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这十卷精装本、700万字的鸿篇巨著《叶贤恩著作集》，实现了他“一卷囊英杰，千秋耀楚天”的宏愿，不负他退休后近20年“铁脚量山水，孤灯伴暑寒”辛勤笔耕的赤子之心。其精神、其业绩，令人仰慕。
总览《叶贤恩著作集》，其中传记文学的分量最重（共7卷），成就也最为突出，风格最为鲜明。叶贤恩的“传记文学”创作包括张裕钊、黄侃、王葆心、庞安时、熊十力和李时珍等6人的独传和涵盖160人的《湖北历史名人》、《湖北名人》以及《湖北廉吏传》三部合传，总计近千万字。
2012年6月14日，湖北省作协、鄂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在省作协举行了隆重的《湖北名人》研讨会。与会的湖北省领导、学者、作家和文化界、传媒界著名人士对以《湖北名人》为代表的叶贤恩的传记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叶贤恩的传记文学以其突出的历史学术价值和艺术特色，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他在湖北传记文学作家中的杰出地位，填补了该领域内绝大多数历史空缺，开创了湖北传记文学创作的新阶段，成为传承和弘扬湖北历史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以《湖北名人》为代表的叶贤恩的传记文学系列，是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突出、意义深远的文化系统工程。它具有重大的学术创新价值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不仅充分证明了“惟楚有材”的历史，更使得“惟才有传”变成了现实。
一
叶贤恩的传记文学创作，对湖北历史名人的史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性工作，填补了湖北历史人物传记的许多空白点，开创了从“惟楚有材”到“惟才有传”系统工程的新阶段。这是叶贤恩对湖北传记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独特贡献。
远古迄今，长江文化发源地的荆楚大地英才荟萃、名人辈出。忆往昔，神农尝百草创炎黄农耕文明，屈子吟“楚辞”，开中国文学浪漫主义之先河，楚汉相争，建汉唐盛世——及至武昌首义，推翻千年封建帝制，中共建党、建军、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奋斗历程中，湖北更是巨星如云，星汉灿烂。两千多年间，湖北涌现了大量具有全国性甚至世界性影响的历史人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学术的、政治的诸多因素，我们对其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他们许多人的生平业绩，在民间乃至学界，还鲜为人知，其珍贵史料亦在逐渐散失和湮灭中。此时，叶贤恩的《张裕钊传》等六部大传及《湖北名人》等三部合传的出版发行，既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历史史料的抢救性工作，是一次湖北历史名人的系统性总结，又是一次名人历史的艺术再创造，是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完美结合。
比如鄂城张裕钊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家，后期桐城派的中坚人物，又是晚清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开魏碑之先河，影响远及东瀛海外；他还是卓越的教育家，曾经先后执掌南京、保定、襄阳、武汉等地的书院，门下“弟子三千，名士逾百”，桃李遍及全国。可是，因他曾为“曾门四子”之一，而曾国藩又被视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侩子手”。因此，对张裕钊的研究和宣传，长期也被视作政治和学术的禁区。其史料见诸史书的仅仅只有《清史稿》、《清碑传合集》中寥寥几百上千字的《张裕钊传》，那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词条介绍；大多数原始史料仍处在散失中。在叶贤恩同志的《张裕钊传》出版以前，湖北文史学界，恐怕很少有人深入了解张裕钊其人其事，更别说研究他、为之著书立传了。包括身在鄂州的笔者本人及许多同事们，恐怕也仅知皮毛而已。
品读叶贤恩同志的《张裕钊传》，洋洋洒洒三十余万字，十三个章节，运用文史结合的手法，客观生动地叙述了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人文气息、地域风情，他的家世以及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全面介绍了他在诗文、书法、教育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评述了他的社会观、学术观、人才观、教育观，多方面展示了他的才情、业绩和交往。这样，作为著名学者、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的张裕钊就以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清晰地立在我们面前。《张裕钊传》正文之外，还附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手稿、原始史料，辑录了他的“世系简录”、“年谱”以及国内外研究张裕钊的有关著述。著名学者朱祖延先生盛赞它“史实翔实，堪称信史”。
又如蕲春黄侃先生，乃辛亥革命先驱、国学泰斗，门生众多，被誉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但他的许多著述大多散载在各种学术杂志上。虽然他名气享誉国内外，人们大多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事，更不知其学术成就。因为先生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著书，认为“若非定论，不以示人”，所以，他的许多精辟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竟然以其独特的方式，手写记录在书头、笔记或日记中，达数百万字，未能整理成书。他曾说：“年五十，当著书”，可惜在他年方五十时，未及撰成宏篇巨著就英年早逝了，只留下大批未经整理的点校笺识古籍的遗稿、笔记和《黄侃日记》手稿。
为了研究黄侃的生平、抢救史料，叶贤恩同志循着黄侃先生当年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近十个省市，走访上百个单位及有关人员，研读了上千万字的原始史料，在真实的材料基础上，终于完成了四十万字的传记文学《黄侃传》。《黄侃传》史料翔实、丰富，人物生平活动描述生动、形象。继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先生之后的又一位著名语言文字学专家、教育家徐复高度评价《黄侃传》“对黄先生伟大而光辉的一生，如家庭身世、人生道路、读书学习、择师事师、教学科研、诗文创作、做人处世等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叙述，凸现一个辛亥革命先驱、国学大师伟大而光辉的形象，用以昭示后人。”徐复先生还特别强调《黄侃传》“洋洋洒洒四十万言，可算是填补一个历史人物传记的空白，对深入研究黄氏学术思想，弘扬他的爱国主义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如罗田王葆心，是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一生治学严谨，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均有研究。晚年于方志一门致力尤勤，遗著达170余种。他的《方志学发微》，被学界誉为我国方志学著作的“冠军”。在董必武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王葆心的这些原始资料都长期封存在湖北省博物馆，但未能供人研究，更未整理成书。
在叶贤恩撰写《王葆心传》之前，笔者曾亲随他赴省博物馆查阅、复制王葆心的有关史料，见证了这位古稀老人为抢救文化遗产，埋头故纸堆里的可贵精神。
那一天，在湖北省博物馆一间不足20平米的阴暗库房里，空气中散发着陈旧书籍的霉味，弥漫着尘封已久的灰尘，地面上堆满了叶贤恩清理出来的有关资料。这些最珍贵的原始资料，大多页面发黄、纸质变脆，残缺不全，文字多半是没有标点断句的文言文，而且多是手写文稿。年逾七十的叶贤恩，佝偻着腰背，一本本、一页页地翻阅着、辨析着。他每指定一页，我就用数码相机拍摄一页。从早到晚，我们竟然拍摄了600多幅照片。以后，叶贤恩又多次赴博物馆查阅，遍访各地有关单位和人员。仅仅几个月后，叶贤恩同志就把这些散乱的“故纸”、图片、访问记录，系统整理成书，变成了装帧精美、内容丰富的《王葆心传》，让王葆心形象栩栩如生地鲜活起来，让王葆心的学术著作，重见天日，得以传承。
与上述情况相同的，还有黄冈熊十力先生。他是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先驱、二十世纪新儒学的开山人物，在世界华人圈中影响极大。笔者虽与之同乡，还算半个文人，竟是在1989年的北戴河中国近现代文化研讨会上才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也仅知一点基本史实。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近现代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冲击，多年来，对熊十力“唯识论”哲学思想和“新儒学”观点的研究，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冷门和禁区。
同样，蕲春李时珍之名望虽然享誉全球，可是人们除了知道《本草纲目》系其所著外，又有几人知晓其生平、经历和医学思想的精髓呢！至于号称“北宋医王”的庞安时恐怕知其名者更是少而又少了！这样的湖北历史名人还有很多、很多。叶贤恩同志分别为上述几位名人撰写了大传，不仅仅是宣传了他们个人的业绩，为之树碑立传，更是传承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精髓，抢救了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使之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叶贤恩同志在传记文学写作中，还作出了一件极具开创性的工作。在《湖北名人》中，他第一次为洋务运动、汉口开埠以来的湖北、武汉金融界、实业界的著名人物立传，正面肯定了他们对发展湖北、武汉经济的积极作用。这些人物包括汉口“第一刘”大财东、俄华道胜银行买办刘子敬，“地皮大王”刘歆生，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奠基人之一的徐荣庭，爱国银行家周苍柏和实业家宋炜臣、贺衡夫等。鉴于历史的政治的等多重因素，过去，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很难见之于文字，更别说为之立传了。叶贤恩同志突破了湖北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和学术禁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尽的史实介绍了他们对发展近代湖北民族工商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与上述情况基本相同，《湖北名人》还打破了某些政治和历史禁区，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多争议或者有负面影响的湖北的政治、军事、文化名人立传。这样，就使得湖北历史更加全面系统，真实丰富。
这些湖北——主要是鄂东名人的事迹和社会业绩、学术思想，曾经在历史上影响极大、传播甚广。但是，在上世纪中国的政治巨变和思想观念的革新、革命中，逐渐被扬弃或者边缘化，而在当今迅猛发展的观念西化、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和重商主义的背景下，更有完全被淹没的可能。他们所代表的荆楚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精华，面临着断代的危险。
由此可见，叶贤恩同志的《张裕钊传》等六部大传和包括了160人的《湖北名人》合传的问世，对抢救湖北的历史文化遗产，填补历史名人的空缺，居功甚伟，具有重大的历史史料价值和传记文学创作的开拓性意义。
而《湖北廉吏传》的出版，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反腐倡廉”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教材。
二
科学性、系统性和包容性是叶贤恩传记文学创作的又一大特点。其中，《湖北名人》一书，更具代表性，也是湖北历史文化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在湖北传记文学创作和出版工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湖北名人》是一部130万字、传主达160人的的鸿篇巨著，是叶贤恩独立完成的一部规模浩大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系统工程。《湖北名人》与《文化湖北》、《印象湖北》一起，被公认为湖北人民出版社建社60年以来的三大精品、是湖北的历史文化名片。可见其对于历史研究、传记文学创作的价值之高，意义之大。此书从写作到初版、再版，一直得到王生铁、李春明、刘友凡等省委领导的积极支持、关怀和肯定。
拜读此书，笔者认为，《湖北名人》独具以下特点：
第一，全书内容结构的系统性和人物选择的典型性
《湖北名人》的历史跨度长达两千多年，起于西周止于公元2008年。以此为历史主线，系统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文化、荆楚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灿烂的篇章。其间，又按照历史分期和文化特点，分成《先秦至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近现代》四大部分。全书篇幅“厚今薄古”，依据人物出生先后，依次排列。历史线索清楚、体例科学严谨、架构简洁明确，系统性很强。
《湖北名人》的入传人物，都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他们都是所属时代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历史上的湖北，英杰辈出、群星璀璨，数不胜数。他们影响着、推动着荆楚大地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如何遴选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入传，必须具备对历史的深度和广度的全面把握能力。叶贤恩同志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从1600余人中，精中选精，精选了160人入传。他们都是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典型性代表人物。他们或者是思想启蒙、社会变革的先驱，或者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家，或者是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或者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大师，或者是具有开拓性贡献的科学巨匠……，他们的经历和业绩，本身就是一个时代历史的缩影。
第二，写作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客观包容性
人类历史的前进轨迹，是一个矛盾对立统一的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人民群众固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社会实践乃是其主要内容；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政见、不同领域内精英翘楚们的生平经历，他们的博弈、斗争、探索和发明的历程，更具代表性。因此，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功过怎样，他们在历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叶贤恩同志以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在遴选入传名人方面，坚持了客观包容性。他遴选的历史名人中，既有历史上流芳千古的英雄豪杰，有成就卓著的文化大师和科学巨匠，也有历史上曾经起过负面作用或者具有争议的人物；既有近现代史中，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建军、开国元勋，也有国民党元老、民国政客；同时，《湖北名人》首次把对湖北武汉近代经济发展中起过推动作用的经济名人列入其中。这样兼收并蓄的湖北名人的合传，才是科学系统、全面真实的名人历史。
叶贤恩同志对具体历史名人业绩的记叙以及功过评价，都坚持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坚决摒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历史观和绝对的“好人与坏人”的“脸谱式”描绘法。他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中去写，既写他们成功和正确的一面，也写他们失败和错误的一面；既写出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也写出他们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比如，写林彪，既写他在不同革命时期功勋卓著的战功和指挥天才，也写出他后期在政治上的勃勃野心。又如，写“正统的旧三民主义者”国民党元老居正，既写出他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又写出他中期趋向保守和反动，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的过程，还写出他晚年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
这样，叶贤恩笔下的历史名人就显得层次丰满、性格复杂，思想历程和人生经历坎坷多变，真实反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既正确记叙和评价了历史人物，也准确地还原了历史。
第三，《湖北名人》既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传记，也可以当作一部“以人物链接历史”的“湖北通史”来阅读。
首先，《湖北名人》以历史发展脉络串联人物。全书以西周以来湖北历史发展为主线，按照朝代变更、时代演变、历史的延伸，“串联”起160位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名人，“全景式”地展示了湖北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阶段性特点。
同时，全书又以湖北名人史料串联了两千年湖北历史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与人，人与环境是相互影响的。叶贤恩笔下的历史名人，不是传统传记文学中的白描人物，不是孤立于历史大环境之外的“个人”，更不是某些港台历史小说中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作者把他们置身于特定时期典型的历史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中，进行全方位的真实描写和记叙。这些名人们既创造了“时世”，“时世”也成就了他们。读者通读《湖北名人》，在了解历史名人的同时，思维也仿佛穿越在湖北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时空中。
三
叶贤恩的传记文学创作是科学性、形象性、通俗性的完美统一，充分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他把历史考证的缜密性和文学描写的形象性和谐地融为一体。因此，具有极强的文学“可读性”。
“传记文学”，顾名思义，是人物历史的真实记叙与形象的文学表现手法的结合，是学术与艺术的统一。能否使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是衡量一部传记文学成败得失的最主要标准。
近年来，在政治利益驱使下，在“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腐蚀下，时下的文坛，以真实的历史名人为题材的“传记文学”、“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如恒河沙数，数不胜数。其中，不乏精品；但胡编乱造、粗制滥造、标新立异、搜奇猎异、张冠李戴、篡改历史者更多。这类作品，表现的对象大多为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后妃格格、才子佳人、江湖术士和侠客；其中，鲜见推动历史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巨人。其表现手法不外“”穿越、“戏说”、“侠魔化”、“港台化”、“性爱化”乃至“恶搞”历史人物、“颠覆”历史史实。
在这类所谓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读者、观众不仅无法了解历史事件的真谛，获得思想和心灵的启迪和情感的升华，更谈不上产生艺术欣赏中那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审美愉悦——历史，就这么无奈、无辜地成为了政治实用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的“任人打扮的少女”了；客观的“历史真实”也就变成了某些作者随心所欲臆造的“主观真实”了！
在这种貌似浩浩汤汤、实则泥沙俱下的历史题材创作大潮中，叶贤恩的传记文学创作，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既坚持了自《史记》以来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表现形式，表现了作者正直的人品和高雅的文品。笔者匆匆拜读《叶贤恩著作集》中的“传记文学”之余，草草归纳了四大艺术特色。
第一，具有历史真实性与艺术形象性完美结合的文学特色，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完美结合的文化珍品。
首先，他极力追求历史的真实性。
1、 “传记文学”，顾名思义，首先是“传记”，强调的是历史的真实性，这是传记文学的思想灵魂。作者必须通过发掘传主有关的翔实史料、遗迹，去探索、认识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史料的真实性，从而准确地反映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和人物生平轨迹、业绩与性格特征。
叶贤恩同志在《湖北名人》付梓后感叹道：
“六年霜染鬓，赤子寸心丹。 铁脚量山水，孤灯伴暑寒。”
此诗正是这位古稀老人写作湖北名人传记时的自我精神写照：为了寻求传主的历史足迹，探寻史料的真实性，退休后十数年，他行万里路，“沿着名人的足迹，先后到了湖北各地有关地、市、州、县以及四川、山西、陕西、江苏、浙江、上海、山东、辽宁、河北、北京等省市，走访五百多个单位，上千名有关人员，实地了解名人的生平和学行。”（叶贤恩：《湖北名人 . 后记》）。在跋涉江湖收集史料之外，他又不分春夏秋冬，埋头故纸堆中，从事案头工作，笔耕不止。
面对浩瀚、繁复的大量原始史料，叶贤恩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进行了“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甄别；对历史名人的业绩和历史局限性进行了一分为二的正确评价。因此，叶贤恩同志的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实非时下某些凭借只言片语的零碎材料，加以推理、铺陈、虚构或者标新立异而写作的历史小说、传记文学可比。他永远强调、追求的是名人历史史料的真实性、系统性。所以，朱祖延先生高度评价其传记文学“堪称信史”。
其次，他充分运用运用文学的形象性表现手法，再现历史的真实。
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科学的真实性。她是艺术地再现历史，是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结合。诚然，“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但文艺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同样，历史乃是古人的社会生活，传记文学创作应该源于历史生活、忠于历史生活，但又高于历史生活，而不是简单地、呆板地复制历史生活。
叶贤恩同志的传记文学，尽可能地做到把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较好地结合起来，运用文学语言，采用多种文学表现手法，用细节描写、情节铺陈、人物对话、人物外形、动作和心理刻画以及社会、自然环境烘托等手法，使得久远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环境一起栩栩如生地再现于读者眼前。
比如，在符合人物的历史环境、重大事件和性格特征的前提下，作者适当运用了一些文学的虚构手法，采用了一些趣闻轶事，使得传记的情节更加丰富，人物形象益发鲜活具体。
又如，作者根据史料和实地踏访，充分发挥了文学创作的想象力，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人物生活年代的时代和地域特色、自然风光、民情乡俗，使得人物和环境融为一体。
总之，叶贤恩的传记文学，是用文学创作的生动具体鲜明形象去再现久远的抽象的历史史料，但又不违背历史的真实性。
第三，叶贤恩同志传记文学创作把史料考据的学术严谨性与文学语言的通俗性完美地结合起来。
作者撰写的名人，其年代跨度长达两千年之久远，史料大多为文言文或文白夹杂的语言，而其中许多名人又是各个学术领域的大师，如文字学、声韵学、方志学、训诂学、佛学、哲学、医学等，其语言专业性强，文字艰深难懂。对此，叶贤恩同志都统一采用现代白话文和文学语言进行表述。对传记中涉及、引用的诗文，作者也翻译成现代汉语，使之通俗易懂，更符合大众化群众的阅读、学习。
这样，叶贤恩同志的传记文学就具有极大的文学可读性和形象感染力，有力推动了传承和发展荆楚文化的群众性普及工作。
第四．图文并茂、文面优美，正文与附录具备、材料丰富多彩是叶贤恩传记文学的又一特点。
翻开《叶贤恩著作集》中任何一部传记作品，读者都会惊喜发现其中编印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图片：这些图片有传主及其相关人物不同时期的画像和照片；有传主出生和生活过地方的历史遗址和自然风光；有传主出版和未出版的著作以及大量的手稿影印件；有作者走访相关人物和传主后人的合影……这些真实的原始史料图片，不仅使得传记的版面显得丰富多彩，使得读者产生一种轻松的“视觉美感”，更为其历史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除此而外，传记中还附录了大量原始史料、手稿、年谱以及后人的研究专论，这更进一步论证了传记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毫无疑问，叶贤恩同志的《张裕钊传》等六部大传和包括了160人的《湖北名人》三部合传的问世，既是他个人文学创作的顶峰，也是对湖北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抢救性工作，填补了历史的空缺，推进了从“惟楚有材”到“惟材有传”的创新工作。这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丰富“先进文化”的内涵，宣传荆楚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性学术价值，更具有传记文学创作的开创性意义。
“风格即人”，叶贤恩同志的传记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他的人品和文品。他在写作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毛泽东同志“继承与革新”的文艺思想，体现了他“老当益壮”、“锲而不舍”的社会使命感和艰苦求索精神，也表现了他广博的文史知识、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炉火纯青的文字表达能力。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笔者的本文杀青不久，叶贤恩同志的又一部大作《李时珍全传》已经付梓问世，而另一部《湖北廉吏传》也出版发行了。叶贤恩——这匹永不“伏枥”的“老骥”——还在马不停蹄地继续着他退休后第三个十年的漫漫笔耕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