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民
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东沟镇龙塘村）人，晚晴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出身书香门第，高祖维仓，太学生；曾祖新本，岁贡生，任广济儒学训导；祖父以诰，太学生；父善准，岁贡生。张裕钊少年时入塾读书，师从当地名儒杨慰农和朱依柳，并在两位老师的引导下集中学习八股制艺之文。张裕钊从小就表现出对古文的爱好，尤其喜读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南丰集》。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中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赴京考取国子监学正，官授内阁中书。主考官曾国藩阅其试卷，对他的文才极为赞赏，亲授《昭明文选》，予以勉励，并告诫裕钊：“徒慕唐宋文而不及《文选》，则训诂弗确，不能几于古。”张裕钊进而致力于《史记》及前、后《汉书》，尤服膺司马迁，称其“善记言，简略皆中，不亚《左》《国》，班、范其伦。而班、范擅长词赋，故其论赞叙述之言率警练；范则排比为齐梁先驱，要皆文章之宗也”。可见张裕钊学古文，不拘一家，能得诸家之长。咸丰四年（1854年），张裕钊入曾国藩幕府，参办文案，学术上直接受到曾氏的指点，与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曾氏身居高位，其幕僚门人多得通显，只有张裕钊虽相从十数年，独以治文教学为事，并不热心政务，故其离开曾幕和退出仕途甚早。
张裕钊治学则考订《国语》《国策》，著有《左氏服贡注考证》和《今文尚书考证》，文章则集中在《濂亭文集》，该书为其门人海宁查燕绪所刊，刻印精美，收录文章八十五篇，诗二卷。
一、张裕钊的诗歌
在《濂亭诗集》里，收有张裕钊诗歌二百七十五首，多为五言和七言。从思想内容上看，这些诗有三个特点。
其一，写景状物，抒发热爱自然热爱家乡的情怀。北山，坐落在诗人家乡附近，留有诗人的足迹，在作者的诗文中也常有提及。诗人写有一首五言律诗《游北山》：“寻山不觉远，细路踏莓苔。流水一曲转，桃花无数开。淡烟何点宅，深树志公台。遥想幽岩际，高真傥可陪。”开篇点题，寻游北山，那里有一条蜿蜒的小路，诗人踏着长满了青苔的小路走向北山。“不觉远”三个字透露出此番游山愉快的心情。颔联描绘沿路所见景物，流水潺潺，活泼灵动；桃花灼灼，光鲜烂漫。对仗工整，动静结合，此为实写。颈联运用了两个典故。何点，南北朝人，字子晳，博通群书。梁武帝尝召见华林园，欲拜为侍中，何点以手捋帝须曰：“乃欲臣老子邪？”辞疾归。人谓其可比严光。志公，即宝志，六朝时僧人。齐武帝谓其惑众，囚之建康狱，白天见其游行市里，晚上检校，犹在狱中。至梁武帝，迎入宫中，待之甚厚。这一联实中见虚，主要写登上北山所见到的山村景象。尾联写诗人的想象：在那山崖幽深之处，应该居住着道行高深的人。全诗语言清新洒脱，意境开阔明丽。再如七言绝句《樊港道中》：“泽国霜清农事稀，菰芦深处水禽飞。几家田舍溪头住，寒柳毵毵静掩扉。”这是一首写家乡樊港（现名长港）的山水诗，寥寥几笔，描绘出一幅水乡冬景图。在诗人笔下，宛如水墨画一般，泽国、霜野、菰芦、水鸟、田舍、小溪、寒柳、柴扉，呈现出一派清新静谧的景象。和《游北山》一样，诗中表现出对故乡山水的热爱与依恋的情怀。
再如七言律诗《日日》：
日日庭前数暮鸦，年年江上听秋笳。
山枫落后时过寺，篱菊开时最忆家。
果熟欢声喧鸟雀，香残烟篆袅龙蛇。
曲肱一觉藤床上，梦去樊溪挥钓车。
这首诗写于作者执教异乡之时。“日日”与“年年”，“庭前”与“江上”，“数暮鸦”与“听秋笳”，两两相对，颇为工整，该诗首联即运用对偶手法，以“暮鸦”与“秋笳”起兴，为下文抒发思乡之情渲染气氛。颔联点明时间，每到秋天，鲜红的枫叶染红了山坡，诗人不时去拜谒寺庙；黄色的菊花开满了篱边，这是人们最想念家乡的时候。九月重阳菊花黄，每逢佳节倍思亲。景中有情，点明题旨。颈联紧承上联，写想象中家乡的秋景，橘绿柿红，山果成熟了，村子里欢声一片，连鸟雀也喧嚣起来；炊烟袅袅，缕缕升起，如同龙蛇舞动一般。动静结合，一派恬静的田园景象。尾联回到现实，以上种种，原来是南柯一梦！诗人的家乡在梁子湖，古称樊湖，那里有樊溪，有樊港，有樊口，还有鲜美的武昌鱼。身在异乡，秋意渐浓，此时此刻，诗人多么想回到家乡，在樊溪边上亲自垂钓一番呀！思乡之情，何等浓烈。从艺术上看，这首诗运用白描手法，写景叙事，不事雕琢，以鲜明的意象，抒写真挚的情怀，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
其二，淡泊名利，抒发孤寂忧愤的情怀。张裕钊的诗歌早期多为个人怀才不遇而感慨，晚期则多为国势倾颓而忧惧。比如《端居》：“我生固坦荡，畏从簪紱俦。多仪困缠缚，貌语强咿嚘。……古来贤达人，往往沈林邱。跌荡从野党，傥遇东陵侯。”该诗作于金陵（南京），当时他在曾国藩幕中，看到官场的繁文缛节、装腔作势，十分反感和头疼，因此不乐于与其为伍；以张氏坦荡的个性，宁愿作闲云野鹤的散人。他在《戊寅新岁口占》中说到：“群公玉珮趋青琐，九市华灯缀绛绳。休怪先生浑不出，年来心绪冷如冰。”将“群公”与自己作对比，表现出诗人心绪的孤寂与冷漠。其实，诗人落落寡合的性情和行为本不适于官场，大约这也是诗人很早就退出仕途的原因之一。
但当诗人真正放弃仕途进取之望，不与禄蠹交往之后，其心情依然不能平静。比如《秋夜》尝云：“壮怀早读范滂传，晚学今耽小戴经。犹有忧时心未灭，步檐遥看上台星。”《甲戌登高有感》则云：“兴亡历历阅千年，眼底青青六代山。南北推移随世重，安危盘错惜才难。”摆脱得了龌龊的官场，却无法挣脱复杂危殆的时局。诗人深感需要人才出而救世，然而人才却是既少且难被任用，忧愤至极时，对自己倾毕生精力而学文为文的行为，也觉得没有丝毫的意义与价值。诗人在《戊寅偶书》中写道：“少日苦求言语工，九天九地极溟鸿。岂知无限精奇境，尽在萧疏黯淡中。”不独自己如此，连古时大名鼎鼎的韩愈又岂能例外？“退之勇卫道，自以时无比。摛文追卿云，著书排二氏。饥寒忽相迫，曩怀挫复几。文章小技耳，何其太自喜。”意思是说，自己孜孜以求的文学事业，有时竟然觉得虚无缥缈，没有多大意思了。至于说文章的作用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像韩愈那样勇于卫道和自负的人，连个人的生计都解决不了，其壮怀又能坚持多久呢？
公元1883年12月中法战争开始时，张裕钊已进入老年，他对个人的进退显隐已不太介意了，但由于自强运动的失败和国势的更趋危急，作为一个心系国家和人民的诗人，其忧愤也更加深重。比如诗人在《孤愤》中写道：“议和议战国如狂，目论纷纷实可伤。万事总为浮伪败，一言无过得人强。尽焚刍狗收真效，宁要束蠡列众芳。独把罪言倚枕读，一声白雁泪千行。”诗人认为中国之败仍在虚应故事，办事缺乏实效。由于满清政府没有实力，所以无论是和是战都无法摆脱危局。不久满清政府接受屈辱条件，与法国订立和约，诗人更加感慨万端，用诗歌倾吐心声：“……岂有疗饥餐毒药，可怜从瞽问迷途。噬脐它日宁堪说，十万横磨一掷输。”（《罪言》）以“疗饥餐毒药，从瞽问迷途”为喻，愤怒地批评满清政府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听信妥协投降主张，轻易把我国将士的战斗成果拱手相送，因而必然招致更多的欺凌。
公元1894年，是张裕钊在世的最后一年，已是中日甲午之战的前夕，对于满清政府，诗人已经彻底失望了。他在《冬瞑》中写道：“贪污成俗国维破，砥柱无人士气孤。世事久经归袖手，年除聊复醉屠苏。”其绝笔诗《眼底》吟道：“眼底喧嚣实可怜，江河日下作深渊。纷纷燕雀何足数，采采浮游空自鲜。冀北名驹谁万里，辽东归鹤已千年。散人岂合知时事，独念皇家一怆然。”小人得志，颐指气使；志士灰心，长歌当哭。中国面临着更大的危难，但在更大的危难到来之前，“独念皇家一怆然”，张裕钊首先想到的竟然是“皇家”，这无疑反映了张裕钊的忠君思想。其实，在诗人看来，爱国与忠君是合二为一的。他并不知道，此时的“皇家”，已风雨飘摇，完全腐朽了，走向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对立面。这是不能不指出来的。
其三，怀古咏史，对中国古代圣贤流露出怀疑的态度。本来，在张氏的文章中，就极少对圣贤的顶礼膜拜，不过还没有直接的质疑和嘲笑。但在其诗歌中，一方面可能是诗歌体裁需要直抒胸臆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受到阮籍、陶渊明、李白等诗人的影响，故对古代的圣贤流露出颇多不恭的倾向。如说“圣贤去我已千载，手把遗编阖且开。唯有多情天上月，苍茫曾照古人来。”（《夜》）再如“酣歌痛饮从疏放，跖蹻孔颜谁是非”；（《丙子春感》）再如“所贵俊杰识时务，今日岂复古初侔？尧舜糠秕竞何物，枉持万卷输兜鏊。”（《雪夜课经图为方生宝彝题》）虽然这些话不可视作庄重之语，或者竟是酒话和愤激之词，但再联系他写的其他诗句，比如“千龄百代一山邱，新人旧人莽相续。饥饱苦乐度一世，若为太仓赢粒粟”；（《对酒》）“人生天地间，有若桴浮海。波涛一冲击，谁能知定在？”（《留别莲池书院诸生》）从这些为数颇多的感叹人生之作来看，张氏对圣贤的不敬也是真情流露。因为所谓圣贤都是理想主义的产物，而一个对当时的社会极度悲观失望的人是很难从内心崇拜圣贤的。这种现象也体现了当时士人的双重性格，他们在写文章或教育人的场合，力求不违背圣贤之道，而在作诗抒情的时候又往往对那些所谓神圣的东西表示怀疑乃至亵渎。
张裕钊有一首《咏史》诗，评述历史，振聋发聩。诗云：“功名富贵尽危机，烹狗藏弓剧可悲。范蠡浮家子胥死，可怜吴越两鴟夷。”此诗咏春秋吴越之事。当年吴越两国世代仇雠、胜败忽如转圜的历史，常常令人掩卷沉思，千载之下，鼙鼓犹酣，战血流腥，一任后人唏嘘凭吊，感喟兴亡。然而，诗人并不经意如此。本诗着眼于历史沧桑中的个人命运，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目光，透视匆匆历史过客的荣辱升沉，具有某种哲理蕴涵。首句点明题旨，揭示“福兮祸所伏”的生活辩证法，以为唤醒人间痴迷的当头棒喝。“功名富贵”是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追猎角逐的人生目的，丰功伟业，锦绣荣华，足令世人歆羡，然而咫尺之间，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令人惴惴于一失足成千古恨。次句，“烹狗藏弓”是事实，“剧可非”是评论，是感悟。勾践灭吴，他的谋臣范蠡致书文种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洞察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享乐。这句千古名言，撕破了封建纲常伦理的庄严面纱，道尽人情险恶。它揭示了胜利之后接踵而来的巨大悲怆，使人仿佛可以想见在血色黄昏的战争丘墟之上，凯旋的将军孑然四顾，独立苍茫，难逃喋血伏尸的命定归宿。三、四两句举出两位殊途同归的悲剧英雄：伍子胥和范蠡，吴越两国的股肱良臣，都曾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赫赫扬扬。伍子胥辅佐吴王成就霸业，运筹决策，屡建奇功，然而终以直谏遭谗取祸，吴王夫差赐他属镂剑逼其自裁，子胥将死，恨曰：“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为了不使子胥亡魂得见，夫差命人取子胥之尸，盛以鸱夷，投之于江。范蠡辅佐越王复国雪耻，苦身戮力，忍辱负重，深谋二十余年，终于灭吴，越兵横行江淮，勾践号称霸王。范蠡以上将军返国，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见机远飏，辞勾践以避斧钺之威，载轻宝珠玉，乘轻舟以泛五湖，变姓名自号鸱夷子皮，意谓待罪之身有如子胥盛鸱夷而浮于江，境遇略相仿佛。曲终人散，蓦然回首，前鉴不远，怅恨何极！“鸱夷”这个别号寄托了一缕剪不断的淡淡哀思。诗的末句，“可怜吴越两鸱夷。”带有醒世意味，吴越两国这一对棋逢敌手的宿敌，终于相徜徉于江湖，劳劳浮生，化作鸱夷一梦。读来如醍醐灌顶，似觉吴越之间干戈扰攘的纷争，都如云烟过眼，风飘电逝，唯余烟波浩渺而已。
二、张裕钊的散文
在《濂亭文集》中，有赠序、序跋、游记、札记、书信、祭文和墓表等各种文体。其中有一些文章的文学价值较高，有的还是名篇，在我国散文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其一，赠序。比如《送黎纯斋使英吉利序》，是送黎纯斋出使英国的临别赠言。黎纯斋赴英任参赞在光绪二年（1876年）。黎纯斋，即黎庶昌，字纯斋，贵州遵义人，十九世纪中叶，不断出使外国，历任驻英、法、德、日参赞，回国后官至川东兵备道。与张氏一样，黎纯斋同属“曾门四弟子”，同为桐城派晚期作家。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桐城派后期文学，已经走向衰弱。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也受到主张“经世致用”的后起之秀的挑战。他们曾追随曾国藩力图“中兴”，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思想上产生矛盾：一方面顽固地坚持正统，维护封建帝制；一方面却主张改良，反对守旧，积极鼓吹向西方先进技术学习，为现存秩序寻找出路。而这种矛盾又都是在“以国事为重”的轴心下展开的。这篇临别赠言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复杂而又尖锐的矛盾。
在这篇赠序中，贯串全文中心是一个“变”字，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而世运乃与为推移”。是“变”，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全文的主旨。文章开始写了近代的世变。泰西，极西之地，当时用以指“西方”的专用名词。自泰西与内地沟通以来，特别是道光之际，海疆有“兵革之事”起，实际写了自中英鸦片战争以来数十年间的历史。写帝国主义入侵，清政府本是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数十年的历史，是丧权辱国的历史，而作者却“为尊者讳”，说成“怀柔绥服”、“兼容并包”、“远抚长驾”等，这表明作者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写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者又极尽铺张溢美之能事，始概说探幽发渺，智力像刀尖兽角一样突出，日新无穷；再细谈机械、天文、地理、电讯、航海等各种先进技术之兴盛、精妙、奇异，开天辟地以来未尝有也。文章以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起点，是作者的精心安排，这既是全文立论的依据，又为后文的追溯与进言张本。文章接着追述古今之变，以进一步揭示西方科技发展之渊源。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发展，都在于天人感应、阴阳激荡，实际是一个“变”字。自上古起，至秦汉以至于清朝，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不是世变之推移，至今世变尤为大且剧，“天实开之”，这是自然规律，人不能违。至此铺垫已十分周密，可直剖当世之弊。作者落实到如下两点：一为士大夫“拘守旧故”，借司马相如之言作喻，神乌已在天空翱翔，而捕者仍守在地上鱼兽汇集的地方，极为形象地讽刺了当世士大夫鄙夷守正之弊。这里表现了作者思想开明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指出任用“庸猥”之流通西，适足为远人嗤笑。这是后文赠言的伏笔。据此二者之弊，作者一语点出当今求变的关键，在于“精求海国之要务”，以加强国防，这是巩固根本、抵御敌人、尊重国君、保护人民的首要任务。故须得俊异志节之彦，挑选重臣，通使外国，而黎君正是如此受任国家之重而使英的重臣。这两层意思正是上文两点弊端的呼应。最后，作者谆谆告语：察看海国的方法，笼络异邦的策略，要得其“要”和“情”。要者，要义也；情者，实情也。既明实情，又得要义，对应设施，必有所据；而继承故业，谋求变易，也就能够找到途径。行文至此，已承接上文，层层相因，完成了赠序的目的：学习西方，以励精图治。
通观全文，情真意切，脉络分明，较好地体现了作者为文的主张，即“意、辞、气、法”统一而又以“意”为主，寓“意”于“声”，“同声求气”，达到一定的气势。桐城派晚期作品的面貌，于此可见一斑。
其二，游记。在张裕钊为数不多的游记散文中，有三篇游记影响较大，值得一读。
第一篇是《游狼山记》。光绪二年（1876年），张裕钊的挚友黎纯斋在通州（江苏南通）为官，作者乘访友之便，和黎纯斋一道于八月十八日游览了通州之南的狼山。饱览了山川胜景，感慨良多，归来便写了这篇文章。《游狼山记》不仅有游记散文的一般特点，比如细腻生动地描绘自然景色，在游山玩水时凭吊古人，以及触景生情而抒发胸臆等等，而且还有其独特之处。首先，作者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十分优美寂静的所在。这里树繁竹茂，寺塔楼庵错落有致，并与松桂桧柏掩映成趣。这真是超越尘世之绝境啊！作者在描写长江的气势方面更是费了一番笔墨。作者写长江立足于入海不远处，在通州的狼山之上。自岷蜀，经吴楚，长江日夜奔腾已至万里，她要带着中华大地的深情汇入波涛滚滚的东海。立足狼山之巅，回瞩长江，只见她更广阔，更浩瀚，更辽远，因此也更加惊心动魄。作者抓住这一特点，才有与众不同、非同凡响的佳句：“江水自岷蜀经吴楚行万里，至是灏瀚渺莽，与海合会。山川控引，界绝华戎，天地之所设险，王公以是慎固，古今豪杰志士之所睥睨而筹也。”读来朗朗上口，令人心旷神怡，向往不已。阅读本文，可以隐约地感到时代的危机及作者此时的思想情绪。从字面上看，他以阮籍遭晋室之乱而作《咏怀诗》，登广武山而叹时无人，来衬托自己所处时代的升平安定。其实当时的满清王朝远非平安无事，作者也心有余悸，“深忧长计，复奚以为？”他“忧”什么？既为满清王朝的内乱外患而忧，也有阮籍“叹悼时之无人”之忧。最后一段，五十三岁的张裕钊自称“枯槁朽钝”，这本是自然规律，不足为怪，但重要的是他已“为时屏弃”。他给自己设计了一幅多么美好的“隐居生活图”：“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恬隐平和到了极点，能提供这种生活的所在不正是幽寂的狼山吗？至此，读者方才恍然大悟，作者在文章开头对狼山的细腻具体的描写，不单是客观的，眼前的狼山原来就是他心目中的人生的归宿。前后呼应之巧妙，正说明作者构思的匠心。
第二篇是《游虞山记》。本文开头说：“十八日，与黎纯斋游狼山，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二十一日，买舟渡江，明晨及常熟。时赵易州惠甫适解官归。居于常熟，遂偕往游焉。”由此可知，这次游虞山，是在游狼山的四天之后。游狼山，有黎纯斋作陪。这次游虞山，是赵惠甫作陪。狼山在江北，而虞山在江南，在江苏常熟县城西北。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文章抓住了虞山不同景物的特征，如写“拂水岩”，着眼其形状、色彩，巨石高达几十尺，一层层堆积着，重叠着，像层积的灵芝，又像重重叠叠的大石盘修筑的平台，有暗青色、红色，斑斓驳杂，光彩夺目。运用比喻，生动形象。如写“踞岩俯视”，田地平整广阔约有上万顷，澄碧的湖水，奔流的小溪，纵横交错，流淌着，翻滚着，华美得像一幅天然的图画。虞山上面寺庙颇多，各有不同。如写“维摩寺”，“经乱，泰半毁矣。”寥寥数字，感慨遥深。如写“三峰寺”，“所在室宇，每每可憩息。临望多古树，有罗汉松一株，剥脱拳秃，类数百年物。”描绘一株罗汉松，阅近沧桑。又如写“破山寺”，“寺多木樨花，自以往，芳馥载涂。”突出桂花，充满芳香。诸如此类，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出余味不尽，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第三篇是《北山独游记》：
余读书马迹乡之山寺，望其北，一峰崒然而高，尝心欲至焉。无与偕，弗果。遂一日奋然独往，攀藤葛而上，意锐甚。及山之半，足力倦止。复进，益上，则涧水纵横草间，微径如烟缕，诘屈交错出，惑不可辨识。又益前，闻虚响振动，顾视来者无一人，益荒凉惨栗，余心动，欲止者屡矣。然终不释，鼓勇益前，遂陟其巅。至则空旷寥廓，目穷无际，自近及远，洼者隆者，布者抟者，迤者峙者，环者倚者，怪者妍者，去相背者，来相御者，吾身之所未历，一左右望而万有皆贡其状，毕效于吾前。
吾于是慨乎其有念也。天下辽远殊绝之境，非先蔽志而独决于一往，不以倦而惑且惧而止者，有能诣其极者乎？是游也，余既得其意而快然以自愉，于是叹余向之倦而惑且惧者之几失之，而幸余之不以是而止也，乃泚笔而记之。
北山，据清光绪《武昌县志》记载：“北山之阴入咸宁南为桃花尖，正支北行至辋山，入江夏带梁子、斧头诸湖，过东湖坝，起凤凰山西行为省治。北行至丁管山，即九峰山。分一支逆折，起金鸡山入县境。”马迹乡，清代属武昌县境。此文颇能反映张裕钊的散文风格。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是要写出独游之乐，独游之得。且看他是怎样引出“独”字来的：首先写对北山心向往之，然欲游又“无以偕，弗果”，轻画一笔揭示了矛盾的心境，恰好为“奋然独往”作了牵引。北山为什么这样吸引人呢？作者仅在开篇勾勒了一下，“一峰崒然而高”，山的特点点到即止，这样写一是因为远眺只有整体感觉，二是避免掠美后文。
在登山游览时，作者给“独”字注入了丰富的意趣。既不是孤独踯躅，也不是形影相吊“独怆然而泣下”。“攀藤葛而上，意锐甚”，这是对“奋然”的形象写照，山势陡峭虽不在言中定会在读者意中，裕钊笔法确乎老练。“及山之半，足力倦止”字面似写游者，字外仍言北山之“崒”，否则怎么能“及山之半”就使一位兴致勃勃的登山人“足力倦止”呢？作者用“折射”之法来写山的高险，收到了极佳的效果，可谓“不着一字，尽致风流”了。
文章运用移步换景的手法，分别写了初攀、“复进”、“又益进”三个层次上的景观和感受，各撷要领，并不雷同。初攀是写山势险峻和游者“奋然”之情，而“复进益上”则着墨于涧水与径微路隘。从审美角度上讲，“涧水纵横草间，微径如烟缕”已不再表现北山的雄健美，而转现“阴柔”了。你看，山间流水在草丛中淌着，清凉透澈，似有泠泠之声；绿草如毡被覆峰峦，生机盎然。有了水，山也显出灵性；出了绿，峰便充满了活力。至于“微径如烟缕”更是逗人诗性的妙喻，山路曲折狭窄，延至峰巅，半山仰望大有飘忽不定之感，这是以动喻静的神来之笔，反映了作者细微的体验。“诘屈交错出，惑不可辨识”指的是纵横的涧水与烟缕般的小路或隐或现于草坂中的情景，让人分不清哪是水流哪是山径，恰如一幅仙境幻缈的山水图画。这一层是以山清水秀、草蔚径幽的阴柔之美取悦于人的，作者“独往”的因由也便进一步表白出来了。
接着，“又益前，闻虚响振动，顾视来者无一人。益荒凉惨栗”，笔锋陡转，一片空寂悚人的景况使读者心悸。表面上，登山写到第三个层次似与前面的审美意识相悖，其实不然，这里蕴藉了作者的匠心。从文字的内在联系上看，前边写了山形、山色，这里是写山巅“虚响振动”；形、色、声浑然一体，北山的完整形象突兀而出，北山的情趣、性灵跃然纸上。“虚响振动”以动写静意在栗人。再从为文的主旨上看，写“顾视来者无一人，益荒凉惨栗”不是目的，目的是引出独游之所得。往下读，果然如此，“余心动，欲止者屡矣。然终不释，鼓勇益前，遂陟其巅”，几个短语把独处空山欲进不能、欲退不忍的心理活动真实地表达出来；最后还是余“奋”战胜了畏葸，“鼓勇益前，遂陟其巅”，这就是全文之眼。
作者立于峰顶，俯瞰四际，万千景象纷呈目前，于是写景的文字便如飞瀑流泉一泻而出：峰嶂迭起，谷壑错列；有散落的丘峦，有簇集的陵岗；或峭岩斜出，或孤山笔立；山势环倚相济，岩崖怪妍相间；远处的山峰似缓缓离去，近处的山峰犹迎面扑来。行文至此，难以遏止的“奋然”之情一股脑涌了出来，“一左右望而万有皆贡其状，毕效于吾前”，多么自豪！向时“荒凉惨栗”的气氛一扫而光。其实，文章到这里打住也无大妨，但作者还是要议论一番，看来他对桐城文法是不敢逾矩的，生怕丢了“义理”。不过那结尾几句已无甚新意了，反而露出了摹拟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的痕迹。所不同的是王安石写“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突出一个“悔”字；而张裕钊写“叹余向之倦而惑且惧者之几失之，而幸余之不以是而止也”，彰显一个“幸”字。无怪乎他竟惬意地唱起来：“是游也，余既得其意而快然以自愉”。人在生活实践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自然是很快慰的事，张裕钊提倡对于世上“殊绝之境”，要敢于探览，要有“蔽志而独决于一往”的精神，这对后人治学治事是颇有启发的。
其三，书信。在漫长的人生中，张裕钊写给家人、师友和学生的书信很多，比如《答吴挚甫书》。吴挚甫（1840——1903），即吴汝纶，安徽桐城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与作者同为“曾门四学士”。信中有一段话阐述了张裕钊为文的主张。信中说道：
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矣。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也。是故挈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犹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混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动静皆中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从矣。
张裕钊论文，以“意”为主，而以“辞”“气”“法”来辅“意”，并且强调出乎“自然”，强调“因声求气”。古人在创作和欣赏时，常常讲文气，以文气反映作者的精神状态与情感流程。作者的神气通过音节字句来表现，读者则通过音节字句寻求神气。作者讲“气”，也有区别：有的强调心平气和，从容闲雅；有的强调气势充沛，喷薄而出。那么，张氏所谓“意”具体指什么呢？综观所述，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和”，这是他“原本六经”的反映，“六经著天下万事万物，不可纪极，要其归则中和二言足以蔽之矣。”（张裕钊《策莲池书院诸生》）所以他的文章深沉意隐，思想不疾不徐，不顽固守旧，亦无激烈的批判斗争精神。二是“利泽天下”，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他在写给弟子范当世的《赠范当世序》一文中，曾以“云”作比喻，把文章的气势、变化和功用形象地表现出来，称文章要和大自然中的云一样，“滃然起于山川之间，沵漫潢洋旁魄于大地，及其上于天也，鸿洞缜纷，……倏忽万变”，“至其施利泽于天下也，……其积也厚，其出也不穷。”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颇值得为文者体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