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杉
那一年，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我参加县里的工作组，住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有一次夜间，我和组长老杨穿过漆黑的田野往住处走，碰上露水大得出奇，满世界都是一片滴滴嗒嗒的声音，凝重、缓慢、节奏分明。老杨忽然停住脚步，低声叹了口气，说，真沉啊！
好多年过去了，不知怎么，我总是记得这句话，记得老杨说这句话时的那种抑郁、苦涩、无可奈何的声音。我总觉得，是他说过这话之后，他的身上就带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一种沉重和令人窒息的气氛。终于，没过多久他就那样死了，死得叫人好生奇怪。
第一次见到老杨，是在那年春天，那个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组集训会议上。
那时，我只不过是县直某单位的一名普通干部。因为发表过几篇小说，县委管教科文卫的马书记很赏识我，遇事总忘不了给我行点方便。成立工作队，他是挂帅的头儿之一，一个电话把我要去了。
怎么样？深入生活的好机会！我再给你肩上压点担子，这期工作干下来，够你写个中篇的了。
这事我当然是乐意的。毕竟，我工作在县城，吃国家饭，拿国家钱，整天泡在机关没有下过乡。我那几篇写农村的小说，说实在的，忽悠城里人罢了。我能懂个什么呀！
没有料到的是，头一天开全体工作组成员大会，划分工作组，当着黑压压近千号人，马书记宣布我是大崎乡工作组的副组长兼材料员。好家伙，一身兼两职，够堂皇的了。
散会后，各工作组分别集合，互相通名报姓，简单作个介绍。往后，大家要在一个锅里搅上大半年勺子呢！
各个组的组长纷纷大声念着名单，往外带人。我也等着我们的组长召唤。
记得宣布名单时，马书记说，我们组长姓杨，叫杨志广。这个名字可真响亮。不过，等到会场差不多空了，剩下稀稀拉拉二十来个人的时候，还没见这个姓杨叫志广的出来招呼我们。剩下的这二十来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和姑娘，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谁都是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气。我明白，这便是我们大崎乡工作组的全体组员了。没办法，我只好站出来，自报姓名身份，好好歹歹主持了这个见面会。当天，各组纷纷向县委土地二轮延包领导小组表决心，订计划，闹得风风火火，只有我们这个组最不景气。你想，头一次开会组长就不来，谁心里不觉得别扭呢！那时我就觉得，往后的工作准是顺利不了，弄不好，工作结束时做检讨吧。
马书记知道老杨没来，特地到我们组里来慰问了一下。他说，老杨是商业局副局长，局里有点交接工作没弄完，大约要迟一两天报到。反正这几天学文件，武装头脑，你就负起责任来吧。他对我说。
没说的，凑合着干吧。好在都是年轻人，三言两语就混得不分彼此。两天下来，谁家有几个兄妹，谁的未婚妻干什么，全都打听得明明白白。有个小李子，原来是团县委的宣传部长，进工作组前刚办了喜事，集训时总想着偷偷往家里跑。为了罚他，大伙儿一齐心，敲了他一顿竹杠，勒令他带来一提喜酒，一大包花生米，还有一些卤菜。
那天晚上，学习完了之后，全组成员挤在一间屋里，就着花生米喝喜酒，热热闹闹，有说有笑，开心极了。哪曾想，不早不晚，老杨就在当口将门推开了。
老杨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半老头子。身量不高，但挺壮实，却微微佝偻着腰。国字脸，脸上刮得光溜溜的，下巴甚至光滑得有点发青。眉毛黑且长，一直插到鬓角，眼泡上的皮肤松松地挂下来，把眼睛遮了一半，所以，那眼睛看人时总好象有点阴沉，有点叫人寒战地不舒服。
也真怪，他就这么往门口一站，眼光在我们身上挨个儿一扫，大家全明白了来者是谁。立刻，气氛紧张起来，坐着的赶紧起身，立着的要给他搬凳子。
我慌忙迎上前去，说，是杨组长吗？大家就盼着你来呢！
他一句话也不说，眼睛狠狠地盯着桌上的两个空酒瓶，右边的眉梢噗噗直跳。他指着酒瓶子说了两个字，扔掉！转身就走了，仿佛这屋里淡淡的酒气会使他窒息一样。
小李子跳起来，扑上去抓过酒瓶子，一扬胳膊就扔进了门前的空地里。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惊慌失措地问我。
我朝他耸耸肩膀。就算喝酒不对吧，难道值得一见面就让人这么难堪吗？
当天晚上，老杨再也没有进来过。也许一气之下回家住去了。
我一夜没有睡踏实。
第二天一早，我爬起来就去找马书记。这算什么？我朝他诉苦道，一句话不说，叫人心里扑愣扑愣的。往后还要在一块儿工作呢，多叫人为难呀！
马书记是个大学生出身的干部，浑身总带着那么一点飘飘洒洒的味道。听我发了一顿牢骚，他哈哈笑起来，把略略有点长的头发往后轻轻一捋，说，你们呀，犯了他的忌讳啦！他这人生平有两怪，最爱抽烟，最恨喝酒。往后，再有酒喝，偷着躲到一边去。切记切记！
我哭笑不得。好记，组长这个忌讳算是知道了，往后看吧，不定还有多少怪事呢！
果然，这个老杨就是跟大家处不亲热。明明一群人在笑，在闹，他一过来，马上鸦雀无声，谁都板着个脸儿等他发指示。其实，他训人的时候极少，有时还主动朝我们咧嘴笑笑。不过，不知怎地，大家都觉得他的笑容有点假，仿佛是从毛孔里挤出来的一样。后来我琢磨出来，那是他的眼睛从来不笑的缘故。他不爱说话，常常用那双藏在眼皮下的眼睛阴沉地看人。走起路来，宽宽的后背微微佝偻着，一步一停，两步一顿，越发显得沉重迟缓。不过我对他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象他是一只越冬的老虎，随时可能发作起来，扑向一切，撕碎一切，一发不可收拾。
工作组成员里，因为头一天见面的事，小李子对老杨成见最深，老在我跟前嘀咕。说，怪不得当了二十多年的副局长呢，八辈子也提不了职。听说当年跟他一块儿转业回来的军官，有的在省里当厅长啦！他呀，守着副局长的位置到老吧。
我觉得小李子未免刻薄了点。
一个星期的集训结束，我们这个二十来人的工作组开进了大崎乡。
这是个全县数得上最贫穷落后的连电灯都没有装上的地方。土地面积倒是不小，但从来没有个准确的数据。因为全是坡田岗地，跑水跑肥，粮食产量怎么也上不去。据说，1998年先涝后旱，全乡扫扫撮撮才打下二百五十斤粮食，人称"二百五乡"。地不养人，人也不恋地。有门手艺的出去混饭吃，没手艺的，要饭做小生意或是偷盗诈骗，乌七八糟什么都有。人越活得没意思，就越不把自己当人。
我们这个组里，除了老杨，其余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年轻人爱激动，爱风风火火热闹一时，听说大崎乡这么个情况，倒觉得高兴，仿佛眼前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伙计们，小李子说，来它个天翻地覆，不信这鬼地方插不上红旗。看他那摩拳擦掌的样儿，大有点拼死疆场的男儿气慨。
大伙儿越是热血沸腾，老杨越是不表态。那双阴沉沉的眼睛无动于衷地盯着自己的脚尖，烟倒是抽了半包，弄得屋子里像放了烟幕弹。最后，他平淡淡地说，看吧，看上面怎么指示。
一句话顿时让我们的心凉了大半截。完了，跟上这么个组长，想必是混日子的多。难怪小李子预言他一辈子要当个副局长，不罢他的官就是好事，照这个样子，工作还有什么干头？
因为这句话，老杨跟大家便又生分了一层。分配住房时，谁都躲着不愿跟他住一个农户家里。我是副组长，当然要在里面尽量撮合着点，再说，为了工作方便，也势必得跟他住一块儿的。这样，我和老杨住进了一农户家的旧厢房。两张床并排摆着，当中搁一张小方桌，摆上煤油灯、纸、笔什么的，倒也挺像电影里头当年土改工作队的气派。
我是个夜猫子，习惯于晚上就着煤油灯写点儿什么。开始，我怕老杨烦得慌，不敢多干，到了十来点钟就钻进被窝。后来，我发现老杨比我更能熬夜。他总是倚靠在床上，半截身子埋在被窝里，眼睁睁地瞪着对面的墙壁，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雾弥漫中，煤油灯昏黄的灯影在那墙上影影绰绰飘忽闪动，就像一幅一幅变幻不定的图画，给人一种神秘和虚无的感觉。
我不知道老杨对着墙壁在看什么。他难道能从这些虚幻的灯影中寻找出大半辈子的梦吗？于是，我也顺着他的目光往那墙上望过去，想从那上面琢磨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什么也没有。每每这时候，我就觉得一切是那么沉重，凝滞，连空气都压得人不能痛痛快快呼吸。我盼望着外面下起露水来。露水一降，窗外那棵夹竹桃就开始从叶片上滴滴嗒嗒掉水珠，一声一声，分外清晰悦耳，使人想到时光还在流动，生命还在延续。
这样过了几天以后，有一个晚上，老杨突然问我，写什么？
写篇小说。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他。
老杨那么惊讶地望着我，仿佛坐在他面前的不是个普通干部，而是登月归来的英雄。
写小说？老杨自言自语地喃喃了一声，就不容置疑地命令我，念念。
我从来没有对人念过我的小说，总觉得这是件最最别扭的事。可是，他已经平平稳稳地靠在床头上，头往后仰着，眼睛微微合上，一副凝神细听的样子。我没有办法推辞了。
我写的是，有这么一个残疾军人，当年从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归来，回到小县城里休养，遇上一群穷苦的卖艺人。其中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叫紫琼，特别让人同情和怜爱。她是因为家里穷，被爸爸卖到艺班里来的。残疾军人和紫琼有那么一段令人心酸的对话。听完了这些话之后，残疾军人心里难受极了，他想，流血打仗为什么？还不是为乡亲们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吗？结果还有人这么苦。他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他被痛苦和不安折磨了一夜，第二天拿出自己的全部残疾补助金，写了个纸条，偷偷塞到临行前的紫琼包袱里。
他想用这笔钱给紫琼赎身。结果，紫琼的师傅不识字，以为这钱是她偷来的，一巴掌打聋了她一只耳朵。
我不知道老杨喜欢不喜欢这个故事。他闭着眼睛靠在床头上，像是睡熟了一样。想必他不感兴趣。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生动有趣的方言俚语，说实在的，我一直怀疑是否有哪家杂志愿意刊用。
我放下稿子，对着煤油灯出起神来。写东西真难哪，一人一个品味，天知道什么时候对上谁的胃口了，能让你的小说变成铅字。
忽然，老杨稍稍动了一下，从黑影里吐出一个字来，念！
我为难地说，没写完呢！
过了片刻，老杨从床上撑起身子，问，那后来，是怎么个结局呢？
我告诉他，是个大大的悲剧。残疾军人一心要让紫琼幸福，结果，二十年后重逢的时候，他才发现，一切努力全是徒劳。紫琼依然穷困，紫琼的儿子甚至因为他而被误伤至死。残疾军人在良心上受到痛苦的煎熬，精神和肉体都濒于崩溃。
就是这样吗？老杨不放心地追问了一句。
就是这样的。我说。
老杨不说话了，又燃起一支烟，眼睁睁地盯着墙壁，不知在想什么。过了很久，他叹出一口气来，说，你行。你懂得琢磨人心里想的东西。
我愣着，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老杨又说，你这小子，真像勾魂儿的，叫人心里一下子想起那么多。
我灵机一动，突然问，莫非你也碰到过类似的事？
老杨摇摇头，把眼睛转过来，从松弛的眼皮下定定地望着我说，实话告诉你，我这回三番五次要求来住村，其实是想到这里来找母亲的。
这简直又是一个谜。不过，凭着写小说的本能，我预感到这里面一定有点非同一般的东西。说不定，这又是一段出色的小说材料。我静静地准备听他说下去。
就是从那以后，我才知道老杨也会跟人滔滔不绝地聊天，而且是那么一个感情丰富而又执著的人。不过，因为他的阅历遭遇和身份，他更善于把一切隐藏起来罢了，就像他的眼睛总是埋在厚重的眼皮下面一样。
老杨告诉我，当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他受了伤，住进一个野战医院治疗。医院里有个小护士，从卫校一毕业就应征入伍来到了这里。她就是本县杜皮乡汤家畈的人，姓汤，梳了两根细细的小辫子，大约因为家里穷，从小没吃饱，面黄肌瘦，都快二十岁的姑娘，长得跟个孩子一样。
那次，老杨伤在屁股上，一块弹片炸去了一片肉。每次换药，这个小汤往他面前一站，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臊得跟猴儿似的，拖着挨着不肯揭被窝。小汤也不说什么，端着药盘站在他面前，两只深深的大眼睛一眨不眨望着他，眼光里满是那种说不出来的同情和体贴。老杨心软了，扭过头去听小汤发落。小汤那双小手，摸在屁股上轻轻的痒痒的，叫他忍不住想要掉泪。
闲着的时候，小汤也会哼几声歌子，哼的什么"姐儿门前一棵槐"。不过，她的歌声实在不好听，带点哭丧调，听着叫人心里一揪一揪地发紧。
有一回，医院转移，路上要趟过一条齐膝深的小河。寒冬腊月，河水刺着肌肤，真叫劲儿。那时，老杨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能拄了拐棍走路了。他往河边一站，对小汤说，我背你。小汤吓得扭头要走，不行，不行，你是伤员。老杨不由分说，一手拄拐棍，一手抄起小汤的腰，挟在腋下，趟着水就走，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挟了个小汤就跟挟着一只软绵绵的小羊羔似的。
到了河对岸，老杨把小汤放下来，一看，小丫头脸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泪珠儿。他逗小汤，没淹死谁吧？小汤破涕为笑，你力气真大，跟牛似的。老杨说，你就一辈子骑着这头牛吧。
没过几天，从老山前线传来胜利的喜讯，医院里一片欢腾。那晚，他们几个快要痊愈的伤员偷偷躲起来喝了点酒。有个大个子机枪手，不知怎么就喝多了，黑夜里还在外面悠荡悠荡的。他走过一座没有栏杆的石桥时，一步没踩稳，头朝下栽进河里。偏偏是小汤值晚班，撞见了这场祸事。情急之中，她连跑带奔地冲下河，拼着命把那个机枪手拽了上来。好在水不深，两个人都没送命。
哪里想到，小汤第二天就病了，连续几天高烧，把个瘦瘦弱弱的小丫头折磨得不成人样。医生说她得的是急性肺炎。由于小汤本身体质弱，加上没有特别对症的药，小汤就这么死了。临死的时候，老杨趴在她床前，紧紧抓住小汤的一只小手，舍不得松开。小汤吃力地睁开眼睛朝他笑笑，说，牛，等战争结束后，你要是方便，看看我妈。老杨忍不住放声大哭。小汤又睁开眼睛说，牛……你真是个傻牛……
小汤没来得急告诉她妈的姓名，老杨也没想到问。
后来，自卫反击战结束了。老杨因伤成了残废，部队让他转业回地方。老杨本是个孤儿，走南闯北转了大半个中国，吃百家饭长大的，却不知道到底哪儿是自己的家乡。转业后往哪儿落脚，他无所谓。那时部队里照顾他，让他自己选个地方。他想了想，在表格上填了小汤的家乡。他要到这儿来寻找小汤的妈妈，请老人家收下他这个儿子。
哪知道，老杨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杜皮乡政府办事的人告诉他，是有这么个寡妇老妈妈，女儿走后，一个人过不下去，迁到大崎乡亲戚那儿住了。具体哪儿不知道。他又追到大崎。大崎原来是个大地名，包括了大大小小二十多个村。老妈妈既是投靠亲戚，谁还打听她的身家根底呢？老杨找到了乡政府，问了好些人，跑了好几个村，竟然没有人知道这么个烈士的母亲。世界对每一个人并不都是公平的，死后便从人们记忆里除名的英雄何其多啊！
老杨缓缓地说着，望着对面墙上飘忽的灯影。我突然想到，他是否要从那里去寻觅小汤的面容呢？我又想到，怪不得他视酒如仇，酒能误事，也能让人丧命啊！在这一刹那，我对老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他在我心中不再是那么古怪别扭的一个老头，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善良真诚执著且人情味儿浓得化不开的人。
老杨从来没有结过婚，他的生活大概并不顺心。几十年风风雨雨，他心中的理想，他流血打仗为之奋斗的目标，又实现了多少呢？难怪他听了我的小说那么激动！
按县委工作领导小组布置，住乡工作组要下到村里，头一桩事就是要抓学习抓宣传发动，提高老百姓对土地二轮延包的认识。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三天两头就要召集驻乡工作组组长及材料员开会，制定详细计划，汇报学习和宣传发动的情况，统计大大小小的学习会和进村入户调查的数字。每次开会，老杨总是推说笔头子钝，记不下来，让我去。我开会回来向全组传达，他照例坐在角落里闷头抽烟，一言不发。催得紧了，他说，对付着干吧。好象他不是这个组的组长，只是在外面走累了进来歇歇脚顺便听几句的过客。
倒是那帮年轻的组员们，一人包了一个村，暗地里比着劲儿干，不断闹出点新花样，常让其他乡工作组惊叹不已。加上我笔头子还算勤快，连夸张带描绘，写个材料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县里有好几次拿去编成简报当经验发。这么一来，我们组里的工作倒还像轰轰烈烈搞运动的架势。
老杨依然是那样一副淡淡的模样。找了一个机会，我对他说，工作组还是挺有意思的。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嘛！搞出成绩来，大家都高兴。
他从眼皮下面看了我一眼，不动声色地说，雷声大雨点小，等着瞧吧。
我奇怪地问，你来这里就为了找到汤妈妈？
不应该吗？老杨一反常态，有点激动地说，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战友，她死了，我活着，死了的有那么一丁点儿要求，活着的眼睁睁不能替她办到，你知道这心里是什么滋味吗？
我想了想，也对。人嘛，干件事总要有个信念，无论是公的，还是私的。我们图轰轰烈烈干个热闹，他为对得起死去的战友，不能说谁崇高，谁自私。老杨不是说等着瞧吗？也说不定我们什么名堂搞不出来，不过是做了场痛痛快快的梦罢了。老杨毕竟当了二十多年领导，大小事情他见得多了，我们才不过是绒毛鸭子初下水呢！
老杨和我是不包村的，我们轮流到各个村检查宣传发动情况。县里马上就要开始第二阶段的清查摸底登记工作了，据有经验的工作组员介绍，这是搞好本次土地二轮延包工作中最关键的一环。村级集体那笔账简直就是糊涂账，罗罗嗦嗦没个理得清的时候。每个村的户数、人数、田亩数、旱地数、人均亩数，胡子连着辫子，这里少了那里补，凑合着一年年种下去，收上来，老老少少打发着日子。外人跑去想给他们分个青葱拌豆腐-- 一清二白，的确不容易。
老杨虽说没有点热乎劲，该干的工作，他哪样也没偷懒。他和我一个村一个村地跑着，找人谈话，摸底，访知情人。每到一家，谈到最后，老杨总忘不了打听有没有一个女烈士的妈妈。谁都不知道这个人，大家都说，我们这大崎乡，当兵打仗没听说死人的。有几个出去早的，都在外头当上官了！
老杨不死心。小汤本来就不是这个乡里的人嘛！他不知道是在鼓我的劲还是鼓自己的劲。
汤妈妈今年该有七十多了吧？老杨常常自问自答地说上这么一句。他这人对谁总是那么一副冷冰冰阴沉沉的样子，唯独对村里上了年纪的老太婆们，特别和气，特别敬重，连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好象生怕吓着了她们。老太婆们对他提个什么要求的，他有求必应，变着法儿也要让她们满意。
有一回，我们走进一农户家，这家里只有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在捻麻搓绳子。屋里空荡荡的没什么东西。墙角猪圈里一只半大的猪直哼哼，鸡在老太婆脚边刨食，窗台上摊了一溜蒜头、风干的扁豆角。太阳从破旧的门框照进去，照在慈眉善眼坐着捻麻的老太婆身上，显出一种宁静安谧的气氛。
我们走进屋里，老太婆慌得像见了什么贵客似的，立即赶着要给我们泡茶，拦也拦不住。茶泡来了，飘在水面上的是几片嫩嫩的竹叶，碧绿的茶水沁出一股清香。
老太婆连声道歉说，没个闲钱买点茶叶，难为你们喝这竹叶水，心里真不过意呀！
我忙说，这好喝，比茶叶香。老太婆笑了，满脸的皱纹都在牵动。
老杨和颜悦色地跟她聊着家常。家里几口人，多少田地，猪养得怎样，房子何时盖的，等等。老太婆答话很得体，很通情达理，是那种叫人敬重的老人。
说着话，老太婆一眼发现老杨上衣的扣子掉了，连忙跑回屋里拿了针线笸箩，找出个扣子，硬是要老杨让她给缝上。老杨要脱了衣服，她还不肯，说怕着了凉。就这样，老太婆趴在老杨面前，眯缝着眼睛，一针一线给他把扣子钉好，完了还凑过去，用仅有的几颗牙齿把线头咬断，伸手把针脚刮得平平整整。她那白花花的头发触着老杨下巴的时候，我看见老杨脸上的肌肉一个劲儿扯动，眼皮眨巴眨巴地直想说出什么来。
出了老太婆家的门，他默默地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望着我的眼睛说，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什么吗？我真想叫她一声妈！真的，从小没叫过妈啊！听别人叫妈，心里那种味儿呀！你想不出来的。
太阳照在起伏的田野上，雾气在碧绿的庄稼地里蒸腾。一只小牛忽然从地里冒出来，"哞"地叫了一声，撒着欢儿奔走了。我想，我能明白老杨心里的感情。那是一种像泥土一样深厚的，对母亲，对大地，对人类的热爱。
我说，你会找到汤妈妈的。那时，你就可以叫她一声妈了！
他把一只手搭上我的肩头，那只手居然有些颤抖。
下午，我们路过乡供销社的时候，老杨进去买了一大包茶叶，塞到我手里，说，去，给那个老太婆送去。你说，叫她硬硬朗朗活着吧，总有那么个时候，她能掏得出钱买茶叶待客的。
就在说这话后的第二天，老杨到底打听到了汤妈妈的下落。那是他串门串到当年乡政府的一个老文书家里，老人说他记得是有这么个孤寡女人迁过来，是他经手办的事，大约迁在大崎乡漆家村。那家亲戚后来死的死，走的走，末了还是剩她一人过日子。
我真替老杨高兴。我说，还不快去叫妈啊。
老杨搓着手，犹犹豫豫地问我，要不要先回县城一趟呢？
我叫起来了，回城干什么呀！又没个亲人在那儿。
老杨听了我的话，把衣服拉拉平整，把鞋擦得干干净净，就想往漆家村去了。不料走到门口，他又折回来，坚决地说，不，我还是先回县城一趟。
我以为老杨大概有什么小汤的遗物要交给老人家。我说，你这人也迂得可以，先把娘认下，东西什么时候不能拿？没准儿把老妈妈往城里一接，那就根本用不着跑这一趟了。但老杨还是执意要回县城一趟。
老杨去了一夜，是顶着大北风骑车去的。第二天清早，我还没起床，他就在外面摁车铃叫门。车铃声也摁得那么欢快活泼，差点儿让我以为是小李子在戏弄我。
老杨进了屋，手里提了一个大包包。打开包包一看，我傻眼了，哪有什么遗物？全是老太婆用的东西，衣服、围巾、暖手套、老花眼镜，甚至还有一双尖尖的小脚鞋！
你看，我还算会挑东西吧？老杨眼睛里颇有些得意之色。
我结结巴巴地问，这是……这是……谁的？
老杨急忙说，全是我买的，给妈买的。你看，二十多件东西，年年中秋节我买一样，都给她攒在这里。这个……他抓起一条厚厚的围巾说，是九八年买的。那年发大洪水，我走到一个建筑工地，还摔了一跤。他又抓过那双鞋接着说，这东西可是少见。那年偏偏被我碰上了。买的时候，柜台里年轻姑娘直抿嘴笑。你着，我都记得呢，记得好清楚。
不知怎么，我鼻子酸酸的，直想哭，真想哭。
走！他重重地往我肩上一拍，你也跟着见见老人家去。你见了该叫声奶奶吧！
我们提着包包走到漆家村，太阳已经升上来一竿子高了。地里已有人在做事情，而村长还稳稳当当坐在家里喝粥。见到我们，村长有些紧张，以为我们又是检查田亩数字情况。老杨今天却一概不追究这些，急急忙忙说明了来意。村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哦，原来你要找那个老太婆呀！村长说，上次你问我，我还真不知道她姑娘是我们部队里的烈士。不过呀，老太婆已经死了！
抱在胸前的包包软软地滑到了膝盖旁，老杨的脸一下子变得灰白。
村长补充道，前些年农村负担重，加上不是涝就是旱，村里老弱病残饿死了好几口呢。也怪我们疏忽，不知道她是烈属，没列入特殊照顾对象。村长望望老杨的脸色，又申辩了几句，说到底，她不是本村的人，又没提过姑娘的事，谁能往那上头想呢？
我呆呆地靠在门框上，脑子里设想着一个憔悴的满脸菜青色的白发老妈妈形象。无儿无女，无亲无故的老妈妈，最后那些年是如何过来的呀！她有没有想到，就在几十里外的县城里，有她女儿心里的"傻牛"在万分焦急地寻找她呢？世界那么大，人群那么拥挤，有多少该碰见的没有碰上！
老杨那厚重的眼皮又沉沉地垂了下去，眼皮下面的目光灰暗得像雪天阴霾，叫人看着浑身发寒。村长很是惶惶然，不住地拿眼光向我求援。
沉默了一会儿，老杨吐出几个字来，人埋在哪儿？
村后的山头上。
带路去！
村长低着头在前面走，我抓住老杨的胳膊跟在后面。老杨宽宽的后背这一刻佝偻得更加厉害，就好象挑了一副重担在人生道路上走了很久很久，担子猛然一丢，人却一下子垮了一样。
村后的山头是一片乱葬岗。村长领着我们转悠了几个来回，犹犹豫豫指着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小坟包包，说，八成是这个，年代久了，记不清啦。
老杨的眼睛从眼皮下面死死盯住了村长，一言不发。村长仿佛觉到了羞愧，额角那根青筋涨得噗噗直跳。
我觉得村长有点可怜。他在这件事上又有多少错呢？我对村长说，你回去吧。
村长像得了特赦令，瞟了老杨一眼，转身回去了。他的身影也显得有点沉重。
我又劝老杨，总算有了下落。人世间，本来就是生死两茫茫，非人力能办到的事情多得很啦！
老杨没有理我，也许根本就没有听见。过了好久，他扑通一下朝那个小坟包包跪下去，两手抓满了坟上的泥草，放开声音痛哭起来。顷刻间，泪水像江河一样在他脸上淌。一边哭，他一边用劲捶打着地面，声嘶力竭地喊着，她不该这么死！她不该饿死呀！
我急忙往四面看，还好，没有人。要是被别人看见了，会怎么想呢？大约以为老杨犯了怪毛病？不然，一个县里派来的工作组长，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怎么会趴在乱葬岗里嚎啕大哭？
我陪着老杨，存心让他痛痛快快哭个够。找了二十多年哪！费了多少心思，有过多少梦想呀。到最后，找到的是这么一个几乎平了土的小坟包包！
老杨哭了一阵，瘫软地坐在坟包上。他下意识地一把一把抓起坟上的土，举起来，又分开手指撒下去。沙土随风飞扬，全部飘到了我的身上，我一动也不动。
老杨茫然地望着远方，声音有些沙哑地说，真惨啊，饿死的。革命到了今天，改革开放这么些年了，还有人饿死，这是说到哪儿去了。打仗牺牲为什么？改革开放为什么？活下来又为什么？老天爷，我真不明白。老杨痛苦地捶着地面，说，我真不明白，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呀？连个老娘都养不活，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呀？
我们在乱葬岗上坐了好久。后来，老杨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你听着，我不是白来这一趟的，别的不管，也管不上，这个漆家村，我把骨头烧了当肥料也要让它富起来！当着妈的坟，我就说下这些话。日后我要是做不到，你把我五花大绑押到这儿来，唾我！打死我！你听见了吗？
他弯着腰冲着我的脸，那阴沉沉的目光，光溜得发青的下巴，还有微微向我扑过来的身躯，立刻叫我想起一头快要冲下山的老虎。老虎轻易不会行动，一旦发作起来，那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老杨是否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呢？他许下的誓言，不知怎么，叫人有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哪儿不对劲，总觉得那结果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老杨看出来了，不满地说，你害怕什么？又不要你砍头割肉，话是我说的，你做个见证。信得过我，你就答应下来。
我点头答应了。世界上的事就怕人认起真来，真要拼上命去干，什么事做不到？我那时倒是坚信这一点。
从那天以后，老杨真的就像变了一个人。白天黑夜，他一趟一趟跑乡政府，下到村组，找了乡长找村长，就像村前河里那架水磨，沉重地缓慢地转啊转。有时，他挥着胳膊斩钉截铁对人下命令的时候，便使我想到当年看到反映战争题材电影里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年轻指挥员。我总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老杨，地地道道带兵打仗的英雄。以前见到的，不过是他身上分出来的影子罢了。
人总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挪。若要嫌闷得慌，真要有人拿了鞭子在后面逼着奔命，他又受不住了。第一个表示抗议的便是小李子。
那些时，老杨和村支书商量着，学习动员先歇一阵，集中力量把外出人口统统追回来，重新丈量田地，把那些村干部原来瞒报的田亩统统重新分到农户，尽快签订好土地二轮延包责任书，让村民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要不然，把土地分到农户地里却没人干活，庄稼长不出个样子，提高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岂不是一句空话。
谁去追？本村人当然不行，老杨把工作组成员全部集中到漆家村里来，把追人的任务全包在工作组的成员身上了。
老杨把那些外出务工人员名单列成长长的一串，每日一大早，他会像大集体时小队长派工一样安排，你包几个，他包几个，完成任务回来见。连那些流落到外地的，也逼得大家骑上车子去找。他给每个人都把时间打得死死的，你骑上了车就别想有歇脚的功夫。到晚上，一个接一个回来了，他立在门口，挨个儿听汇报，谁也躲不了。
若是任务没完成，他那双眼睛紧盯盯地望着你，一副疑疑惑惑的神气，总象怀疑你半道上偷了懒。
有一次，小李子受不住他的目光，车子一摔就发起火来，一天骑上二百里路，外加找人磨嘴皮子。人又不是牛，不吃不拉也就能出那么多活儿。抓工作也不是这么个抓法呀！
老杨到底是老杨，他不动声色地说，穿上军装就要扛枪打仗。到了工作组，就要准备吃苦熬夜。
小李子气得直哼哼，又说不出别的什么来。
工作组里还有个女同志，姓陈，是刚招考为正式国家公务员，结婚不久就参加工作组，到了这里才发现怀孕了。怀孕后的反应挺大。
按说，这种情况总该照顾照顾吧。老杨他不，当着工作组所有成员的面，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哪，我要的是兵强马壮，怀着孩子来干什么！
女同志脸皮薄，哪听得了这种话？小陈躲起来偷偷哭了几场。
老杨一见又烦了，说，几句话就值得那样？马上在全组开生活会，硬要人家承认是怕苦怕累。小陈实在没法呆下去，一赌气，卷上铺盖回了家。
这件事使老杨大大失掉民心。几乎全体组员都同情小陈，都说老杨不近人情。小李子对着大家发牢骚，怪不得一辈子打光棍，那个姑娘要是喜欢他，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我有点替老杨不平，一冲动，差点说出护士小汤，那个叫他"傻牛"的小黄毛丫头。不过，即使说出来，大家就能理解他吗？我感到怀疑。
论到生产，说真的，老杨还不如我懂得多。他从小是孤儿，接着上学，后来一直在部队当兵打仗，转业后又到了商业局，春种秋收二十四个节气他大概也分不清。但是他认准了一点不放，那就是人勤地不懒，地里有人干活儿，庄稼就必定长得好。
老杨还像大集体时那样，给各农户规定了上下工时间，不到钟点，哪怕活儿干完了也要在地里歇着都不准回家。天天清早带着我们到各生产小组抽查出工情况，能动弹的都让他赶着下地。唯独对那些上了岁数的老太婆，他一概宽宏大量，从来没朝她们瞪过眼睛发过火。弄到最后，全村家家户户都抱怨老杨死心眼儿，只有老太婆们替他说了不少好话。
那段时间正赶上全县布置土地二轮延包转段工作，要求迅速摸清田亩底数，重新丈量分配登记，抓紧签订延包责任书。我们组一下子又走在了全县前头，于是，经验总结、情况统计、大会小会发言，全来了。连马书记都带了县工作领导小组全班人马，到这里开了一次现场会。不过，凡是会议发言，老杨又是一概推给我。他说，你们年轻人风光去，我不图那个虚名。
就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简直把老杨闹得狼狈极了。
一天晚上，我们都已经熄灯睡觉了，忽然有人敲门。老杨穿上衣服点了灯，把门一开，一个小小的身影忽然冲过来，朝着老杨扑嗵一声下了跪。我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吓得心里咚咚直跳，仔细一看，才认出原来是那天给我们泡竹叶水喝的老太婆。
老杨忙不迭地去搀扶她，嘴里说，什么事呢？你说嘛！这算什么？
老太婆抖抖索索地从怀里掏出一大包东西，双手捧着递过去，说，老杨，好人啊，这是你那包茶叶，茶叶不喝不打紧，你还是让我那孙子出去打工挣几个零花钱吧，家里灯油也光了，盐也没有了，鸡又不下蛋，实在没法子。好人哪，做个好事吧！
老杨愣在那里，足足过了一分钟才说，这怎么行？好不容易才把人追回来了……
老太婆牵着她的衣襟哭了，说，有一点法子也不能让你为难，揭不开锅了呀！我儿子早没了，就靠这孙子养家糊口。孙媳妇病病歪歪，两个重孙子只会张嘴要吃。他不出去挣几个钱这日子怎么过呀！
老杨对着老太婆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权衡了半天，他一咬牙说，给他十天假！多一天我派人去把他绑回来！
老太婆千恩万谢地走了。那个茶叶包包放在桌上，显得那么松软孤单。
老杨追到门口，对着黑漆漆的旷野愣了半天，回来就找他的钱包。我过去拦住了他。我说，你帮得了一家，还有十家百家呢？看看漆家村这些农户，有几家不是这样过日子的？就是这么个穷地方啊！
他颓然坐在床上。那天，老杨又对着墙上飘忽的灯影沉思了好久，说了一句话，不能让他们再穷啦！
当时我就想，老杨今晚是感情冲动了，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难题。
果然，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计划工作，忽啦啦来了一二十个老太婆，全都扑嗵扑嗵跪在我们面前，哭哭啼啼要求放她们的儿子孙子出去打工。老杨搀了这个又拉那个，急得汗都冒了出来。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说，都让他们出去十天吧。
老太婆们一走，我就跟老杨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呀？
他说，能看着她们饿死不管吗？
我说，这个先例一开，往后还怎么工作？有点事，来个老太婆跪着一求，行了，别干了。跟大家怎么交待？
老杨像猛然醒悟过来似的，后悔得要命。他说，你看，我这人就是见不得老太婆受苦。我就怕再有几个饿死的。往后，碰到她们，一律你出面，我躲着。
我问，这回怎么办？
他下了半天决心，才说，你去追上她们，把话收回吧。
这件事当然弄得我们挺被动。而且，村里人从此发现了老杨这个致命弱点。不过，老杨还算明智，他再碰上老太婆们总是躲得远远的。
麦子收下来之后，突然遭受一场暴雨，把正在拔苗的早稻秧全都打伏在田里。纵横交错的渠道也堵塞了，满眼是一片汪洋，水面上浮着一根根发黄的秧苗苗。漆家村又要逢上一个灾年。
县委工作领导小组给驻乡工作组发来了指示，让我们以落实土地二轮延包为契机，一定要把青壮劳力留下来，在排涝救灾的同时，狠狠打击弃田抛荒倾向。据说，往往在这当口，人心一浮动，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的工作白做了。
工作组员们集合在乡政府开会听传达的时候，我趴在老杨耳边问，我们回去怎么干？
他似睡非睡地微闭着眼睛，说，你就听着吧。
老杨真没把这些指示往心里放。回去以后，他索性把一切学习时间全免了，白天黑夜催着人们下田排水。水排完了，庄稼苗苗全埋在稀糊糊的泥浆里，抬不起头来。老杨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
往年，遇上这种灾害，你们是怎么办的？老杨找到村干部问。
有功夫就扶呗！扶不及的，由它去罗！
怎么扶不及？要扶！老杨做了个坚决的手势。
村干部摊着两手说，老杨，你不知道这阵子有多少活儿哪！中季稻的秧要插，除了早稻秧苗外，还有红苕，棉花、黄豆、玉米，一棵一棵往起扶，得多少个劳动日？天啦！人心都散了！不指望地里有出息啦！
你说，老杨又想出个主意来，稻谷、棉花、杂粮，一样组成一个互助合作组，人多力量大嘛。包给他们侍弄，硬任务，能不能好点儿？
村干部想都没想，说，包了这阵子，以后呢？还想吃大锅饭谁肯下力？单家独干，靠在地里扒食，农业负担又重，那也只能是度命。除非把农业税全免了。
老杨一拍他的肩膀，说，好主意！免就免了吧。
天！村干部惊讶地瞪起眼睛，说，天啦！农业税可是皇粮国课，种田完税是天经地义的，谁敢不交，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老杨挥挥手，说，同志，特殊情况嘛！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要不，你看着漆家村几百口子饿饭？
老杨的办法是村里办集体企业，将所得的利润代村民上交国家的农业税。
这个办法在工作组里倒是一致通过了。年轻人做事是不顾后果的，新鲜热闹就行。小李子还说，这回等着我们放卫星吧！
不过，小李子把结论下得早了点。互助合作组划出来了，并承诺了农业税不要村民负担，改由村集体统一上交。工也包了，产量也定了，工作效率并没有提高，人们还是那一副懒懒散散听天由命的劲儿。
这是怎么搞的？老杨朝着我们发急说，农业税也不要村民交了，他们拉也不走，推也不走，怎样才是个办法？
马书记下乡来检查工作，特地把我叫到乡政府里去，问，老杨在搞些什么名堂。
我如实汇报了我们的做法。
马书记沉思着，意味深长地说，当历史还没有前进到那一步的时候，单枪匹马要去超越历史，总是悲剧。你说呢？
我琢磨着马书记的话，琢磨来琢磨去，觉得很有道理。否则，怎么解释不要农民上交农业税的办法还是弄不成功？
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老杨。老杨冷冷地盯着我的脸，说，你想退阵？还没到秋收，你就认准了是失败？我不要听！开了头的事情，死活也要干到底，心里边不要想别的，就想着，成！成！懂了吗？
这叫什么呢？信念？对了，就是它！人要是有了一种执著的信念，那么，哪怕前面等着他的是虎穴，是悬崖，就是死，他也会一步一步地走过去，走过去。因为他相信，他走的是一条勇敢的路，他会活下来，会胜利。我自愧缺少了老杨身上的这点东西。
在当时，成立互助合作组，免去村民的农业税明摆着是个错误做法。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人找老杨谈了好几次话。不过，凭资历，老杨比县工作组任何一个人的资格老，他不买他们的账。他反正就是这么个人，就是这么副脾气，只要不犯法，他照样干他的。换上别人，我想，也许不会这样把事情做绝。到后来，县领导小组索性不再提这件事了，好象是默认了似的。不过，每逢县领导小组下来检查工作，或是我们到县里开会汇报，人们总是拿那么一种特别的眼光看着我们，故作亲热中带着点好奇。我知道，他们也在观望，也在等待结果。中国农村该走哪条路，他们也处在矛盾中。大家都在矛盾中生活啊！
接着，老杨又开始在村办企业上打主意了。
先是有一天串门，在一农户家的猪圈旁发现了一对弃置不用的石磨。
老杨说，这东西，倒还没坏。
早年间开豆腐坊用的。人家告诉他。
怎么又不开了呢？老杨问。
开不下去呀！集体办的豆腐坊，你吃一点，他拿一点，村里招待客饭再用一点，还有多少剩的？尽亏本。
回来后，老杨就找我商量，说，是不是把豆腐坊也包下去呢？找个三两家合伙，每月按数给村里交钱，余下的利润让他们所得。
我说，这可能比成立农业互助合作组还要稳妥。这是立等着能见利润的行当呀。
老杨当即兴致勃勃地去找了村干部，又找那家石磨的主人。那家人起初还犹豫，不敢当这个出头鸟。老杨拍着胸脯说，亏了本我赔钱！别的，你们不用多管。
当然，有了老杨这话，定心丸总算落进了肚子。村里人都说，老杨一个孤老头子，每月拿那么多钱，银行里不知存下多少呢！还怕他拿不出几个豆腐钱？
老杨亲自跑腿张罗了三间大屋子，把豆腐坊安置下来。左边一间屋安一对石磨，拴一只小灰驴磨豆浆；中间屋子滤浆，还放着两只大缸，两口大锅；右边一间屋里安有笼屉什么的。一天到晚，走近那里，就听见石磨轰轰地响，单调而有节奏，总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