壁的刘婶，两个人相约做“贼”。在我刚满月不久的一个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她俩在对门坜正猫着身偷摘青蚕豆，往篮子里装。忽见一个黑影荷着锄头拢过来了。母亲吓到了，用力一闪，滚到了几米高的坑下，眼冒金花，脊骨粱炸得响，也不敢吱声，直到看清来人是“看水”的五叔，才敢哼出声来。五叔见是我母亲，默念着：“快摘点回家吧！”你说，我对我那个五爷——母亲的五叔，是怨？还是赞？
后自然灾害期，“杵称杆子”， 也是我家的一件很难受、很尴尬的事。由于我家人口多，拿工分的人又少，所以时常碰到它。
“杵称杆子”就是生产队分余粮时，队排到你家的时候，握称杆子的人说：你家没余粮。就“砰”地一声将称杆往地上一杵：“下一位。”
每逢秋冬，母亲就要盘点“家底”，谋划对策。他忧心忡忡地对父亲发话：“他父，这么多嘴巴，都成饭糙子了，家里粮食远远不够吃，孩子们饿了肚子，将来怎么成器呀！”随即，父从母命，穿一双母亲做的新布鞋，挑着扁担箩筐，带着布票和棉布（我家人多，当年分布票是优势，棉布是母亲纺的棉线织出来的），揣点干粮，进山里。布票棉布换苕干。父亲翻山越岭百十里，两三天后换回一百五六十斤干苕丝、干苕片。每一程，父亲累得必须瘫睡两日。母亲煮粥时，撮一两把苕丝、苕片，粥稠一些，好吞些也稍耐饿些。聊以添补，以度春荒。这成了我家多年的自救模式和机制。要不是母亲别出心裁的得当措施，我们家定会饿死人的。
无米之炊固然难，但母亲有时也被“有米”之炊而难倒。家里一年到头稀有见荤，偶尔煨点汤算是“大餐”。煨汤不易分汤亦难呀！有一年中秋节，家里宰了两只子鸭，母亲蹲在地上几小时，头晕目炫地将拔净了毛的鸭子煨好，煮了一大锅面条。上十人围住灶台等汤喝，有的目不转睛地紧盯着“猎物”，有的喉咙里早就伸出了爪子。这时注定母亲最难办，她迟迟不敢揭“盖子”（揭开锅盖的意思）。她思忖：全家老小哪个不重要？这僧多粥少，分得不匀会闹别扭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她毅然揭开盖子，先将鸭腿、鸭翅和胸脯肉归个类，再从当家人父亲开始排个序，一气呵成，三下五除二地将肉、面和汤分别盛到各人的碗里。剩下一点滑醒了的寡汤或鸭架子留给了自己。
全家人要过顿肉瘾，那就得耐着性子等候。等母亲千瓢糠万瓢潲地把猪磨大，送到食品公司去“购半留半”（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农民自己喂的猪要交售国家），因吃不起正肉，只能提回一大篮子猪头肉、猪油、猪骨头、猪大肠小肠等大杂烩，全家人可以泼泼辣辣地美食一阵子。最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母亲“炼猪油”。炊烟袅袅，香溢四邻。那个炼完油后的猪油枯子，撒点盐干吃，既香又脆，爽口得不可言状。有时，我趁母亲不在意，伸手偷吃一两颗，差点挨了暴栗子。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这一晃，我已年过半百。当我们的生活过得美滋滋的时候，无时不刻不感恩一物——苕（红薯）。如今，我在街上行走时，只要闻到飘香的炕苕味，必须驻足买一个，口中吃着，心中念着：滋补的苕！救命的苕！感恩的苕！
追忆青少年时代，我的家乡有“四大奇葩”，值得深深的眷恋和感叹。正如近代诗人何其芳所写的那样：“凡是有生活的地方，都有快乐和宝藏”。也许是上帝的有意赐予，在物资匮乏的时候，偏偏送给你个精神乐园，让你怡然自得而去战胜贫穷与饥饿，对生活产生美好的憧憬。一葩，“大雁南飞”。几乎每年在暮霭西沉、带月荷锄时分，湛蓝的天空上洁白的云朵直挂眉梢。天光云影，鸿雁排空。母亲领着我们仰天呼唤：雁子，你排成个“一”字呀；雁子，你排成个“人”字呀！雁子很听话，应声而列，排成了“一”字或“人”字，比现在的飞行表演还整齐好看。我常发愣、呆傻，问母亲：“它们怎么能听懂我们的话呀？”二葩，“雨霁飞虹”。有时骤雨初歇，天空忽地腾跃出拱曲形、似桥状、七彩缤纷、绚丽夺目的彩虹，让人惬意，顿生精神。三葩是“青龙吊尾”。村野东方保安湖，忽见一个黑色的硕形“烟囱”，刹那间从天上垂直伸向湖面，盘旋闪动。忽而又自下而上盘旋而消逝。倾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气势磅礴，煞是壮观。这第四葩就是“山鸣谷应”（俗称应山黄）。对门坜的应山黄，只要一呼唤，定必跟原声一样回应，有呼必应，屡试不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