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国民
武昌鱼，得名于三国时期。据《三国志·吴书·潘濬陆凯传》记载，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东吴末帝孙皓从建业（今南京市）迁都武昌（今鄂州市城区），当时，东吴百姓溯流供给，以为苦患，加上政事多有不顺，黎民穷困。左丞相陆凯上疏，且引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进行劝阻。这是最早有关“武昌鱼”的记载。
武昌鱼，俗称樊口鳊鱼，学名团头鲂。樊口，是樊水注入长江的出口处。闻名遐迩的武昌鱼，一直生长在长江与樊水交汇的深水之中。据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武昌县志》“物产篇”记载，“鲂，即鳊鱼，名缩项鳊，产樊口者甲天下。是处水势回旋，深潭无底，渔人置罾捕得之，止此一罾，味肥美，余亦较胜别地。今县前有一家市之，鳞白而腹内无黑膜者真。”1956年，华中农学院水产系教授易伯鲁先生用科学分类的方法，经过反复调查考证，将外形区别不太大的三种鳊鱼（即三角鲂、团头鲂、长春鳊）区别开来，把产于鄂州樊口的团头鲂定名为武昌鱼。
由语言典故到诗词意象
“武昌鱼”最早只是一个典故。典故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典故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古代故事，叫事典；二是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叫语典。三国童谣中的“武昌鱼”是个语典，陆凯在给东吴末帝孙皓的奏疏中引用儿童们吟唱的歌谣，用“宁……不……”表示舍弃后者选取前者的选择句式，又用“建业水”与“武昌鱼”加以对比的方法，既表明了反对迁都的意见，又表达了对东吴故都建业的怀念之情。在这里，是说“武昌鱼”味道再美，品质再好，也只是作为“建业水”的一个陪衬，话语中所蕴含的是对“武昌鱼”的一种冷漠甚或厌恶的感情。
最早在诗歌中引用“武昌鱼”这一典故的是北周诗人庾信，他在《奉和永丰殿下言志》中写道：“弱龄参顾问，畴昔滥吹嘘。绿槐垂学市，长杨映直庐。连盟翻灭郑，仁义反亡徐。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庾信是南阳新野人，梁代诗人庾肩吾之子，父子二人同为太子萧纲的文学侍从。建康失陷后，庾信被迫逃往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他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他因此被强留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诗人写这首诗时，已近不惑之年，永别了江南，且屈事二君，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诗中流露出对故国深沉的思念之情。诗歌最后两句“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虽然还是一个语言典故，却赋予了新意。这里的“建业水”和“武昌鱼”，不再是对比关系，而变成了并列关系，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昌鱼”和“建业水”一样，都成了诗人怀念的对象，成了江南故国的代名词。
千百年来，诗人词客们在作品中反复引用“武昌鱼”这一语典，久而久之，逐渐赋予了一定的思想感情，形成了一个著名的诗词意象。所谓意象，是诗词中情意与物象、景象的融合，是诗人词客的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的有机统一。意象的作用是引导鉴赏者破译诗词的情感密码。比如“月”的意象，其内涵与情感是非常丰富的。“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是纯洁、美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团圆、思乡；“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是悲伤、愁苦；“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是辽阔、绵远。“武昌鱼”意象的内涵与情感也很丰富。比如，“武昌鱼美应难恋，历数须归建业来。”（唐·孙元晏《武昌》）是留恋、惋惜；“新酒秦淮缩项鳊，凌霄花下共流连。”（唐·唐彦谦《寄友》是愉悦、欣喜；“建业水甘供日饮，波中亦有武昌鱼。”（宋曾极《南轩》）是悠闲、快乐；“冷宦昔同清献鹤，冰盘今恋武昌鱼。”（民国·朱峙山《贺汇川先生以八秩初度答湘中诸友》)是怀旧、思乡。
元代词人卢挚《最高楼》写道：“长沙客，宁食武昌鱼。未觉故人疏。归舟唤醒乡关梦，宾筵容揽使君须。听民谣，今五绔，昔无襦。待留与、南州谈盛事，更恰好、南楼逢老子。明月夜，古来无。江头春迷鹦鹉，幕中秋水映芙蕖。绿尊倾，红袖舞，醉时扶。”卢挚，是元代著名文学家，号疏斋，涿郡（今河北琢县）人。卢挚一生显宦，曾供职朝廷，后任职湖南等地，复入为翰林学士，迁承旨。这首词是词人的即席之作。词的上片，主要写词人来武昌的原因以及对东道主的赞颂。开头两句，化用三国童谣，点明行踪。宁，宁可，常与“不”等副词配合使用，表示比较两方面的情况之后选择其中的一面。很显然，这个“宁”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语气坚定，不容置疑，表达了词人对“武昌鱼”喜爱之情。这里的“武昌鱼”，不仅仅是一个典故，已经成为词中一个重要的意象，具体可感，给人以联翩的浮想。词的下片，抒发自己躬逢盛宴的欣喜之情。此次宴会，主宾双方，尽是名流，可谓群贤毕至，完全可以留作往后美好的回忆。何况又是在著名的鄂州南楼，明月秋水芙蕖，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卢挚本性好酒，眼下，觥筹交错，红袖起舞，美酒佳肴，相互映衬，正好一醉方休。
由泛称到专指
所谓“泛称”，是指某一类事物，而“专指”则是指某一种事物；一个是集合概念，一个是单一概念；一个是复合意象，一个是单纯意象。一千七百多年来，“武昌鱼”经历了由泛称到专指的过程，或者说由抽象到具象的过程。早期是泛称“武昌的鱼”，后来则专指武昌樊口一带出产的缩项鳊、团头鲂，或称“武昌鱼”。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人们认识事物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武昌鱼”也一样。这样说，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也丝毫无损于“武昌鱼”的赫赫大名。
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称；鄂州，也有百湖之市的雅号。“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甫诗）不必说古云梦泽是何等的壮观了，武昌大地，作为古云梦泽的一部分，在三国时代，江湖连通，水域宽广。东吴以水军立国，在武昌建都，到达鼎盛时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代有废兴。千百年来，鱼米之乡，名不虚传。这里的鱼素来品种全，数量多，质量好，味道美，相传孙权常在钓台大摆鱼宴犒赏三军将士。因此，人们便在“鱼”的前边冠以“武昌”二字，与别的地方的鱼以示区别。三国末期，“武昌鱼”声名鹊起，连东吴的黄口小儿也久闻其名，脱口而出。即便是六朝时期，武昌也是历代的军事重镇，说到“武昌”，谁人不晓，“武昌鱼”的雅号自然不胫而走，誉满江南，乃至全国。一般来说，三国、两晋和六朝时期，人们所说的“武昌鱼”，多是泛称，隋唐以后，既有泛称，也有专指，需要仔细辨别。这期间，人们对“武昌鱼”的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比较、选择、拟定以致确认的过程。
“秋来倍忆武昌鱼，梦著只在巴陵道。”（唐·岑参《送费子归武昌》这里将“武昌鱼”与“巴陵道”对举，其意是说武昌的鱼和巴陵的道路。此诗属于七言古诗，对举而非对仗，应该是泛称。“太湖浪说朱衣鲋，汉浦休夸鳊。”（唐！李群玉《石门韦明府为致东阳潭石鱼鱠》）“缩项鳊”当然是专指武昌鱼。“建业龙盘虽可贵，武昌鱼味亦何偏。”（唐·徐夤《吴》）七言律诗中的颈联，要求对仗，“建业”对“武昌”，“龙盘”对“鱼味”，分属两个音步，是泛称。北宋的王安石有一首诗《别方邵秘校》：“迢迢建业水，中有武昌鱼。别后应相忆，能忘数寄书？”这里的“武昌鱼”，应为专指。诗中虽然也提到了“建业水”和“武昌鱼”，而本诗属于五言绝句，一、二两句并非对仗。
唐宋以来，吟咏“武昌鱼”的古典诗词有一百多首。在五、七言律诗中，其颔联和颈联，也就是需要对仗的第三句和第四句，第五句和第六句，常常有这样的句子，上联是“地名＋事物”，下联是“武昌＋鱼”，比如：“扬州鹤”对“武昌鱼”，“江夏水”对“武昌鱼”，“辽海鹤”对“武昌鱼”，“太行路”对“武昌鱼”，“湘南雁”对“武昌鱼”，“汉阳酒”对“武昌鱼”，“桑落酒”对“武昌鱼”，“淮浦雁”对“武昌鱼”，等等，这些名词性的偏正短语，分别组成地名对地名、事物对事物的结构方式，这些诗句中的“武昌鱼”多为泛称。
1956年，毛泽东主席从长沙来武汉，畅游长江，留下了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游泳》，开篇写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运用“才……又……”表示承接关系的句式，既表明时间的短暂，又传达出对“武昌鱼”的欣喜与赞美之情，与三国童谣构成对比，成为吟咏“武昌鱼”的千古绝唱。湘谚有云：“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毛泽东将“长沙水”与“武昌鱼”两个典故信手拈来，既点名了此行起行起止的两个地名，同时又构成了词中两个优美的意象。这里的“武昌鱼”则是专指。
由写实到写意
诗人词客在长期吟咏“武昌鱼”的过程中，其内涵也有发展与变化。有的写实，即写“鱼”，咏叹“武昌鱼”这道美味佳肴；有的多为写意，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借“武昌鱼”以抒怀。
苏辙在《赋黄鹤楼赠李公择》的结尾写道：“谁道武昌岸下鱼，不如建业城边水？”苏辙与其他诗人不同，一是将三国童谣反其意而用之，二是将“武昌鱼”和“建业水”两个典故分别拆开来用，一看便知，这是写实。像范成大的“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鄂州南楼》），像高斯德的“建业水易滋，武昌鱼多忆”（《送石浮弟归金陵》），像贺铸的“建业水清供白酌，武昌鱼贱足音邮”（《和别清凉和上人》），像范德机的“云里衡阳雁，网下武昌鱼”（《秋江图》），像姚燧“我怅离群，阳春寡和，溉鬵来食武昌鱼”（《绿头鸭·又寄疏斋》），像严烺的“此去且听衡岳雨，相思莫寄武昌鱼”（《留别万二芝轩》），像张肖鹄的“得酒不愁无物下，山头客卖武昌鱼”（《汉阳侨居山头》），像陈叔通的“入口肥鲜堪记忆，儿时曾食武昌鱼”（《庐山记游》），等等，都是以写实为主的。
诗词中更多的是在吟咏“武昌鱼”时，饶有寄托。这里有三种情况。
第一，用“武昌鱼”或借代武昌，或借代地方官职。前者如，方岳的“采石月明才夜讲，武昌鱼美又春江”（《送程伯茂佥书武昌》），用“武昌鱼”借代朋友要去的地方武昌。再如，姜夔的“一月三见梦，梦中相与娱。日日潮风起，怅望武昌鱼”（《春日书怀》），也是用“武昌鱼”借代武昌。苏籀的“建业鱼食武昌水，延陵皋壤霸王都”（《苏念八郎下第西归梁益》），这里活用三国童谣，不说“建业水”和“武昌鱼”，却说“建业鱼”和“武昌水”，实则指代苏念的行程，由建业溯流而上，到达武昌，而后西归四川，颇有创新思维。陆游的“频倾京口酒，亦食武昌鱼”（《初夏杂咏》），也是用“武昌鱼”借代武昌。后者如，王洋的“要使仇香非醉尉，定知不负武昌鱼”（《送犹子之官武昌》），这首诗是写给诗人去武昌做官的侄儿（犹子）的，用“武昌鱼”指代地方官职。
第二，借“武昌鱼”表达对故地或家乡的思念之情。元代诗人丁鹤年祖籍西域，随父落籍武昌，后逢战乱，流寓东南沿海一带，但对他的第二故乡武昌，始终未能忘怀。他在《次向自诚韵》中的颈联写道：“华表忽归辽海鹤，仙庖频食武昌鱼”，颠沛流离中，在朋友家中，忽然吃到了久违的武昌鱼，惊喜万状，溢于言表，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清代塾师余自奎是武昌西洋畈人，流寓京城，在弟子陈中孚家中设馆授徒，远离家乡，历时七载，每当夜深人静，便以诗寄情。他写有组诗《伤家信被焚感赋十首》，其十写道：“梦魂犹忆武昌鱼，樊口秋来自未除。河水烹鲜胜海错，于今方解老孟书。”清朝大兴文字狱，动辄得咎。这组诗是诗人的家信被焚烧后有感而作的。在诗中，明写“武昌鱼”，实写家乡武昌，夜来一梦忽还乡，家乡武昌鱼最难忘。朱峙山晚年寄居省城，1954年武汉、鄂州一带发生特大水灾，在报上看到雷山及对岸黄州孤塔略图，系念家乡，写有《读图感作》一诗，前面四句写道：“五年从未赋归舆，农圃无能计早疏。秋暮真如遵渚雁，春初长忆武昌鱼。”以“武昌鱼”作为故乡的代称，抒发了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一个“长”字，照应了首句的“五年”，点名长久之意，说明思乡之情更为长久，更为浓烈。
第三，借“武昌鱼”抒发对武昌风物的赞美之情。武昌鱼同武昌酒、武昌柳一样，是武昌的一张亮丽的名片，诗人对此，往往赞誉有加。如刘过写道：“江夏水生归未得，武昌鱼美价无多”（《喜雨呈吴按察》），武昌鱼物美价廉，深深地打动了诗人。晁冲之写道：“鼓枻厌骑沙苑马，行厨饫食武昌鱼”（《送王敦素》），饫食，饱食的意思。诗中代王敦素描述旅途中的快意，舟车劳顿，但饱食了一顿武昌鱼，倒也值得。马祖常写道：“携幼归来拜丘陇，南游莫恋武昌鱼”（《送宋显夫南归》），这是本诗的尾联，显然是从反面叙说希望朋友别贪恋武昌鱼的美味而误了归期，而透露出来的信息，却是极言武昌鱼的美好。何景明写道：“此去且随彭蠡雁，何须不食武昌鱼”（《送卫进士推武昌》），流露出朋友间的深挚情谊和达观放旷的人生态度，也对武昌鱼表达出赞美之情。张之洞更是别出一格，他在《秋日同宾客登黄鹄山曾胡祠》中的尾联写道：“我也浮沉同湛辈，登盘愧食武昌鱼。”诗人陪同宾客，登山盘桓，谒祠望远，不禁百感交集。一个“愧”字，含义颇丰，表达出诗人愧对前辈，愧对俸禄，愧对百姓的情怀。这里的“武昌鱼”意蕴丰赡，不仅仅指“武昌鱼”这道楚乡佳肴，还应包括朝廷俸禄父母衣食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