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芳
崞地傍着滹沱河，盐碱地、旱地、坡地多，水地少，因而崞地的农作物历来以高粱玉米为大宗，小麦种植很少，亩产也低。二、三十年前，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市场上随便买不到粮食，农民都是种啥吃啥，自给自足。既然很少种小麦，那么，自然也就很少有麦子吃。
麦面金贵，这是我打小的印象。我家厢房的地上排列着大大小小的粮囤、瓮子，而麦子只占据着架上几只很小的红瓦缸。生产队分回来的麦子极其有限，一般年景每个人头只有十来斤，全家几十斤麦子要支撑一年流水的日子，那是相当考验村妇持家能耐的。好在，崞地的女人久居贫瘠之地早养成了勤俭的习惯，都很会过穷日子。每年就那么点麦子，母亲还要匀出一些存起来，在麦粒上铺了白麻纸,撒上一层厚厚的柴禾灰封了口子，防止生蛾生虫，预备着有盖房垒墙、婚丧嫁娶等大事用。等到第二年新麦分下来，顶新换旧的又存进去一些。
满满当当的一缸陈麦储着，日子过起来才安妥踏实。
麦子磨成面，先要淘洗、晾晒，然后摊放在屋内阴凉地的竹匾或木函（晾晒粮食和米面的木制扁长容器）里“封”着，让外部的潮气一点一点浸入到麦粒的核心，使水份分布均匀。麦粒封得恰倒好处用一个“润”字来形容，小时候，常记得母亲手掌心里捧几颗麦粒到街上让众人给看看，女人们用牙咬、用手掐来试干湿，试润不润，只有干湿适中“润”了的麦粒，出面率才高，磨出的面也白、筋。这些都是很微妙的日常生活智慧，只有在长期的乡村实践中才可习得，没有教科书，全凭一个人的悟性，所谓“品验”，这对于一个农妇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素养。头揽磨出的叫“籽儿面”，二揽磨出的叫“大麸面”，雪白漂亮，最为珍贵，一般用作蒸礼馍人情交往。三揽磨出的面请人待客用，四揽、五揽的黑面自家过年过节吃，最后的麸皮则在拌醋的时候派用场，也给夏天的猪娃下火。早年，在崞地，日子就是这么精打细算着过的。
那时候，邻里邻村的亲戚朋友碰面，所谈话题多是围绕劳力、工分、口粮、牲畜，而麦子的多寡更是衡量一个村农民生活水准的极为重要的指标。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方圆的白村、白家湾村工分最值钱，分的麦子也多，照我们村人均的三倍，我和姐姐就羡慕啊，我们要是生在白村该有多好！甚至，联校组织学生会考时，我们见到白村的学生都是恭敬着的。
有一年，生产队的麦子丰收，社员们兴高采烈等待分麦子，有的母亲甚至给娃许下了愿，说过七月十五的时候要给蒸个大面人。不料，收割回来的麦垛在谷场里着了大火，社员们的心简直在滴血，纷纷冲进火场去抢救麦子。谢天谢地，麦子总算没有被全部烧毁。大火过后，人们搓开乌黑的麦穗，看见麦仁还在，大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欣喜。谁承想，被烟熏过的麦子，吃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情，尽管淘洗了好多遍，磨出的面看起来也算白，但味道却是辣的、苦的、烟味浓重的，有的人吃进去后甚至头晕犯病。可怜全村人就用那烟熏的麦子度过了一年的岁时节令。有的人家恰好那年有搭礼的地方，只好用烟熏的麦面蒸礼馍，以至于，好多年，在邻村上下都流传成了一句俗语：某某村的馍馍——烟熏气。
麦收时节经常会遇上连阴雨，麦穗在地里生了芽，有时候，到了谷场上，眼看黄澄澄的麦子到嘴了，也会因为一场突至的暴雨让麦子生芽。有一年，麦子已经摊到场上开始脱粒，可上面让莺歌燕舞学大寨，愣是等的麦子生了芽才收场，所以，社员们分到手的经常是生芽的麦子，磨出面来，发粘，蒸出馍来颜色发青，农人们也只能望天兴叹，毫无办法。
父亲那时是乡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他读过太原林业学校中专，在晋南的运城有几个同学，大队就派父亲去那里调换麦种，有个叫白光西的，在芮城县粮食局工作，他借机给父亲调剂回二百多斤小麦来，那小麦籽粒大、皮薄，磨出的面白而筋道，乡邻们眼热的不得了，父亲就大方地给几户人家每家匀兑了十来斤麦子，这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大约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了，父亲为此颇感自豪，晚年说起这件事来，都满脸的荣光。
崞地男人一般厚道，心胸宽，对女人懂得体恤，因此，家，通常由女人来当。那个年代当家，其中一项重要的权力，就是对白面缸的掌控。日子穷，女儿回娘家探望，思来想去没有别的体贴之物来孝敬，就从自家贫瘠的面缸里，匀兑出一碗两碗来，蒸几个枣馍，看望一下娘家亲人。因此，一些鸡肠小肚的男人很提防女人这一手，像前街上的宽叔，总是在白面瓮里摁上手印，宽婶要经他同意才敢动自家面缸里的白面，也因此，宽婶对宽叔一辈子心怀抱怨，感情隔膜得很。
小时候，大人们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吓唬爱打人的捣蛋鬼：你再敢打人，打出红流血来，到你家炕上吃白面疙瘩（手揪的白面条）。这话在贫困年代是有威慑力的，即便是个娃，也知道白面的奇缺，哪敢随便招惹了人，让人家上门来吃白面呢。
有一年我家翻盖西房，第二天要请人脱土坯，头天下午我娘蒸了满满一锅白馍，出锅后一个都没敢留，全部收起来放进了房梁上的吊篮里，这时，蒸布上还沾了不少的馍屑，母亲就让我和姐姐啃蒸布吃，正在我们大啃之际，一个玩伴来家了，我母亲大约犹豫了一下，不知道究竟要不要让人家也来啃，最后大约觉得不雅，又实在拿不出整个的白馍给人家，最后，那孩子怏怏地走了，回去之后和大人说了，过了些天母亲在街上听回别人传的闲话，说人家确实是受了委屈的，怪母亲没有给她娃啃蒸布吃。哦，只有贫困年代才会有的故事，今天想来，简直叫人哭笑不得。
想吃白面馍的愿望贯穿着我整个的童年。
有一年正月，父亲去镇上吃请，回来描述待客的排场，讲到主食时是这样形容的：白灵灵的馍馍紧得上，那是说白馍的充足啊！吃完了又端上，吃完了又端上。我在一旁听得入神，嘴里艳羡地反复念叨：白灵灵的馍馍紧得上，父亲听了大约有些心酸，他把我的话一直记牢了。此后，父亲每次去省城的叔叔家，叔叔周济的粮票和钱，他都要买成硬面白馍，用带网眼的大兜带回来，让我们全家放开肚皮紧饱吃。
1978年，我十岁那年，土地分到了户，也有了自留地，父亲把一块能浇水的地种上了小麦，麦田成了我们常去的地方，有时是为了给麦田拔草，有时什么也不干，就喜欢那么散漫地待在麦田里，看绿油油的麦苗，闻清清的麦苗香。麦田里常有金哈灵鸟出没，它们整天奔忙不休，从远处衔来吃食，一头扎进麦田去喂黄嘴的雀儿，黄昏时，还爱站在地畔的杨树梢上，你呼我唤的情意深长。麦地旁有一眼机井，整天“咕咙咕咙”唱着欢歌，把大地深处清亮亮的泉水灌进麦田里。父亲穿着漆黑的雨靴在地里巡渠、堵水。闲下来时，他拄着锹立在田头抽烟，眼神拉得很远，我发现有异常明亮的光彩不时在父亲的眼中闪现。其时，一场事关农民命运的重大变革正在中国大地上拉开序幕，我一直生活在贫困中的父亲，心底里一定掀起了巨浪，升腾起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多少年了，每当提起改革开放，我就会想起父亲驻足麦浪端望远方的剪影，一个普通的乡村父亲，在儿女们心中成为可抵日月天地的永恒。
那年的麦子长势很好，麦秆粗壮，麦粒沉实饱满。麦收时节，我们全家每天天不亮就去割麦，父亲总是在头天晚上就把每把镰刀磨得锋利，母亲则早早起床给我们熬了绿豆西葫芦稀粥，烙了白面饼。割麦的活是苦差，麦芒把汗湿过的皮肤划得又痒又疼，但我们家出工早，总能赶在大红日头暴晒之前，拉着装满麦捆的小平车回家。从麦地到家要下一段陡坡，父亲在前面驾辕，我们在后面跟车，为了防止一路下滑，父亲把车沿条尽力向后翘起以加大平车与地面的摩擦，也许是麦垛的重心有点太靠后了，走着走着，不知怎么一打岔，我看见父亲闪了一下，车沿条就向后高高仰起，高举过了父亲的头顶，而平车停在了半坡上。这时，父亲只好一踮一踮跳起来去够沿条，我们也帮着跳起来去够。父亲身体消瘦，长于思考，精于言语，却不是干农活的好把式，尤其是繁重的力气活，总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有点支楞起的样子，因此母亲背地里常开玩笑称他是“蚂蚱”，看着父亲一跳一跳的滑稽样子，我们都偷偷地捂嘴笑了，父亲和母亲也哈哈大笑起来。
今天想来，这是何等幸福的场景啊，一对正值壮年的乡下夫妻，和他们活泼泼的三个孩子，在六月的阳光下，拉着一车成熟的麦子回家。而30年后，父亲和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已长眠于大地，回到了麦子的根部，那个馋嘴的不成器的二闺女，在槐香萦鼻的五月里，正含着泪水写下这些怀念的文字。
麦子收获回来，和好多急性子的人家一样，我们也先打下一些来，到磨坊干磨了，蒸一揽子卷卷吃，乡亲们把这种不淘水、不剥皮的干磨叫“一罗打到底”，因为加工费长期都保持在每斤一分钱，所以也叫“一分吹”，就是现在的全麦面，蒸出馍来颜色暗沉，口感有点粗拉拉，但麦香味扑鼻。怎么来准确地形容麦香味呢？我想，那就是一种阳光的味道、泥土的味道、青草的味道、六月风的味道，以及夏夜蛙声味道的复合吧，没有种过麦子，没有亲近过泥土，没有对父母、对土地的感恩情怀，是诠释不了麦子的真味的。
在崞地，金贵的麦子不仅仅是口粮，也是礼俗交际的使者，婚丧嫁娶，重大节日，都少不了麦子的参与，相沿成习，渐渐繁衍出了一门面塑艺术，像娶媳妇的花糕、丧事宴的大饭、正月十五的面人、清明节的寒燕，因此，每个乡村都有几个能妇巧匠，她们常被请来请去蒸花馍。我大伯母就是个蒸馍的，极巧，她彩画的面娃眉目传神，燕子能凌空飞起来，乡人赞叹曰：活特嗖嗖的。后来，她又独家发明了用白萝卜雕刻染色代替白面做雕花，颜色水灵亮丽还省白面，说起来话很长的，这些，我将来放在崞地的艺术里讲吧，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让我童年魂牵梦绕的麦面香。
我一直是个爱掺和村妇事务的孩子。母亲只要一蒸馍，我总爱跑前跑后围着转，一会拣红枣，一会到地里去掐衬馍的茭叶，一会又要帮母亲揉面团。我好喜欢上过碱的面团把玩在手心里的那种感觉，绵软、光滑、细腻，像小弟的脸蛋，也像母亲柜底那块绸布，还像绒绒的大丽花瓣，叫人心底里熨帖，叫人沉沉地迷醉和柔软。
有一次，我们去吃糕，心强的母亲拿捏着没有把握好碱的大小，结果放多了，馍出来黄黄的，母亲急得要哭了，因为根本不可能再有富余的麦面重新来蒸。父亲就去别人家讨教回用硫磺熏的办法。把硫磺盛在碗里点着放进添了水的锅底，馍坐到锅里，熏蒸十几分钟出来就变白了，但味道很呛人。到事宴上做客，经常会掰开外皮发白、里面黑黄的馍，那一定是哪家的馍蒸得碱大了，用硫磺熏的，这样的馍自然不好吃，饭桌上吃席面的人们免不了议论几句。那次吃糕，我娘的心一直是忐忑着，生怕别人议论嘲笑，她是个实诚的人，人家一说，她自己就不免脸红了露馅。果然，有人嘀咕，谁家的，碱大了，熏下的。我看见娘埋了头悄悄地不做声，谁知，我那不更事的小弟竟脆生生地答道：那是我娘蒸的！把娘的脸窘成了红布。
人世间的美都是从朴素的生活中产生的，比如给白馍点红点的做法。
你想啊，白玉馍的雪白配上杨桃红的明艳，那是何等朴素又高超的审美意趣。在崞地，像拥有针头线脑一样，每个村妇家里都有一个小小的“红红盅”，过年的元宝馍、时节摆供的贡献、红事宴的礼馍都要点红点。人们还爱给小儿的脸上用红红妆点，额头三个，鬓角一边一个，我们小时候的照片上大多点着红点，我总是从那散发着奶香的白胖小儿脸上能嗅出清清麦香来。有一年，七月十五摆供，家里正好没有杨桃红了，我娘突发奇想，从庭院摘了几朵开得正盛的凤仙花，插在供台上。暄白的馍，娇美的花瓣，映衬着熟透的桃子和葡萄，在清澈明丽的阳光下，有种说不出的慑人心魄的美。娘把敬神的黄表纸点燃了，有灰色的蝴蝶飞升起来，飘到了开着紫花的芸豆架上。那一刻，少年的我突然涌上一种想流泪的冲动，说不清是为了七月那干净、纯粹的湛蓝天空，还是娘那粉红色的布衫和光洁的脸庞
哦，清清麦香，我亲亲的爹娘，总是，让我在苍茫涯际的浮生里，一遍遍地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