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三明
一
幕阜山的余脉。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神奇的土地上，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在凤尾声声、松涛阵阵的西山上，矗立着一个雄奇壮观的石门，内藏有无数的金银财宝，石门若被打开，人们将受用不尽，但需找到打开石门的咒语和钥匙……
不知是否与传说有关，千百年来，人们殚精竭虑，寻寻觅觅，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一曲又一曲拓荒的壮歌。
二
鄂州的“鄂”字，古为噩或咢。刘节《古史考左》认为：鄂通噩，就是两栖类的鳄鱼。当浩瀚的梁子湖还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时，其地多鳄（亦名扬子鳄）。故生活在此地的原始部落将以为生计的鳄作为图腾来崇拜，于是就有了甲骨、金文中的“噩”字。
称鄂，是因为这里曾是鳄鱼的故乡,也因此有了日后的鄂国。
典籍载：鄂国系古扬越族的鄂氏族所建，是夏商王朝时的南方侯国，也是南方的“赫赫之邦”。故此，《史记€芬蟊炯汀芳怯小耙晕鞑⒕藕睢⒍鹾钗薄？杉鹾钤谏掏跏业匚恢院铡?
另据记载，此地称鄂，是因为夏帝孔甲时位于晋地（今山西）鄂国御龙氏族一支曾迁徙此地而来。
迁徙也罢，图腾也罢，这个日后能代表华夏诸省称之一“鄂”字产生，本身就意味着这块土地的不平凡。
但是，这批迁徙的鄂国人是否为石门而来？
不得而知。
三
想开石门的人，不乏其人。
然人们总不明白，为什么乡音楚调（即楚剧）中，往往悲壮声腔居多？
二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联系起来，又似乎给人启示。
西周时，这里称东鄂。唐·张守节《义记正义》云：鄂，地名，在楚之西，后徏楚。
《史记·楚世家记》郴、楚之祖封于周，号子男五十里。当熊绎五传至熊渠时，开始“伐庸、杨越至于鄂”。
满山遍野闪烁着光彩的黄、红铜，惊得楚王目瞪口呆。
于是，筑城、建都、封王（楚君熊渠封次子熊红为鄂王）。
史籍记载：楚之别都凡十一，鄂居首。
自此，楚国国力大增。以代表生产力水平的青铜器，在列侯纷争、强邻四逼的氛围里，显示了它长足的优势。
公元前323年。
当持有“鄂君启节”（分舟节、车节二种），有舟船150艘、车辆50乘，总吨位达1800吨的庞大鄂君水陆联运商队，自鄂地出发，满满当当地装载着包括有当地制造、日后震惊于世、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编钟在内的当地物产，源源不断的商运到湘、皖、豫、赣、苏、桂等地时，这里的营运活动就达到了我国古代交通运输的一个巅峰。
不可思议的是，“鄂君启节”，这个楚王颁发的免税通行证，在距2280余年后的安徽寿县出土。
新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业货运水陆通道的《启节》文字记载：自鄂往，逾诂（湖）、上滩（汉）……，其中舟节163字、车节154字，详尽了以鄂为始发港（站）通往华夏大地水陆五条经商航（路）线。
鄂君启舟船队水路经营范围是：起于鄂，过樊湖至长江，达汉水，到湘江，临资水，跨沅水、澧水、淮水、邗沟等众多河流，总航程万余里，经税关二十余处，可连接珠江三角洲及海外东南亚诸国。
考古者大惊：“鄂君启节”的文字记载，比举世著名的、修于公元前312年的古罗马亚平宁通道还早十一年!
鄂，作为楚国的商贸集散中心和水陆运输的主要枢纽乃大白于天下。
这是中国古代交通史的奇迹。
岁月悠悠，王朝更迭。楚王熊渠卒后，熊红继位，为楚国国君，都于鄂。熊红传六世至熊咢（注：楚君六世先后为熊延、熊勇、熊严、熊霜、熊徇、熊咢），仍都于鄂。
从方圆五十增至五千里的煊赫大国，整整经历了漫长的七个世纪。
屈原《涉江》中云：“乘鄂渚而反顾”。古籍曰“水溢为渚”。《武昌县志》亦曰“鄂渚即樊湖（樊湖即今梁子湖）。”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那是一个寂寞的季节。
一个修长的身影在这片山水里徘徊。在这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年代，他留下了“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誓言和“哀民生之多艰”的千古叹息。
当出生在这里后成为楚国举足轻重的“二胥”人物（传伍子胥系鄂州段店人、申包胥系鄂州泽林人）反目成仇、背道而驰的时候，长江边观音阁“龙蟠晓渡”处的“接渡石”就见证了“伍子胥叛楚奔吴”这一幕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千古历史悲剧。
结果，当秦王嬴政将延绵的长城接成一片时，鄂王城就长眠在市西的马迹乡下（马迹乡即今金牛镇，古属鄂州，1956年划大冶）。
那是筚路蓝缕的苦楚。
四
公元221年，一个与秦帝国登基相同的日子（秦始皇称帝于公元前221年）。
在赤壁大战的滚滚硝烟中，吴王孙权挟着胜利的喜悦，率将甲来到了这里，改鄂为武昌（注：秦汉建制，鄂州称为鄂县）。
一个响亮的名字。
昌，盛也。荀子《礼论》：“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孙权意欲“以武而昌”。
谁能说，吴王与楚王的愿望有何不同？
这又是一个划时代！
城东有座凤凰台（位于凤凰路，原东门塔处，凤台烟树，鄂州古八景之一，毁于文革期间）。明朝《一统志》记载：魏黄初二年，吴王孙权因见凤凰飞立于城东，以为祥兆，故筑凤凰台于此，并在这里招大都督周瑜、赞军校尉鲁肃以商定都大计。
“左控肥庐，右连襄汉，古谓长江枢纽，楚东之门户。而北利于拒曹操，西便于守荆州。河港交错以利水军利立国，矿藏丰富又便于造利器，可谓天时地利。”几人纵横捭阖之言，说得孙权点头颔首。顿时，一个大规模集中江东人力物力的移民建都念头，使得孙权兴奋不已……
这年春四月，天高气爽，风和日丽。孙权站在新修的巍峨的凤凰台上，双手一挥，颁布了“移民千家”的诏令。
诏令震惊于世，举世瞩目。
随即，数不清的达官显贵，成百上千的能工巧匠，扶老携幼，披星戴月，从吴越腹地（今南京江浙一带），千里迢迢汇集在这块“龙蟠凤集”（龙蟠：即龙蟠晓渡，观音阁处，鄂州古八景之一）的风水宝地。
刹那间，宽阔的驿道上，人欢马叫，旌旗飞舞。那卷起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它将向世界表明，这里将是一个全新大国的崛起。
当新修的武昌宫殿金碧辉煌地屹立于凤凰台下时（宫殿遗址在今古城路北段），孙权便在这里设置了武昌郡（三国时期沿用秦汉时郡县二级行政区划）。武昌郡管辖武昌（今鄂州及黄石、大冶）、下雉（今阳新县东南富水南岸）、阳新（今阳新县西、富水北岸）、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浔阳（今九江市及黄梅辖境）、沙羡（今武汉及咸宁地区辖境）共六县。至此，武昌郡东自九江，西抵蒲圻，蜿蜒近千余里，成为东吴四十三郡中最为庞大的一郡。
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宫称帝，改元黄龙，国号吴。史称东吴。
在西山顶祭天，在洋澜湖畔的南岗处拜地，在繁褥冗杂、文武百官一片“吾皇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即位仪式中，这块土地就开始了它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筑路修道，开辟“吴王岘”，劈樊山（即西山），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冶（东吴设置的二处冶炼机构）。冶铜炼铁，设新兴，马头铁官；筑窑烧瓷（后人称六朝青瓷，中国早期瓷器）。铸镜[即铜镜，鄂州是中国古代四大制镜中心之一，其余三处为徐州、洛阳、会稽山阴（即今绍兴），今鄂州称古铜镜之乡。
——大兴土木，营建城池。武昌先后修有武昌宫、避暑宫、安乐宫以及太极殿、礼宾殿等建筑。其城外东、西、北边各建有子城。城西建有梅城（在今胡林）、仵城（在今大湾），城东建有黄石城（在今燕矶）、城北建有邾城（在今黄冈处），形成众星拱月的防御格局。宫殿建筑富丽堂皇、用料讲究。《寰宇记》中云：“宫中古瓦澄泥为之，可以为砚，一瓦值百钱。”
——重农业，成立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农业管理机构），实施“军屯”、“民屯”（农业组织形式）。黄武五年（226年），孙权自诩“受田耕种”，将驾车之用八头牛改为“四耦耕牛”，以示风气。于是，“长江沿岸人烟逐渐稠密起来”，“南方地区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兴佛教，建佛寺，译佛经。武昌城内先后建有昌乐院、宝宁院、惠宝寺等。吴黄武三年（224年），印度僧人维衹难、支谦等在此翻译《法句经》二卷。孙权闻支谦博学有才慧，“拜为博士、使辅东宫，甚加宠秩，”故《中国佛教史》中云：“江南佛教译经，初创于武昌，大盛于建业。”以至东晋高僧慧远挂锡于西山寒溪寺，开创佛教“净土法门”，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发祥地。
——设置造船中心。《江表传》载：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亦曰“大舶”，容将士三千人。黄龙二年，吴帝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将甲万人，组建庞大船队，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大陆人首次到台湾），乃至西南大海上（今东南亚），直闹得沸沸扬扬。
那是辉煌的六十年。
歌舞升平……
狼烟四起……
从三国鼎立到三国归晋，辉煌的吴大帝城。终究没有摆脱如同鄂王城般的厄运，留下的只是因建都而得名的“武昌鱼”在这里悠悠游游，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吴大帝城不平凡的经历。
“战国城池尽悄然，昔人遗迹遍山川”（唐·释栖——《武昌怀古》）念及昔日花柳繁花的吴都，引得唐代大诗人李白不禁留下一首“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送储邕之武昌》的感叹。
石门仍在期待。
五
悠悠岁月的沉默。
悠悠岁月的等待。
如春雷，似闪电，惊醒了这片神奇土地的，是神州十二亿共同高歌的旋律。
东方，有一轮初升的红日。
鄂王城、吴大帝城的废墟上，一座现代化城市诞生并高高举起了走向世界的旗帜。
有人说：石门听到了开门的咒语。
有人说：石门看到了开门的钥匙。
有人说：石门已经打开，传说终于变成了现实。
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