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庙曾当“文化主角”近二十年

樊小庆
　　6月25日的《鄂州日报》披露了城隍庙面临拆迁的命运，笔者认为就此可以发起个小小的讨论，即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做好文物文化的保护工作。城隍庙在我市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笔者就此写写自己的亲历。
　　一
　　1949年9月，鄂城县解放后，人民教育馆成立。两年后的元月，人民教育馆改名为人民文化馆，从此，新鄂城有了新的和更加专业的文化机构。
　　当时的鄂城县城关区域很小，小到东至现在的城东小学，西限大西门广场即现在的市三中，北抵江边的大、小北门，南到武昌大道。
　　文化馆就设在城区中心的古楼洞（即庾亮楼）和其东边的几排平房内，人们在这里可以观看文化馆的人排节目，也可以到这里阅览书刊。1953年8月，文化馆搬迁到新民街，但该处的图书阅览室（1956年7月从文化馆分离出来，成立鄂城县图书馆）仍然在原地，继续向市民开放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1961年6月，鄂城县机构改革，鄂城县文化馆、鄂城县图书馆和1959年成立的鄂城县地志博物馆（后更名为鄂城县博物馆）三个馆合并成一个馆，因为文化是个大主题，所以，合并后便以文化馆冠名，全称为鄂城县人民文化馆，县图书馆和县地志博物馆就变成了文化馆的图书室和文博部。馆址迁到了大西门广场北边的城隍庙中，从此县文化馆在这里一待就是近20年。
　　虽然县图书馆、博物馆与文化馆合并了，但图书馆、博物馆的职能仍然存在。尽管阅览室场地不大，但文化馆图书室基本开放；尽管还没有一个可以提供展览的地方，出土文物只能堆放在一起，且对文物的“保”多于“管”，但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所以业内人士对该时期的文化馆、博物馆和图书馆简称为“三馆”，并且一叫就是几十年，直到新世纪。
　　《武昌县志》记载，城隍庙是明洪武年前建的，清代咸丰、光绪年间重建过，是个老古董了。尽管古老，但文化馆搬进来时，这座庙宇还算保持完整，有前、中、后三重建筑。在上个世纪的大革命时期，贺龙的部队曾经驻扎在这里。
　　文化馆搬进去后，前门楼的楼上楼下及东边厢房做成了干部职工的住房，中间的主建筑作为办公室、会议室（排演厅）和书库之用，后大殿则全部用作部分书库和图书外借处，侧厢房也用作了干部及家属的住房。为标明身份，在前楼三个拱形大门之一的正中间门的顶端，以当时流行的方式，即用水泥制作成“鄂城县人民文化馆”几个大字，并用油漆将这手书体涂成红底黄字，十分惹眼。
　　二
　　城隍庙前面是鄂城钢铁厂职工家属的宿舍区，后面和左右两边是县人武部和县第一机械厂（俗称鄂一机，后改为锻压机床厂）。
　　文化馆搬来之前，这里只有工厂机器枯燥的轰鸣声，还有人武部战士们的操练声。文化馆人的到来，给这座古老的庙宇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这一区域的民众带来了新的活力，这一片渐渐热闹起来。
　　文化馆的干部们以大殿作舞台，琴瑟鼓笙、歌声不绝；以厢室为案板，泼墨如云、佳作叠出。那个时期，尽管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要时刻接受工农兵和劳苦大众的教育和改造，但因为革命的文化工作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受到相当重视，这一武器还需要文化人来掌握，所以文化馆的干部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仍然是十分虔诚，干劲也是十分的高涨，不敢有一丝马虎。
　　一些单位的人经常到文化馆来，拿取干部们创作和编印的文艺演唱材料，借革命故事书籍，请干部们帮助排演文艺节目，辅导创作的美术作品等等。该时期人们因文化体育生活形式单调，到文化馆里借书看就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一件大事，可是文化馆图书室区区二三万册图书，哪能满足当时人们的需求。于是，拥有一个借书证就成了爱书人的梦想。记得后来成为本市享受国务院津贴自学成才的专家邵树人，就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持证读者之一。
　　文化馆的干部们不仅在馆里手把手地教前来学习的文艺骨干，为她们提供服务，而且还把文化宣传工作做到了馆外。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文化馆做了这么两件事：一是在庙门前空旷的地方建了一个巨大的“屏风”，在上面画上了光芒四射的伟人画像，以供人们景仰；二是县里将鄂钢宿舍临街的地方，建造了一道长长的宣传窗口，由文化馆负责定期更换窗口宣传内容。于是，这里便成了人们阅报看画学习之地，恐怕这也是当时全县唯一对群众公开进行文化宣传的教育阵地，而文化馆更因此在全县得名。
　　那些年，文化馆的干部们遵照上级指示，充分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宗旨，满怀着革命的激情，经常是一个不留的全部到乡下各自的驻点公社大队，与公社社员一同干活、一同吃饭、一同住宿（俗称“三同”）。白天干完活，晚上组织社员排练文艺节目，很少回文化馆。有一段时期，若大个城隍庙，基本上就一个老太太、两个小学生共三个干部的家属驻守着。
　　城隍庙里文化馆的干部们以他们各自的本领，不仅为当地农村服务，带动公社社员开展文化活动，而且还丰富了文化馆这一区域居民的文化生活，将文化的引子不知不觉地洒向周边，滋润和敲打着周边人们的心扉。
　　三
　　1978年，县政府在大西门广场新建了一座三层办公楼，供三馆使用。次年，三馆举家搬进了条件较好的新居，从此告别了古老的城隍庙。
　　遗憾的是，自从文化馆搬走后，可怜的城隍庙便开始走上了“没妈的孩子像棵草”的霉运。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因发展工业生产的需要，有着三重大殿的庙宇，前面两重被拆毁。幸运的是，人们的认知还没有完全丧失，留下了庙宇的后大殿。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城隍庙这一在中国各县都曾经有名有姓的古老建筑，显得弥足的珍贵。
　　尽管，已经被拆毁的前大殿、中大殿难以再恢复；尽管，这是一个不需要到博物馆去看的古建筑残体，但存在总比没有的好，也至少我们的子孙还能够亲眼看到一个在历史书中描述的、现在鄂州极其少有的古庙宇实物，还能亲手摸得到那庙宇内墙面的石刻。（转自《鄂州日报·文化特刊》）
　　【链接】保卫城隍庙，一个时代的文化缩影
　　2010年07月15日 15:52　来源：新京报
　　陈希我(福建 作家）
　　这座城隍庙，记录着鄂州市这座吴王古都(原名武昌)过去的辉煌。它是鄂州最早的儒学场所，由东晋征西将军庾亮所创办。宋熙宁年间儒学迁建南门，明洪武三年，知县孟吉建此城隍庙及万年台，清顺治、咸丰、光绪年间均有重建或维修。在城隍庙的外墙上，至今还可看到嵌进墙体的碑铭，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年七月。但是这座城隍庙，要被当地文化部门以30万元出卖了。张引娣、严桂兰等一班白发老人，白天黑夜，每天坚守在这里，守护着这个文物。(据7月14日《法制日报》)
　　这让我想起那些农村守护着子孙耕地、不让它们被随意卖掉的老人们，他们的举动可谓悲壮。也许有人会觉得，守护城隍庙远不如守护耕地来得重要，耕地是关系到生命的存亡，而城隍庙的存亡远没有这么迫切。中华民族就是这么重温饱、重实用，所以我们的文化产品屡屡被选择放弃。一个民族固然不能没有人，但是如果没有了文化这个根基，即使有了人，人也不能成其为人，只是动物而已。何况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了非要放弃文化才能活下去的地步，鄂州人应不至于非要毁坏这座城隍庙才能生存。
　　其实中国人也并非不重视文物。那年，几个圆明园的兽头在国外被拍卖，就很刺激了不少中国人的神经。但那刺激的与其是文化的神经，不如说是别的。那些兽头是在民族衰弱之时被抢走的，它的再次出现，让人想到了当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受挫。所以我们要发展，“发展就是硬道理”。鄂州的城隍庙就是在“发展”的名义下被卖给开发商的，为了发展，一切都必须让路。就是这种逻辑，支持着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其实只是经济的发展。10多年前我从国外回来，惊讶于中国经济发展了，但中国人的文化水准却下降了。也许有人会说，那又怎么样？文化有什么用？即便顺着这种实用的逻辑，没有文化的支撑，这发展怎么能持续？
　　鄂州这些守卫城隍庙的老人，似乎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他们确实是绊脚石，但这就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人类欲望疯狂发展之下的绊脚石，它让我们坚守基本的格调，提醒我们作为人的基本命题：人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而生存？由老人守护文物，而不是年轻人，这毋宁说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我们年轻的一代文化的贫乏———虽然他们中不少人拥有很高的文凭，拥有大量的专业技术证书，但不等于他们就有文化。即便是他们真的掌握了知识，也是有知识无文化。
　　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一种信仰。哪怕它真的不那么美好，但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所以文化不仅不可论利弊，也不可论优劣。文化是信念。现在，据说鄂州的这个城隍庙已经化险为夷。在鄂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主持下，包括联名要求保护古庙的白发老人们，相关各方被邀一起共商此事，得出一致意见：不许拆庙，坚决要求保护文物古迹。鄂州市文体局局长向记者表示：30多万元钱已还给了开发商，文化部门将依法保护文物。
　　结局如同中国古代戏剧的“大团圆”。但这是否只是一台戏？当聚光灯灭了，情形会怎样？仍然值得疑问。这块土地是否就不开发了？开发商是否会善罢甘休？当地政府的利益链怎么解决？这么一想，我就理解了老人们仍然存在的担忧，他们仍然每天从早到晚盯在那里。如果没有把文化上升为一种信仰，文化就会被当作一种麻烦，一种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迟早会被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