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旦 明
一个城市，可以追溯到宋代、唐代、商代，不能说没有底蕴、没有文化、没有悠久的历史；
一个城市，地处中央，水踞中游，九省通衢，襟江达海，不能说没有地利、没有潜质、没有发展优势；
一个城市，江之宽阔，湖之浩淼，山之俊秀，不能说不美、不奇、不令人神往。
这个城市，就是古老而新生的武汉！
近代武汉的勃兴，始于1861年汉口开埠。但若有那个城市敢拿资格与武汉比年头比派头，则盘龙城这个历史老人眼不眨心不慌地端坐在那里。
城市之根
其实，这个城市的历史远不止商代的盘龙城，早在新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大量古人类聚集劳作，繁衍生息。近代考古发现，在武汉市区，发掘出这一时期人类聚居生活的遗址数十处，石刀石斧、陶罐陶鼎，留下了古人类在此劳动进化的足迹。此时的人类还很愚弱，还很原始，过着穴居和半穴居的生活，但谁也不能否认，没有他们的生产实践，就不会有今天高度发达的现代人；没有他们对这方水土的钟情和眷恋，也不会有商代的宫阙和隋唐的镇市。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汇涓流难以成江河，文明进化就是这样代代相传、一脉相承、一路走来的。
人类到了商代，劳动技能大大提高，创造能力大大提升，在武汉这块土肥水美，稻香鱼鲜的好地方，古人建起了巍峨的宫殿和坚固的城池，制造了先进的兵器和精美的青铜器。但是，这段历史被层层堆积的泥沙淹埋再淹埋，存封又存封，竟然后世不知，后人不晓，直到1974年，静卧于武汉北郊的盘龙城才被发现与发掘。这一发现，不但改写了武汉这个城市的历史，更改写了商代的历史，它被列入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与安阳殷墟、西安秦陵和新疆楼兰具有同样显赫的地位。
这座城池遗址有1.1平方公里，城内有多处大型宫殿建筑和工厂作坊遗迹，出土了多达3000余件青铜器、金银器、玉器和陶瓷器，其中青铜兵器之多，超过了商代任何一处遗址的发掘，特别是象征军事统帅权力的大铜钺尤其引人注目，表明了这里曾经辉煌威武的历史。
这是怎样一个城邑，又揭开了那些神秘的面纱呢？在此之前，史学家普遍认为，商代的统治疆域主要在黄河流域，没有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这一发现则打破了千百年来的固化论断。这座兴建于公元前15世纪的城邑，其城市布局与特质，宫殿的形制与建筑艺术，青铜等器具上的文饰与图案，都与殷墟早期相同。这足以证明，盘龙城是商朝在南方地区的重要城隘和军事据点，是某个方国的都城。它位于长江中游北岸，三面环水，城高濠深，易守难攻，扼控江、汉、皖、赣、湘等广大地区，是统治阶级必控的交通枢纽和必守的军事重镇。由此可见，盘龙城既是长江文明之源，又是武汉城市之根。史学泰斗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将盘龙城宫殿复原图作为商代文明的典型，大加赞赏和详加叙述，从此改写了商代历史。
然而，这个持续发展，辉煌耀眼了300余年的城邑后来却神秘消失。是大水冲毁的？泥石流失的？还是战火焚烬的？以致我们早年追溯武汉的城市足迹，到了隋唐就找不到方向，停住了脚步，然来它遁入了地下！
武汉的辉煌确实消逝得太早沉寂得太久。直到隋唐，长江和汉江把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都搅动起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商贾云集，人行九地，物贸八方，自此享有“九省通衢” 的盛名。
正是因为武汉交通便捷，守江扼汉的战略地位，两宋时期，那个战功赫赫的岳大将军，两度在武昌城头高擎帅旗，率领麾下的将士誓师北伐，渡江作战。满腔仇恨，北定中原的岳家军所向披靡，一日收复失地百余里，一月之内就将随州、荆襄等六州收入囊中，使岳家常胜军的美名传遍天下。然而，军事永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从临安城跑出的一匹匹快马，下达了朝廷班师撤军的皇命，最多时一日之内竟下达了十二道令牌。就这样，及及可期的完胜，欣欣可得的全功，还有那直捣黄龙，一雪国耻，迎回二圣的宏愿，统统化作了泡影。
胜利并没有给岳元帅带来喜悦和荣耀，相反却带来了凶险和灾祸。班师回防，南渡长江的岳家军，功亏一篑地回到了起点。岳飞被削去兵权，革职查办，最终以“莫须有”的谋反大罪，令其饮鸩而亡。悲乎哀之，一代赫赫有名的战将，一位鼎鼎大名的英雄，倒在了临安城的风波亭中。当历史还他清白、沉冤得到昭雪时，朝廷追封他“鄂王” 的称号，使他与武汉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近千年来，武汉市内多处有关岳飞的名胜古迹，恒久地彰显着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纪念着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明代的武汉越发兴盛，汉口镇（因汉江汇入长江之口而得名）在明末清初时，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被称“天下四大名镇” 而蜚声中外。
近代开埠
然而，武汉真正的再度辉煌，始于1861年近代开埠。那时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一批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能量，于是掀起了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开始萌芽，沿海与内陆的城镇各出奇招，你追我赶。因水陆交通的便捷，因港口和码头占尽先机，在太平天国和大清王朝对武汉剧烈争夺的隆隆炮声中，汉口隆重开埠了。此后的若干年，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抢滩圈地，纺织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制造等一大批企业的建成投产，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繁荣和贸易活跃，武汉的城市人口也急剧增长。尤其是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十七年间，这个开明而又务实的封疆大吏，坐镇武汉，招财聚才，开办新式学堂，训练新式军队，工厂遍地开花，银行竞放光华，使武汉成为了中国洋务运动的中心。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钢铁厂在武汉建成，亚洲最大的枪炮工厂——汉阳枪炮厂也在武汉开工剪彩，还有造船的、造机车的、造锅炉的、造桥梁的一大批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武汉的城市体量和居民人数急剧膨胀，经济总量和财政税收节节攀升，“驾乎津门，直逼沪上” ，一举成就了“大武汉”的盛名。
乐乎湖广！幸哉武汉！主政者的能力与才干，决定着一城一地之兴衰。在武汉近现代发展的历史上，功劳最大的当属张之洞。这个探花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个少年出名的封建官吏，胆略过人，卓见过人，才干过人，他巡抚两广时，广州的洋务运动风声水响，潮引全国。他总督湖广后，武汉又奋起直追，一路赶超，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中心。他创造的辉煌至今让武汉人津津乐道引以为骄。他脚踏实地的作风，他登高谋远的气魄，他呕心沥血的身影，在武汉街头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城市浮雕。张公堤、张之洞路，这一个个地名，让武汉人把这位伟大的先贤永远记牢。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工业史，不能忘了张之洞。这是对张之洞大兴洋务、大办工业的最大肯定与褒奖。
张之洞坐镇武汉，总督湖广的官声和政绩，他使得以擢升为晚清继李鸿章之后的内阁总理大臣。然而，他在武汉创建的新式军队，却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也成为了埋葬这个封建王朝的掘墓人。张之洞离汉去京逝世不久，武汉新军就打响了推翻帝制的第一枪，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从此结束，武汉自此有了“武昌首义，敢为人先” 的光环。
对武汉兴盛倾注心血的不仅有张之洞，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更是对武汉殷殷期许，切切厚望。他在《建国方略》中讲：“武汉者，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的规划中，要将武汉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城市。那时，虽然民国刚刚建立，国家尚在纷争战乱之中，百废待兴，但孙先生却三次来到武汉，考察调研，绘制蓝图。他还把武汉作为建都的首选地，他认为，“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武昌真是天下根本重地，居中驭外的还要首推武昌为天府” ，表明了孙中山对这个“首义之都”情缘笃深 。
尽管这个仁慈的大总统，对武汉的发展尚在规制之中时，其总统职位就被袁世凯窃取了。但谁也不能否认，孙中山对武汉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深得很多有识之士的认同。所以民国时间，虽然国家内忧外患，战乱不已，但武汉还是得到了较快发展。为纪念这个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汉口的中山大道、中山公园，武昌的中山路，都是以孙先生的名字名命的，武汉还有多处孙中山铜像。
睿眼看世界，斯人永伫立。武汉有多处地名、街名、园名以孙中山、张之洞而命名，武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两位先贤对这个城市倾注的感情和作出的贡献！
民国期间，武汉政治角色日显重要，政党活动日益频繁，一大批官僚政客和民族精英在汉竞相逐角，指点江山，斗计斗法。1926年，北伐军从广东誓师出发，一路攻城略地，攻克武汉后，国民政府也随即迁到武汉。但此后不久，手握兵权的蒋（介石）总司令因不满党主席汪精卫的掣肘，将既定的北伐目标改为东进，迅速占领了苏浙等广大富裕地区，并挺进上海、南京，尔后又发动了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此白色恐怖下，一批共产党精英潜入武汉，召开了生死攸关的“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议形成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议，并具体作出了举行秋收起义的决定。会后，毛泽东亲赴湘赣边区，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由此诞生，武汉也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发祥地。
抗日战争中，日本最高当局狂妄地认为，日军若能攻占中国内陆的“大武汉”，则中国必亡，决意发起武汉战役。日军一路从南京西进，一路从山东南下，合围武汉。国民政府提出“誓死保卫大武汉” 的号令 ，中华民国最高军政统帅蒋介石亲临武汉坐镇，调动了百万之师与日军作殊死搏斗。战役在数百公里外的战场上逐次展开，节节抵抗，消耗日军。中国还出动了大批空军参加武汉保卫战，苏联也派遣志愿飞行大队来汉助战，一时间，机声轰鸣，鹰击长空。有数十位苏军勇士为保卫大武汉献出了生命，成为了武汉永恒的儿女，他们的骨骸至今埋葬在武汉解放公园的松柏翠竹丛中。在这场大会战中，那个怯战而逃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军事长官韩复榘，被捕押解到汉执行了枪决，成为抗战期间唯一一个被执行军法的上将级军官。由此可见，武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大武汉保卫战的警报自1938年2月拉响，经过长达8个月的鏖战，虽然最终沦陷，但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元气，使中日之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由于战线过长，消耗过大，再也无力组织大兵团的进攻战，转而玩起了“中日亲善” 的政治牌。
国之重镇，落入敌手。铁蹄蹂躏，长夜漫漫。
山河几度易手，江城再显风流。1945年，国民政府从投降的日军手中接管了武汉，但在接踵而至的全国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武汉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挥师南下，解放武汉的人，正是那个从武汉走出去投身革命的林彪，他作为四野的司令员，率军从东北一路打到了武汉，又从武汉打到了海南岛，是毛泽东麾下统兵最多，解放省市和人口最多的将领。他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一直打到最南端的海南岛，鏖兵战线长达4000余公里，由此赢得了“战神” 的雅号。林彪还兼任了解放后首任武汉市市长，武汉在解放初期也一度成为中央直辖市。
建国后，毛泽东主席表现了对武汉的极大重视和由衷喜爱，他从战略高度出发，批准建设了武钢、武锅、武船、武化、武纺等一大批国有大型企业，使武汉成为农业、重工业、轻工业门类齐全，建材、机械、化工、纺织品种完备的重要工业城市。同时，还批准在武汉开办了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一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使武汉不仅成为了工业大市，而且同时还是教育大市和人才大市。现在的武汉，常年在校大学生人数在130万人以上，超过了北京、上海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是全世界在读大学生最多的城市。
生活中，毛泽东主席对武汉也情有独钟，这源于他青年时代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阅历和经历。这个喜欢水、爱游泳的开国领袖，建国后数十次来到武汉居住和工作，畅游长江，逐浪东湖，极目楚天，潇潇洒洒。武汉是毛泽东主席除北京外，视察最多，居住最久的城市，表明了毛泽东同志对武汉极深的感情。
建国后的数十年，武汉一直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京津沪汉领跑全国风光无限。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里，在市场经济的重大机遇中，武汉却一次次迷失方向，一次次错失良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广州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首度超过了武汉，此后不久，青岛、大连、深圳、苏州、宁波、无锡的生产总值和财政税收也相继超越武汉，这个老牌的大城市大哥哥，竟沦为了城市中的小弟弟，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如此落泊，原因何在呢？是区位不佳吗？是交通不便吗？是基础不好吗？回答都是否定的。既然客观上找不到落伍的理由，那原因只能是主观的。以家电企业为例，武汉的莺歌牌电视、荷花牌洗衣机，都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最先引进国外生产线制造的，然而，当后起的海尔、美的、格力等品牌做大做强时，武汉的家电企业却昙花一现地凋谢了。这一现象也曾引起武汉人躬身反省和深度思考。可是，答案似乎一直没有找到。
路在何方呢？
知耻后勇，奋起直追。进入新千年后，武汉这个历史老人才真正睡醒，近十年来，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武汉的追赶速度明显加快，经济总量从全国城市排位的十六、七位跃升至现在的七、八位，进入了万亿元规模的俱乐部。近些年，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主要领导思想解放，魄力超凡，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武汉发力迅跑的不仅是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在产业布局、科技支撑、生态环境、城市基础设施上，都进行了长远的谋划和大手笔的投入。还有光谷城、生物城、大学城等发展概念引领中国，叫响世界。正如武汉市民所讲：阮成发，满城挖！此非贬也实褒哉。没有大建设，就不会有大发展。武汉历史必将留下当今省委市委领导同志领跑武汉、奋力赶超的坚实足迹，市民翘首期盼的复兴大武汉的宏愿，近在眼前，指日可待。
遥望未来
武汉市委市政府编印的《武汉2049》，对武汉的未来进行了顶层规划和极目遥望，既是宣言书，更是时间表。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武汉建市100周年的时候，武汉将会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书中的愿景能够实现吗？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知己知彼，越走越宽。实干兴邦，行远致志。武汉有那些发展优势呢？请看下面分解：
区位优势。武汉是中国的地理中心，从武汉出发，北上北京，南下广州，东进上海，西达成都，直线距离都在1000公里以内，飞机1.5小时，高铁3至4小时都可到达，为人财物的大流动提供了空间和时间之便。若以武汉为中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画圆，可覆盖全国10亿人口和百分之九十的经济总量。中国南北京广、东西沪蓉铁路公路交通大动脉都在武汉交汇，九省通衢，天元之位，是武汉城市区位之魂。中国没有那一个省会、那一个城市有这样的地理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水是制约城市发展最致命的因素。在全球水资源越来越枯竭、越来越宝贵的情况下，武汉得水独厚，是全球水资源最丰富的大城市之一。水是生命之母，一切动物植物都离不开空气和水。人类从猿进化到人以后，懂得了依水而居的道理，城市依水而建，伴水而长。现在全世界的特大城市，极少有不是建在大江大河之滨的。楼兰古城因水而兴起，也因水而消亡。我国花巨资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就是为了解决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的缺水问题。而武汉位于世界第二大河流长江的中游，长江上最大支流汉江又在此交汇，且市域范围内有大大小小166个湖泊，使武汉既有“江城” 之誉，又有“百湖之市” 的桂冠，其中的东湖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湖。近代武汉的开埠，就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水将为武汉的长远发展和繁荣强大提供最宝贵的支撑。
其他如矿藏、农产品、劳动力等生产生活要素，武汉也居中优厚，优势突出。
人才优势。武汉的大专院校和在校师生全国第一，科研院所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位居第三。现在上到九天揽月的航天器，下到五洋捉鳖的深潜器，还有其他尖端武器、光纤激光等军用和民品，很多都是武汉研、武汉造的。武汉还是中国的光谷城和生物技术城。这些院校和院所，使武汉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才和科研优势。
基础优势。武汉是中国的工业重镇，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武汉早在清代、民国时期就形成了大武汉的架式，城市基础设施中港口码头、机场车站、街道公园、山峦湖泊等等都具有强大的优势，为货物贸易、人员往来、市民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是全世界少有的山水园林城市。
然而，决定武汉能否全面复兴，能否在新中国建国100周年时，将武汉建成在中国乃至世界有强大影响力的特大城市，最重要的不是上述优势，而是人的因素，武汉曾经的落伍落后就深刻的说明了这一点。客观条件是物化的、僵死的，人的因素第一，就象两个人要赶到某个地方，其一人拥有高速公路和高级轿车，但他是个瞎子傻子，根本不能不会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而另一人则车不如人路不如人，但他会最大限度利用这些条件，所以他必能优先到达。
武汉要想加快发展全面复兴，说穿了就是怎么干的问题。这取决于决策者的胆识、气魄和智慧。正如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实现大武汉全面复兴》一文中所讲：我们今天遥望2049，就是要让武汉人明确城市目标，避免走弯路，犯方向性错误；清楚“不做什么” ，避免急功近利，造成对城市的致命伤害；清楚“要做什么”，避免错失机遇，成为历史罪人。
怎么干呢？
思想领先。加快发展复兴武汉，必须思想领先，观念超前。思想是总开关、总阀门，思想决定思路，思想决策行动。历史上正反两个例子的经验和教训都很深刻。张之洞主政湖广坐镇武汉期间，思想观念领全国之先，洋务运动领全国之先，所以成就了“大武汉” 的美名；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北人武汉人思想僵化，轻飘浮滑，信誉不佳，所以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次再次被甩到了后面。思想解放的核心是为官主政者的思想要解放，观念要超前，要走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最前沿——这是管总的关键之关键！
胆略超凡。成大事者必须有超人的胆略，敢冒风险。四平八稳，裹足不前，是干不出什么事情来的，何谈大事乎？因此，加快发展复兴武汉，必须在航空、地面和水上等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进行顶层设计和大手笔投入，举十年之债，博百年之功，盘活存量，激活增量，招天下之财于一城，聚万众之力于一业，拉开特大城市的骨架，打好世界一流城市的基础——这需要大气魄和超胆略！
瞄准前沿。加快发展复兴武汉，必须优化产业布局，建立一大批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低，产出利润多的高科技大企业，在大力培育光电、生物、机器人、无人机、物联网、金融业等等新兴产业上下功夫，使之成为若干个全球新兴产业龙头——这需要研发创新与政策鼓励！
人才战略。加快发展复兴武汉，必须把人才作为战略高招，因为世界上的一切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要培养、引进、居留一大批类似马云、王健林、柳传志、雷军这样的奇才怪才天才，使科技、经营、管理各类人才齐聚武汉，共襄发展——这是把客观优势与主观创造完美结合的倍增路径。
优化生态。生态环境是一切生命体的共同家园。武汉有山林有森林，有湿地有湖泊，有大江有大河，天然生态系统好于优于中国其他特大城市，但武汉同样面临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污染的压力。加快发展复兴武汉，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做好在经济大繁荣城市大发展的同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地更净的大文章，加强生态保护，严禁劈山填湖，打造云水相依，湖山相映，景色诱人的魅力城市——这是未来吸引投资者、创业者、居留者最可贵的资本！
沧桑巨变今胜昔，武汉复兴步履急。江城同胞们，齐心奋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