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友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积极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
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上善思想的时候，发现民政的思想精神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值得我们重新阅读与吸取。同时也发现中国历代积极向上向善、爱民为民的官吏横空出世、车载斗量。历史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商汤救荒就是民政思想的垂范。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上，从王安石、郑板桥、陶渊明讲到狄仁杰、包拯、海瑞，一举列出六位“古代县官”，均为古代名人志士，在知县这个位置上勤政爱民、成绩卓越、名垂青史。王安石大胆革新，推行“青苗法”。陶渊明风骨傲人：“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郑板桥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混世里，两袖清风辞官回了老家。狄仁杰体察民情、刚正廉明。包拯为政清廉，留有“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的佳句，他常道：“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海瑞刚正不阿，老百姓流传着称颂他的歌谣：“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高度赞誉了他不吃软怕硬的精神。
历史上许多君主和地方官吏的民政爱民思想至今仍广为传颂。本文从满天繁星中采撷璀璨夺目的三颗，与广大读者共赏。
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民政民贵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曾提出“禁暴止奸，安民立政”的思想。他刚登皇位，就思考君与民的关系，哪个重，哪个轻？他遵循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思想。他说：“在朕看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篇》）。“如果损百姓的利益来奉养君主一身，那就如同割下自己股上的肉来吃，肚子倒是填饱了，可是命也就没了。若想要安定天下，必须先要端正自己的身子，只要身子是正的，哪怕影子是斜的？没有听说上面治理好了下面是乱的。朕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使自己身体受伤害的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由于自己的奢欲造成的祸害。如果耽奢于滋味，玩悦于声色，欲望越多，对自己的身体的伤害越大，既妨碍了政事，又扰乱了百姓。还生出个歪理，说什么我为民父母，民就是要奉养父母的。如此下去，百姓不堪忍受，不再相信君主，与君主的关系终于解体，于是怨恨和仇视产生了，最后的结果就是离心离德与反叛的兴起。所以，朕每想到这里，就不敢放纵逸豫。”
君与民之间不是水火关系，而是鱼水关系。皇帝愿意养育天下的百姓，那么，天下的百姓也乐意供奉君主。彼此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如果君主要求的奉养过厚，那么百姓的生活就会受到侵害；如果君主奢欲无度，那么百姓就很难活命了。虽说天下万民奉养一个君主本来不是问题，但是一个无穷奢欲的君主会蓄养一个庞大的奢欲官僚集团，那就可说百姓难以活命了。百姓难以活命，哪有江山稳固？
唐太宗认真分析了隋朝为何灭亡的原因，深刻吸取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悟出一个道理：老百姓才是衣食父母，作为君主必须重视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君主“正其身”相联系。所以他即位之初，主张轻徭薄赋，经常下达“荒政令”等赈灾救民政令，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重视以民为本，常道：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唐太宗有一句名言：“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就是认为，君主的安危还是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所以，他民为邦本的思想就牢固树立起来了：“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篇》）。所以他“唯思稼穑之艰,不以珠玑为宝”（《旧唐书·良吏传》序）。
李世民在即将驾崩的时候，也不忘交待他的儿子李治：“我儿须勤政爱民。”进一步阐明了为君民贵的思想。
北宋名太守苏东坡的民政民乐思想
苏东坡这个名字，人们更多的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大文豪、大诗人、大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首。而他的爱民乐民思想却鲜为人知。其人闻名于诗文，但不仅限于诗文，而是在许多方面均有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出任地方官，政绩更为突出。
为民请命
为了百姓疾苦，他屡奏表章，不弃不馁。甚至不畏丢乌纱，不惧被谪贬。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他为了宽免百姓的公债，亲笔向太皇太后上了一道五千字文的表章，详论处理呆账的办法。足以可见他勤谨爱民的作风。“……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如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由何安生，朝庭仁政何由得成乎？”
与民同乐
苏东坡刚到密州任知州，正好遇到元宵佳节，在街上看灯、观月时偶作一首《蝶恋花·密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哇麝，此般风味应无价。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垂野。”十五的月亮正圆，灯与月交辉相映，引来了满城的士女，从容而喜乐地竞相游赏。闻听吹箫击鼓，却见是农民正在举行社祭，祈求丰年。直到深夜，效外云层四垂，阴霾欲雪，意在“瑞雪兆丰年”。作者这才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与民同乐，心旷神怡。
《喜雨亭记》：“……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百姓久旱逢甘雨，喜乐无穷，欢欣同庆。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忧愁的人因此而高兴，生病的人因此而痊愈，而我的亭子恰好建成了。于是苏轼在亭子里摆酒宴庆贺，将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作《喜雨亭记》。鲜活地展现了苏轼的民爱民乐思想。
爱民如子
苏东坡两度临杭，先后任杭州通判、杭州太守。“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向”（《杭州谢表》）。任职期间，他修井、赈灾、治病、开河。著名的西湖十景“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均为苏东坡始建。旧年除夕，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畤同登城楼，眼看难民在深夜中跋涉而行。次日天还没亮，他就叫醒赵令畤说：“我一夜无法入睡。对那些难民我总觉得帮助他们一点儿才对。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儿麦子，给他们烙点儿饼吃。”于是他们便把官仓里几千石米，酒务局很多柴都分发给了这些穷人。
苏东坡不但自己勤政爱民，还赋诗赞美赈灾救民的好官。《异鹊》：熙宁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饥得名。有二鹊栖其厅事，讫侯之处，鹊亦送之。漳人异焉。为赋此诗。诗云：“柯侯古循吏，悃幅真无华。临漳所全活，数等江干沙。仁心格异族，两鹊栖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对空楂楂。善恶以类应，古语良非夸。君看彼酷吏，所至号鬼车。”
苏轼《答吕梁仲屯田》，是一首现实主义诗篇，实地记录了洪水给人民群众财产造成的危害。忧民之所忧，喜民之所喜，关心人民疾苦，与百姓休戚与共。在徐州执政的两年里，心系百姓，勤政务实，深受广大民众爱戴。老百姓发自肺腑的赞颂“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怀念唯苏公”。两年一瞬间，获得如此赞誉。他最先发现和开采徐州煤矿，《石炭歌》记叙了他这光辉一页，作为咏煤绝唱而名传后世。
苏轼一向闵农、重农、抚民、爱民。诗作《秧马歌》，生动形象真切地描绘了秧马这种古代农具，在农史上的重要史料价值。
清吏郑板桥的民政民本思想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的杰出代表，集诗、书、画“三绝”于一身。其民本思想给后人留了一笔宝贵财富。
农夫为首，务本勤民
郑板桥将中国传统的所谓“四民”士农工商，重新排序为“农工商士”，足以可见他难能可贵的开明见解。他说：“愚公生平最重农夫”，“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为什么呢？其理由是：“农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范县暑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牵牛和织女是两个星座名。传说中牛郎和织女分居在银河两侧，每年农历七月七日之夜才得渡河一会。后人传颂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将它誉为古代“七夕情人节”。而郑板桥则不然，他对牛郎织女作了新的解释：“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务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鉴矣。”
因为农夫是“养天下之人”，所以郑板桥才最重农夫，将农夫放在“四民”的第一位。由此而产生了他务本勤民的思想。他在李鳝画的一幅稻菜图中题曰：“稻穗黄，充饥肠。菜叶绿，作羹汤。味平淡，趣悠长。万人性命，二物耽当。”
泽加于民，扶贫济困
他自幼牢记《孟子·尽心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他说：“吾辈读书人，……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
郑板桥在范县和潍县做县令时，对“泽加于民”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实践。在任范县县令时，向上级写了一首诗：“……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文杏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范县呈姚太守》）。郑方坤在《本朝名家诗钞小传》中评价郑板桥说：“既得官，慈惠简易，与民休息，人亦习而安之。”《范县志》对郑板桥亦有记载：“通达事理。”据乾隆十三年郑板桥所书《乾隆修城记》：“本县先为倡，首修城工六十尺，计钱三百六十千，即付诸荐绅，不徒以纸上空名，取其好看。”在潍县任县令时，郑板桥在《潍县暑中画竹呈年伯包中大丞括》中题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表面看是写竹子，而实际含义是：我们这些小小的州县官吏，要深切关注百姓的疾苦，时刻牵挂百姓的举动。做一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好“父母官”。他言行一致，“关情”民苦，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救灾、抗灾措施，体现了爱民、利民、惠民、安民的“泽加于民”思想。如《清史列传》云：郑板桥“官潍县时，岁歉，人相食。燮大兴修筑，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籍邑中大户，令开厂煮粥轮饲之。有积粟，责其平粜，活者无算。时有循吏之目。”《重修兴化县志》云：郑板桥“调潍县，岁荒，人相食，燮开仓赈贷，或阴之，燮曰：‘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发谷若干石，令民具领券借给，活万馀人。上宪嘉其能。秋又歉，捐廉代输。去之日，悉取券焚之。潍人戴德，为立祠。”叶衍兰等《清代学者像传》云：郑板桥“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
扶贫济困也是郑板桥的民本思想，与“泽加于民”思想是一致的。他受宋代范仲淹抚恤宗族的感染，在范县做县令时，对堂弟郑墨说：“刹院寺祖坟，是东门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无地，遂葬其傍，得风水力，成进士，作宦数年无恙。是众人之富贵福泽，我一人夺之也，于心安乎不安乎！”郑板桥命郑墨“持俸钱南归”，做几件扶危济困的事：（1）“敦宗族”：“（东门）可挨家比户，逐一散给。南门六家，竹横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虽远，亦是一脉，皆当有所分惠。骐驎小叔祖亦安在？无父无母孤儿，村中人最能欺负，宜访求而慰问之。”（2）“睦亲姻”：“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亲戚，有久而不相识面者，各赠二金，以相近续，此后便好来往。”（3）“念故交”：“徐宗于、陆白义辈，是旧时同学，……今皆落落未遇，亦当分俸以敦夙好。”（4）“其馀邻里乡党，相赒相恤，……务在金尽而止。”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述茅屋漏了，“雨脚如麻”，“长夜沾湿”。此时此景他所叹息的不是自家之事，而是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郑板桥受其影响，嘱咐吴于河代他刻过一方“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图章，与杜甫同一“襟抱”，洋溢着普世爱民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