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生
一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文革动乱中。入学的时候，就赶上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小学到初中都是在大队读的，合起来才七年。那时候，提倡的是走五七道路，半工半读，好几年连课本都没有，每天读报纸学社论写大批判稿；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批林批孔批宋江，批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交白卷的张铁生和反潮流的黄帅是我们的“榜样”；知识分子是迂腐无用的代名词，电影《春苗》中那个教授吃了没事干给学生讲什么马尾巴的功能，让全国人民笑破了肚皮。就在我们学工学农、打打闹闹，准备长大以后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四人帮”被打倒了，邓小平上台，高考制度恢复，上大学不再靠推荐要凭分数了。我们就像一群羊，呼啦啦被人从一条路赶上了另一条路。
一九七八年秋季，我进入沼山高中的时候，学校只有四排砖瓦房，像是一圈兔子笼，是上两届同学开山炸石、肩挑手抬、一砖一瓦建成的，操场上还有几个来不及炸平的大石头包。可怜那班苦主，都是十几岁 的孩子，硬是在这里做了两年义务工，几乎没摸过书本。
那时候，农村生活还十分贫困。学校食堂只能提供蒸饭，学生从家里带米交给食堂，用罐头瓶带咸菜吃上个把星期。食堂蒸饭时先把陶钵子排在大蒸笼里， 每个钵子里抓上一把米，再用水瓢加上水。米有多有少，水也有多有少，蒸出来的饭，要么成了稀糊要么没熟，有时陈年的蒸笼污水滴进饭里，黑乎乎的。所以，每天开饭时抢饭便成了校园一景。本来是各班派人把全班的饭钵子装进一个大木笼抬回教室再分发的，往往是刚抬到操场，同学们就争先恐后地冲出去，围着笼子抢了起来。要想在那一大堆饭钵子里找到一钵又多又干净又熟透了的饭，再从如麻的手臂中顺利拿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一堆堆的人头拱着木笼在操场上打转转。
文革后期，农村每个中小学都有一个老贫农驻校，名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沼山高中的贫农代表叫刘传荣，是个瘸子，不知道是不是在万恶的旧社会给地主打的。他在学校的地位似乎比党支部书记柯世英还高，每次开大会都要请他上台讲几句，他就摆着前弓后箭的造型给我们忆苦思甜。一看见我们抢饭，刘传荣就一颠一颠地跑过来，气急败坏地大骂：你们这是学生呢还是畜生？是吃饭呢还是猪儿抢潲？
那年咸宁地质队有个钻井队在沼山勘探，子女在沼山高中插班读书，我们班有个女同学蔡北珍就是的。蔡同学大眼睛，圆脸盘，城里的孩子营养好，长得那个白啊那个胖。我们背后都叫她小白菜。小白菜性格文静内向，再加上人生地不熟，似乎没见过她跟别人讲过话。每次抢饭的时候，她都怯怯地站在人群外面，跃跃欲试，等大家都散去了，最后那钵子饭才是她的。有时，笼子垮了，钵子破了，饭撒了，她便眼泪芭莎的去代销店买饼干吃。我们没有谁去怜香惜玉，反而有点幸灾乐祸。反正她娘老子有钱，不比我们，抢不着饭就要饿肚子。高中毕业几年后的一天，我在咸宁温泉一个电影院看电影，在散场的人流中突然看见了蔡北珍，长得更白更胖了，她也看见了我，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惊讶地叫了一声"噫？！",然后相视一笑，就各奔东西了。彼时，我是一个农闲出来做副业的农民工。此去经年，当年的小白菜含饴弄孙之余，回忆起在沼山高中的那段日子，不知是否能够原谅那个饥饿年代乡下孩子的粗野？
有一次，班里的钟帮兴跟黄福田打赌，一口气连吃十根食堂卖剩下的油条，当时他刚吃完一钵饭。冷油条坚硬如铁，钟帮兴哽得眼白直翻，但还是赢了。我在旁边看得直吞口水，后悔没有胆量挺身而出。
老师的生活同样清苦，特别是一些半边户的老师，虽然有小食堂，但是很多人连早餐的稀饭馒头都舍不得吃，要省下粮票养活那“半边”。我同村的刘厚根老师，隔三岔五地叫我们给他从家里带红苕咸菜来。只有刘志魁老师与众不同，显得洒脱另类，虽然也是半边户，似乎总是一身破棉袄，趿拉着一双破鞋，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皱着眉，瘪着嘴，双手笼在袖子里，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开饭时，经常看见他踱进食堂，把腋下夹着的陶钵子往窗台上一推，牛气冲天地喊一句：搞两个红萝卜炒肉，不要饭。然后蹲在墙角空口吃完。人嘛，就应该这样，哪怕屁股流脓，也不能嘴巴受穷！
过得最滋润的恐怕是食堂的大师傅“文造虎子”，满脸横肉与工作服一样油光可鉴，鼻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牙缝里插着一小截笤帚棍，一副舒适惬意的神态，打出的饱嗝都有一股花卷的韭菜香。以致于有段时间，我的理想就是将来能做个伙夫。
吃不好，穿就更无法讲究。有位同学穿了一条尼龙短裤，是他当远洋船员的大哥从国外带回的，大家都羡慕不已。有一次我看见邻座的同学里面穿了一件雪白的的确良衬衣，忍不住伸手去一摸，才知道原来是一截空领子。
哥哥给我一条旧棉绸裤子，与我瘦小的身子严重不配套，穿上去，裤腰打了好几道折，走在操场上，风一吹，就鼓成了一个大气球，猎猎飘扬。柯美光凑过来，阴阳怪气地说，嗬嗟，你真是裤裆里架麻雀绷子啊！这裤子高级，微风动！真特么的伤自尊！我为此几个月都没理这个缺德“玩意”。
有一天，早上起床，钟某华同学突然发现裤子不见了。大概是小偷半夜捅破蒙窗户的尼龙纸，用棍子把裤子挑走了。钟某华只好偎在被子里，没法去上课。下午他母亲送裤子来，当着同学们的面，声泪俱下地把这个败家子骂了个狗血淋头。前不久，我还碰见这位同学，问他是否还记得此事。他立刻激动地说，怎么不记得？那是我大姐出嫁，给我做的一条灯芯绒裤子，没穿几天，就给人偷了。还暗里地哭了好几场。
有天午睡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偷偷跑到学校后面的公抱孙水库玩水，其他同学还穿了短裤，徐新祥没有短裤，脱掉外衣光着屁股就钻进水里。正玩得兴高采烈，忽然听见一声怒喝，抬头一看，姜丰贤老师倒背双手，挺着硕大无比的将军肚子，巍然屹立在水库堤上。几个人灰溜溜的爬上岸，一丝不挂的徐新祥脸涨得通红，弓着腰，双手捂着下面，直往人空里躲，刚开始发育的身体在炎炎烈日下瑟瑟发抖。看见他那副窘态，姜老师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所谓宿舍就是空教室，各人从家里带来的门板竹床，弄几块土砖一搁，高低大小，错落无序，沿墙连成一圈大通铺。一到晚上，呼噜声、梦呓声、磨牙声此起彼伏，咸菜味、臭脚味直往鼻孔里钻。时常半夜里一声巨响，吓大家一跳，坐起来一看，原来是谁的床垮了。由于卫生条件差，没地方洗澡，所以几乎人人都长过疥疮。这玩意传染性极强，而且专长在裤裆里不见阳光的地方。晚上一盖被子就痒，于是大家就一齐脱了裤子又是抓又是掐又是搓，直到鲜血淋漓痛得咿咿呀呀直叫唤。有时上课突然痒起来了，就把手悄悄伸进裤兜里抓，或者把屁股在板凳上磨，摇得板凳吱吱响。
生活的清贫，依然没有扼杀青春少年的爱美天性。很多同学兜里揣着小圆镜，有空就悄悄拿出来照一照，把脸上刚刚冒出来的“火嘴子”挤平；金润禾每天早上都用一把小木梳蘸上水，把三七开的边分头梳得纹丝不乱。
二
我们那时候刚从“文革”走过来，文化基础差，身上还有一股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味道，又正是十四五岁的青春逆反期，心灵好比一片荒芜的沙漠，很多同学对学习没有兴趣。尽管那时候国家急需人才，只要是考上个县级中专就能转户口，包分配工作，然而百里挑一的录取率让人望而却步。星星虽然璀璨，但是遥不可及。经常是老师在台上声嘶力竭，台下的同学却是一脸茫然，甚至心不在焉。
我们村有个刘家富，高我一届。他祖父是我们村的老先生，藏书甚多，我经常去他家看书，两人甚是要好。他爱好文学，小小年纪，就已经偷偷练习写小说。在他的眼里，数学就好比是一个扼杀人类对美好事物想象的恶魔。他经常对我大吹特吹如何在数学课上看小说。我本来初中数学就很差，一看见那些符号图形就头昏反胃，受他蛊惑，进高中就把数学课毅然决然地弃之如敝履了。这人虽然数学偏科但居然应届考上了一所地区中专，可见其人之聪颖；我却被他的“谬论”害了，留在了农村，可见任何时候，弘扬正能量是多么的重要 ！现在，他在外地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每次碰见他回乡探亲，我就有股冲动，想去把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踹上两脚。
有次上课的时候，我把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本《青春》杂志放在课本底下，前面放着书包作掩护，躲着看小说。正入迷，不提防姜丰贤老师走过来，轻轻把杂志抽了出来看看封面，然后习惯性地耸耸肩，用华容腔拉长声调十分抒情地说：青春啊青春，青春是多么宝贵啊！惹得哄堂大笑。唉，怪只怪后座借书给我的那个小子，只肯借我一节课。我一般只在数学课看小说，姜老师的地理课我还是蛮喜欢的。
高二那年，我们班有个复读生黄福田，上一年读理科，复读时改读文科，成绩好，人也长得帅，一手钢笔字俊逸飘洒，懂的事特别多，说话旁征博引，时不时的在寝室拿一把小提琴搁脖子上摇头晃脑地拉上一曲。那时候认识小提琴这洋乐器的还不多。我特别崇拜他，整天跟在他后面。有时两个人凑钱跑到王铺代销店买上一包二角七的“青松”烟，然后躺在山坡上吞云吐雾，高谈阔论，很有点指点江山的味道。
高一的政治课是张友宝老师。他有个习惯动作，几乎每讲一句话，都要把右手五指并拢，捏上几捏，再张开巴掌往前一扔，然后叉开手指把茂密的头发从前到后死命的一捋。我和几个同学都全心全意地默数他一堂课捋了多少次头发，下课后还要为谁数的准争得面红耳赤。许多年以后，再见这位老先生，发现他的脑门上已成不毛之地，不知是不是当年他那个习惯性动作“害”了他。
学校柯世英书记的办公室里有一台老式电话机，晚上没人的时候我们经常潜进去，一顿猛摇，听到总机问你要哪里，我就对着话筒怪声怪气的说：给我接军部。然后把话筒一扔跑到角落里笑得抽筋。
公社卫生院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经常在晚自习时溜出教室，挤进卫生院食堂，看电视剧《敌营十八年》。
比我更奇葩的大有人在。
班里有个余同学，家里条件不错，属于那种吊儿郎当的学生，上课要么说说怪话，要么趴在桌上睡觉，下课就叼根烟，打打疯疯。那年英明领袖华主席出访西欧的英法德意四国，归国时途经乌鲁木齐，并视察新疆。这是建国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西方国家的首次出访，在当时是重大时事新闻，是政治课热点，老师在课堂上特意读过报纸。有次政治课测验，有道填空题就是华主席访问了西欧哪四国。余同学竟然鬼使神差地填了乌、鲁、木、齐。于是我们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乌鲁木齐。
后来我还跟“乌鲁木齐”发生了一点经济纠纷。
快毕业的时候，“乌鲁木齐”找我借了一块钱。不想这小子没等高考就提前离校到建筑队做小工去了，欠我的钱没还。一块钱在当时是二十个馒头的价值。欠钱不还，道德何在？用金汉奇老师的汀祖话说，那真是，是可“允”（忍），而孰不可“允”（忍）？我一气之下，连续给他父亲写了十几封信，或邮寄或请与他同村的黄福田带去。信里痛斥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能唤起他父亲养不教父之过的责任感和一个退休老党员的良知。没想到最后他父亲让黄福田带回的口信竟是“我管不了那个死杂种”！这事只好不了了之，因为我信封信纸和邮费的成本已超过了一块钱。
两年高中生活，我恣意享受着率性而为我行我素的快意。既没有黄福田们的聪颖好学，又羞与调皮捣蛋毫无志趣的乌鲁木齐等为伍。如果把他们这两类人分别设为牛A和牛C,那我自认为就是行走在他们中间的那一类。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年的高考分为两次，五月份预考，七月份复试。
考数学的时候，我一看试卷，简直是天书。心想反正考不上，也不在乎这三分两分，不如玩点超凡脱俗，于是干脆不着点墨，坐等交卷。任凭监考的刘厚根老师气急败坏地吹胡子瞪眼，我都泰然自若，气势豪迈，“感觉自己萌萌哒”。那时候的人也真老实，本校老师在本校监考，也不知道递个纸条什么的。抬头看见不远处，同班的金润禾却在奋笔疾书，不觉纳闷，这家伙平时的数学成绩跟我是“两姨娘比屁股——差不多”，今天未必有神仙附体？考完了一问，才知道他是在试卷上画了一朵怒放的荷花。哦，难怪有个监考老师站在他后面看得又是点头又是摇头。
成绩出来，我差一分入围。当然，即使预考入围，也断然无法通过复试，只是在七月的战场多一具无名尸体而已。这一年鄂城县由咸宁地区划到黄冈地区，由鸡头变成了凤尾，录取率低得可怜。
正在筹划去哪个建筑队做小工，刘厚根老师找上门来，言辞恳切地劝说家里人让我去复读，说只要我学习态度改变那么一点点，把数学成绩赶上去，就可以保证我考上一个好大学。家里人一下就被说动了心。我却叫苦不迭，一个从初中起几乎就没有正经上过数学课的人，如何能在一年的时间之内把成绩赶得上去？岂不是逼着黄牯落牛儿？刘厚根老师精通文学，教的一辈子数学，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通，可谓博学多才，然而惜乎识人乏术，自以为是伯乐，却把一只跛脚驴看成了千里马，留下了他平生最大的败笔。
复读这一年，我看到过有同学蹲在厕所里，一边吭吭哧哧地用力，一边念念有词地背课文，听到过有人半夜里用英语说梦话，有人甚至在梦里抽泣。我虽然也有所醒悟，但终究积重难返，在焦虑、悔恨、惶恐中熬过了一年。八一年高考毫无意外地再次败北。这年我们文科班只有再次复读的黄福田考上了大专和另一位同学考上了县中专。
也在这年秋季，沼山高中撤并到太和，改办初中，原来的高中老师变成了初中老师。我一直以为是我们那两届的高考成绩不好导致的，真是罪莫大焉！乃致我碰见张友珍、刘厚茂、姜丰贤、张绍勇这些老师都绕着走，害怕看他们那恨铁不成钢的眼神。刘厚根老师与我同村，是无法躲避的。多年以后，我们由师生关系变成了忘年之交，听他说当年沼山高中撤并，是因为国家调整学制和招生制度，初中和高中均改为三年，初中生可以直接考中专，高中生只能考大专，这样高中生源减少，于是减少高中的数量。这样我的心里才好受一些。
我的很多同学落榜以后，选择了到大冶保安、金牛等地复读，因为黄石地区的大中专学校要比鄂州多得多，录取率高。他们屡败屡战，有的复读五六年，终于鲤鱼翻身，跳出了农门。
有位刘某同学，名落孙山以后，令人诧异地迷上了《圣经》，做了个基督徒。那时候基督教在中国农村悄然兴起，一些老头老太抛弃中国的土神仙，拜倒在洋菩萨耶稣的十字架前。在这群人中，刘某又年轻又有文化，自然是凤毛麟角。不几年，他竟被一所神学院录取，也转了户口，吃上了商品粮。
三
我回到了希望的田野。这一年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十几亩责任田是我的广阔天地。
刘厚根老师对我仍不死心，送来一大堆《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大约是指望我能成为第二个高玉宝。此时已调往太和高中的刘厚茂老师也在关注着我，有一次托人给我带来一封长信，希望我能在“浑浑噩噩的尘世中握瑾怀瑜，振翅高飞，一遂平生愿”。这一张发黄的备课纸，我一直珍藏至今，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一遍就流一遍眼泪。我的那位偶像黄福田更是试图拯救我于水火，隔三岔五一封长信，好多信因为超重而加贴了邮票，还寄来了好多书籍。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学校玩，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那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根草，都是那么的神秘高深，令我肃然。好多年以后，我的三个孩子一不小心都考上了大学，儿子前年考取了清华。每次送他们上学，我都在校园里流连忘返，感慨万千。那天晚上，黄福田请了好几个同学陪我看电影。在电影院里，有个女同学把一只苹果用小刀切成菊花样的一小瓣一小瓣，再用一块手帕优雅地托着，分给大家吃。三十多年啦，那块手指头大的苹果依然齿颊留香！
农村的生活枯燥乏味。我是村里唯一自费订阅报纸杂志的人，去粮店卖粮，我都要去小邮局买上一两本文学杂志，回来就少报几斤数量，害得母亲总要骂一通粮店的人黑心肠，扣杂质太多。每每看到母亲那忧郁愁苦的眼神，我都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每年的农忙时节，就像是一道鬼门关。有年双抢的一天晚上，我犁田回家，突遇暴风骤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雨水淋得人睁不开眼睛。牛在前，人在后，一步一步在泥泞中摸索。过一道港堤时，牛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到了沟里，我也被带着摔了一跤。牛挣扎了半天才艰难地爬起来，痛苦地喘着粗气。这个季节，牛从早到晚都不得歇息，田头地尾都被饿怕了的农民开荒种上了庄稼，连一口青草都吃不到，身上瘦得皮包骨，肚子凹进一个大坑。我心疼地抚摸着牛腮，牛的眼泪扑簌簌地滚过我的手背，我的眼泪不禁也流了出来。在这个世界上，牛和农民是最悲催的两种生灵，一辈子都在泥土中打滚，却难求日有三餐夜有一宿。我们的背上都有一根有形和无形的鞭子！
我意识到，人的一生第一要求生，只有满足了求生的愿望才能乐生！
点灯费油、搜肠刮肚写了一堆稿子，只发表了几块“豆腐块”，用稿费换回几包“骚肥”，暗自得意了几天，但终究不能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书到用时方恨少，肚子里那点墨水晃荡晃荡就没了。
那年部队来征兵，听说是广西边防军，便指望通过当兵走出乡村。当时南疆战火不断，心想，说不定运气好，还能马革裹尸、名垂千古。我甚至设想过这样壮烈的情景：冲锋号响起来，我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奋不顾身地冲向敌阵，敌人的子弹雨点般打在我的身上，我的热血喷涌而出，绽放成一朵火红的木棉。不料，体检的时候，医生扒开裤子发现了我的少年壮“痔”，轻轻地一拍屁股，就击碎了我的英雄梦。
八十年代，报纸广播经常报道一些万元户专业户的新闻，我便到处写信买资料，希望找到一个发家致富的门路。种蘑菇、养蚂蚁……，可都囿于资金场地技术销路而踌躇。正在这时候，忽然听说金润禾正在准备搞养鸡专业户。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连忙约了村里的一个伙伴去参观。在金福后山那棵叫一把伞的大松树边，果然看到了他搭的鸡舍，买回的鸡苗。金润禾神情亢奋，昂着头、梗着脖子，像一只雄赳赳的叫鸡公。他唾沫横飞、手舞足蹈地给我们描绘了鸡生蛋、蛋生鸡的美好前景，听得人热血沸腾。万万没想到的是，过了几个月在王铺再碰见他，却是神情悲戚。原来，他的鸡发了病，正成批地死去，他是来王铺买坛子腌死鸡的。唉，这个不争气的家伙！原指望他给我们闯开一条生路的。
人掉到水里，都会本能的挣扎一番，激起阵阵水花，过一阵以后，水面就平静了。渐渐地，我不再愤世嫉俗、慷慨激昂，变得麻木而平静。娶妻生子，养家糊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一只拉磨的牛，一圈一圈地重复着一条老路，无暇他顾。我用青春的任性和叛逆，换来了一生的卑微和庸碌!
四
那场高考像一道分水岭，把一帮同学少年后来的命运划成南橘北枳迥然不同的两道风景。
从前那些挤过高考独木桥的同学慢慢地海阔鱼沉，与我像是两条起点相同的射线，渐行渐远，再无交集。黄福田做到了一家大公司的老总，偶尔邂逅，也是相见匆匆，除了热烈的寒暄，便再无话题；几十年官场的历练，他似乎也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言辞铿锵，变得老成持重不苟言笑。他所在的那栋写字楼，矗立在大街旁，每次经过那里，我都要匆匆投去仰望的目光。
他们，有他们的功名利禄、烟柳画桥；我，有我的柴米油盐、春种秋收。
“乌鲁木齐”倒是常见面。当年那一块钱债务引起的愤懑怨怼早已烟消云散，他也没有了年少时的玩世不恭，变得憨厚老实。为了供养两个孩子读书，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我经常看见他在粮店里扛包装车，光着上身，胸前系着一个女人胸罩一样的东西，一问才知道那叫胃托，他有严重的胃下垂；张大嘴喘着气，在高高的跳板上顶着硕大的麻袋，颤颤巍巍地挪动着脚步，瘦骨嶙峋的脊背上豆大的汗珠往下直淌。远远看去，像是一颗棒棒糖。只有谈起孩子们的学习，他那死灰色的脸上就有了生机，眼里流露出一种期冀的亮光。想象不到，一个当年对知识毫无兴趣的人，如今却对子女的学习如此重视。
还有一位同学，毕业几年以后，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就疯了。经常在王埔看见他，时而奔走呼号，时而低头沉思，只要一看到我，就飞奔过来，拉着我的手不放，然后用空洞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一本正经的问：老同学你说说看，生活为什么如此艰难？人这辈子到底该怎样过才有意义？引起路人一阵哄笑。我只有挣脱匆匆走开。以我等之平庸，再活八辈子也无法回答这个旷古之问。后来，他死了，摆脱了人世的艰难，也不再思考那个永无答案的问题。
李鸣岗毕业后成了一个走村串户的小木匠，后来又随亲友去广东打工、“丢箍子”、卖金鱼。但是他那脑袋总不如别人灵光，赚不到钱。有一次在广东某地摆摊卖书，被文化稽查的人抓了个正着。大家料定这回血本无归了。去处理的时候，祖宗保佑，竟碰上了一个同样爱好古典文学的领导，三言两语之后，发现两人竟都是柳永迷，李鸣岗张口一曲《雨霖铃》，让那位领导刮目相看，连叹“屈才屈才”，一分钱的款都没罚。这件事成了他经常炫耀的经历。后来，他回乡到一所边远小学当代课老师，几个老师十几个孩子，一个月三百块钱，每天骑着一台破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颠来颠去。大家都不可理解，他却乐此不疲，说这下又可以和书本打交道了，大有当代颜回的架势!这个书呆子，你要是跟他谈赚钱的门道，那是一脸的茫然木讷，要是谈起唐诗宋词，他又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一双小眼睛熠熠发光。他的诗词、书法颇受行家好评。谁也看不出，这样一个蔫不拉几、灰头土脸的小老头，竟然挥笔列锦绣、落纸如云烟。
刘传安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焦头烂额之后，十几年前去了北京，成了北漂，在一个大学城的一条小巷口摆地摊卖手机卡。城管经常来抄摊，他便想了个妙招，用两块纸盒蒙上纸，再在上面用毛笔写上“手机上号”，往肩上前后一挂，这两块纸板便成了流动的广告牌和书法展板，楷隶行草，颜筋柳骨，每日更新，几十年坚持不辍的书法功底引得路人啧啧称赞。此后，附近好多商家都请他题写匾额招牌。现在，他在北京已经有了车子房子和门面。前年我去北京，特意去瞻仰了他当年卖电话卡的那个巷口，脑补他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在凛冽的寒风中向路人兜售手机卡的场景，体味背井离乡的辛酸和生存的不易。
当年在试卷上画荷花的金润禾养过鸡，摆过摊，当过土记者、保险推销员，一辈子生活曲折。书画作品却多次得奖，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在他的书画中，世界依然是行云流水、五彩斑斓。
李鸣岗、刘传安、金润禾三个因为对诗词书画有共同爱好，在圈子里有“梁湖三夫子”的美誉。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他们在漂泊困顿的生活中依然默默坚守心灵的一方圣地，在滚滚红尘中依然仰望天空，委实不易。我仿佛看见，在他们的心底，年少时埋下的梦想的种子，仍然在倔强地生根开花。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总以为人生漫漫来日方长，却不知时光匆匆白驹过隙。转眼已过半百，人生尽头的风景了无遮拦、一览无余；当年那些高中老师大都杳然作古，甚至很多同学也匆匆早逝。常常夜半惊起，无数往事在黑暗中沉浮。回望生命来路中，那一大段一大段苍凉空白的日子，不由得扼腕长叹。我的青春我的梦想啊，都去了哪儿？每当旧日同窗相聚，举觞凝望彼此的白发，喝着说着，说着喝着，眼里就泛出了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