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贤恩
最近，我阅读了柯友如写的一篇散文《谁言寸草心——母亲，我们家的那些人和事》，从心灵深处迸出了一句厚重的语言，母亲伟大!
友如母亲生有“五男二女”， 按中国传统文化讲，“五男二女，七子团圆”，这是挺美满的。但按人们的真正体验，又总结出了一句话，叫做“儿多母苦”。真的，做母亲可是不容易呀！可惜，就是多年以来，很少有人能把母亲伟大用文字表述出来，特别是感情充沛、绘声绘色地表述出来！读了友如这篇散文以后，我既感到心情沉重，又得到美的享受。
因为它彰显了一个伟大母亲的光辉形象。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云：“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就阐明了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基本要求，以及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学习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我们可以体会到，典型人物是指在作品所展现的典型环境中形成的。
柯友如确是较好的掌握了这一文学创作的原理。你看，他写母亲的伟大，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波澜推进；不是平淡无奇，而是富有魅力，精巧地通过三种不同的环境彰显了一个伟大母亲的形象。
一是通过人生旅途的不幸遭遇来彰显。本来母亲就是个“打工妹”，在武汉纱厂做工，是可以混得比较好的，但因为临近解放，到处谣传纱厂会被炸掉，父亲便毅然决然地将女儿送回老家张前塆，嫁给家境贫寒的一个农民。旧社会的农村怎么能和武汉这个大城市相比呢？可是母亲不声不哼，听从父命，到下柯塆成了亲，生儿育女，勤俭持家，苦苦挣扎，相信“儿大一发”，有人就有希望。坚持担当起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解放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到1958年，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吃大食堂，又遇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浮夸风，天灾人祸加在一起，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吃观音土、榆树叶、野菜、谷糠。在这最艰苦的环境里，母亲把一个个儿女拴在心上。把食堂打回的稠粥给儿子们吃，自己只喝点清粥水。外公从外面搞点榆树叶和红苕，母亲来个“一锅两制”，将红苕给儿子们吃，她和外公吃糠，吃榆树叶，终于使全家度过了灾荒。
二是通过家庭面临的特殊困难来彰显。本来有人是个大好事，“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但人必须是能及时地创造财富，不然就难过“沟沟”。人民公社化时期，大家都凭工分分粮、凭工分吃饭，友如家家大口阔，做工分的人少。生产队里分余粮，那掌秆杆的人说;“没人做工分，哪能分余粮？”“砰”的一声，将秤杆往地下一拄，叫“下一位”。孩子们在家饿得哇哇叫，么办？母亲就同父亲商量，把国家发给每人的几尺布票和自己纺的棉线织的布，拿到山区去换红苕丝或苕干解决孩子们的饥饿。
1982年，父亲因患脑溢血，溘然长逝。家庭的顶梁柱倒了，群龙无首，一个家大口阔的家庭，谁扛担子？
屋漏更遭连夜雨。就在“天崩”之时，又发“地裂”，二哥从部队复员回家，突然精神失常，茶饭不思，四处乱跑。一家人哭的哭，哼的哼，不知怎么过下去！这时，母亲坚强地站了出来，对儿子们说：“儿呀，阎王不会那样便宜地把我收走，只要我眼睛还睁着，留下一口气，也要扛起这重担”。她抓铁有痕，踏地有声。就这样，让全家冲破一个个难关，排除了一道道障碍，终于使二哥的病诊好了，生下二子一女。接着全家还出三个大学生，两个当了公务员。成为一个兴旺的家庭。
三是在与世俗偏见的斗争中彰显。在旧社会读书是富人的“专利”,种田是穷人的“专利”，告诫“穷莫丢猪，富莫丢书”。友如的母亲因为受外公的熏陶，崇尚文化，再苦再穷，也要让孩子读书，女孩也不例外。从大到小，一个个都送去上学，个个都在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友如还读了大学。
从私有制孕育出来的传统习俗，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是作为母亲偏不是这样，特别是在儿女头上，母亲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有点好吃的让给女儿；有点好穿的，让给儿女。家里一年到头，稀有见荤。一次母亲煨只鸭子，思忖：全家老小哪个不重要？她先将鸭腿、鸭翅和胸脯肉归个类，再从当家人父亲开始排顺序，将好的全部给大家分完，剩下的一点鸭架子留给了自己。我读到此处，心酸半天。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有其母必有其子。上慈下孝，这是一对道德范畴。友如母亲的至慈，让儿女深受感动，感化很深。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友如家开始了裂变，光靠种田难以致富，儿女们开始“各奔前程”，三哥到城里开个“麻木”，母亲就随三哥住到了城里。但赚钱有限，生活还是不够理想，友如就及时将母亲接到自己家里。接着找到机会，先后陪母亲参观了首都，瞻仰了毛主席遗容，观看了天安门。母亲很是心满意足。
但下一步，友如还拟陪母亲坐邮轮，观大海。
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儿女尽孝，天经地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