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谪居黄州时，时而“东望武昌”，渡江南来，徜徉于武昌（今鄂州）西山林泉之间，深深地爱上了武昌山水风物，同时也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宋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苏轼奉旨自黄州调往汝州，告别武昌。两年后的一天晚上，苏轼在汴京，与曾为武昌县令的邓圣求一道在玉堂同值夜班，偶话旧事，作《武昌西山诗》。诗中开篇写道：“春江渌涨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此诗一出，和者甚众，成为诗坛佳话。
武昌官柳，又名官柳、武昌柳、陶公柳、西门柳等，后来又衍为陶令柳、先生柳等。《晋书·陶侃传》上记载了一个故事。“(侃 )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意思是说，陶侃曾带领官吏军民在大西门外种植柳树，一个叫夏施的都尉，偷了几棵柳树，栽在自家的门前。陶侃发现了，停下车，责问他：“这是武昌西门前栽种的官柳，你为什么要偷来种在这里？”夏施诚惶诚恐，表示谢罪。当时，武昌城西郊有一大片荒地，因其邻近西山，成为绿化的重点区域，而所谓“武昌西门柳”也就成为后来的文人雅士到武昌凭吊六朝古迹的一个地方。久而久之，“武昌官柳”的名称就叫响了，以至远近闻名。以后，历朝历代，人们把种植于武昌的柳树，也称为“武昌柳”。
“武昌官柳”作为一个富有地域色彩的著名风物，形成于晋代，发展于唐宋，延续于明清，以至于当代。广植“官柳”，爱护“官柳”，有利于环境绿化，生态平衡，有利于旅游发展，城市建设。
陶侃在武昌
提起“武昌官柳”，人们自然会想到为之命名的陶侃。陶侃，字士行（一作士衡），三国孙吴景帝永安二年（259年）出生于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后迁居庐江郡浔阳县（今九江市西）。西晋永嘉五年（311年），陶侃被任命为武昌太守，后官至大司马，都督荆、江、雍、益、梁、交、广、宁等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被封为长沙郡公，成为东晋中兴名将。
陶侃出身贫寒，其父早亡，母亲湛氏是中国古代有名的贤母。陶侃从小勤奋好学，对人谦恭有礼，做事尽心尽力，为官后依然保持着这种良好的秉性。镇守武昌时，他经常劝告人们说，大禹可称圣人吧，可他还珍惜每寸光阴；那么，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就更应当珍惜“分阴”了。后来，大禹和陶侃的惜时精神被人们赞誉为“禹寸陶分”。陶侃治学，贵在身体力行。在西山寒溪寺北，陶侃还专门修建了一座读书堂，公务之余，陶侃常来读书堂中潜心研读，终日不懈。当时夜雨滴答，与读书声相互应和，成为一道风景。后人将此情景列为古武昌八景之一，命名为“书堂夜雨”，借此纪念陶侃。武昌学子受其影响，勤奋读书蔚成风气，一时人才辈出，时人以“武昌多士”称之。后来，有名的庾翼（庾亮之弟，荆州刺史）和殷浩（扬州刺史）等人都是出自陶侃门下。陶侃喜欢诗文，著有文集二卷，可惜今已不存。《全晋文》中录有其文，在其名篇《相风赋》中，通过铜制鸟形风向仪这一物象表现他自己的情志，表达对自己军事才能的自信与肯定。
在武昌任职期间，陶侃勤于政事，事必躬亲，对各类公文书函都及时处理答复，从无积压、拖拉和推诿的现象。人们来这里办事都很顺利舒心，从没发生久候不决的事情。当时，江北豫州、黄州一带的民众也来武昌赶集，民间往来非常活跃，但苦于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有些不便。了解这一情况后，陶侃便在武昌城东开辟了一块场地，建立了一处称为“夷市”的交易市场，作为老百姓贸易的专门场所。据记载，这是鄂州历史上最早的官办集贸市场。夷市的建立，既便于官府的统一管理，也方便了老百姓的买卖交易，繁荣了市场，活跃了经济。
陶侃不仅自己节俭，而且非常反感那些不爱惜财物的人。有一次，陶侃外出巡视时，看见一个贵公子手上拿着一把未成熟的稻穗玩耍，便责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人说是随手采来的。陶侃十分生气，厉声训斥道：“你自己不种庄稼，还去糟蹋别人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糟蹋庄稼了。有一年，陶侃在荆州刺史（治所在武昌）任上去督造战船，发现地上到处都是剩下来的木屑和竹头，觉得很可惜，于是下令将木屑和竹头收集起来。没几天，木屑和竹头堆积如山。到了年末，下大雪了，天晴雪融后，衙门前到处是水。按照惯例，正月初一大家要聚会互祝新年，人来车往，必定会将衙门前弄得又脏又乱，下属们不知如何是好。陶侃却说：“把木屑拉来垫上吧。”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几十年后，桓温担任荆州刺史，组织伐蜀，建造大船时需要大量竹钉，陶侃生前下令保存起来的竹头全部派上了用场。这便是成语“竹头木屑”和“武昌剩竹”的由来。
据说，陶侃从不饮酒，厌恶赌博。有一次，他的几个最亲近的部属因酗酒赌博耽误了公事。陶侃知道后非常恼火，命令他们将酒器、赌具投入江中，并按照军法处置：一边打板子，一边数落道：“赌博是一种最卑劣的行为！怎么能做这种非礼非义的事情呢？”陶侃在广州时，为防止自己在优越安逸的生活中有所懈怠，觉得不能养尊处优，应当加强锻炼。于是，他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到院子里，晚上又把一百块砖搬回屋内，天天累得满头大汗。邻居见了，心中不解，甚至嘲笑他。陶侃正色道：“我正当壮年，总有一天要平定中原，报效国家。生活悠闲容易让人变得懒散，以后如何担当大任？”
在武昌城区东郊，陶侃整治了与长江相通的“五丈湖”。首先修筑堤坝，使原来“冬即干涸”的时令湖变成能发挥经济效益的内陆湖泊；其次养鱼种菱，将琅琊郡摄湖鱼菱移来湖内，使鲜鱼、菱角获得丰收，改善了民生。从此，湖面扩大了，形成了《宋书》等史料所记载的城南湖泊——南湖。
晋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积劳成疾，主动上表辞官。在他辞官的第二天便逝世于武昌樊口，终年75岁。遵照他生前的遗嘱，将他葬于国南（今长沙县南）十里处。他的部属则在武昌城西为他立碑画像，在武昌城东北江边筑庙祭祀，在寒溪寺旁勒碑刻石，让“武昌官柳”永远与他为伴。
陶渊明与“五柳”和武昌
东晋以后，特别是唐代，在文人墨客的诗文中，又有了五柳、五株柳、先生柳、渊明柳、陶潜柳、陶家柳、彭泽柳、陶令柳等称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些名称都是从“武昌官柳”衍生出来的，“武昌官柳”是源，而这些名称都是流，是源与流的关系。这些名称的出现，与陶家另一位人物陶渊明有关。
陶渊明（生年不详—427），晚年更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先生，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据记载，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军营植柳，是以汉代名将周亚夫驻军细柳营的故事为榜样，表明自己治军严明。因此，“柳树”成为陶侃后代子孙心目中的一个符号，成为陶氏门庭的象征。陶渊明非常崇拜他的这位曾祖父，在其诗文中，经常流露出对陶侃的仰慕之情。比如，陶渊明在《命子》诗中写道：“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在《赠长沙公》的序言中也深情地回忆起陶侃：“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据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附录《陶渊明年谱简编》记载，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年）前后，陶渊明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开篇即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该文很短，不足180字，却用了九个“不”字，饶有意味。陶渊明为自己作传，而不知自己的籍贯和姓名，似乎不可理解，这表现出对当时重门阀、炫门第习俗的愤慨与否定。其实，这是一种相当矛盾的心理。陶氏家族在陶侃以后，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出现过能振兴家族的人物。尽管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因袭了陶侃的勋爵，也做过武昌太守，但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没有什么功业事迹流传下来。陶渊明的父亲据说叫陶逸，做过地方小吏。到了陶渊明出世时，陶氏家族已经衰微。陶渊明以“柳”为号，也有自夸门第之嫌，至少表明祖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在小传中，陶渊明连自己的籍贯、姓名都不愿提起，却偏偏提到这个号，可见对这个号的重视。另外，根据陶诗《归园田居》的描述：“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他的宅边除了柳树，还有榆树、桃树和李树等，而陶渊明偏偏以“柳”而不是以他的理想社会“桃花源”中的“桃”为号，是有寓意的，这是有意显示他是陶侃的后人。
另外，从汉至晋代一些文人所写的关于杨柳的辞赋中，可以发现 ，“柳”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柳树被认为是天地精灵之气所聚集而产生的一种珍奇的树；它适应性很强，成活率高，能保持生命的丰盛和韧性；它不辞土地的贫瘠，枝叶繁茂，普荫众生；它能不扭曲自己，顺应自然，生生不息。陶渊明特别偏爱柳树，以“柳”自况，正是借以暗示其思想、处境、个性、行为等方面的特色，撰写出《五柳先生传》这样的一篇文章，是有意示知于世人。
陶渊明究竟出生于何时何地，由于史料的匮乏已不得而知。但从已知的史料和陶渊明的诗文来看，陶渊明与武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陶渊明早年丧父，以后一直与生母孟氏以及同父异母的妹妹相依为命。其母是名士孟嘉的女儿，孟家有许多藏书，这为陶渊明提供了阅读古籍的条件。魏晋以来的隐逸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得陶渊明从小接受了儒、道两种不同的思想。陶渊明在《饮酒€肥分行吹溃骸吧倌旰比耸拢魏迷诹！北砻魉缒晔苋寮业挠跋焓呛苌畹摹Ｍ保赵饔衷凇兑苺范分兴担骸棒伺┤ノ揖茫偈郎俑凑妗＜臣陈持雄牛址焓蛊浯尽！闭饫锼降摹罢妗焙汀按尽倍际抢醋缘兰摇氨雍妗钡墓勰睢Ｓ谑牵嘌颂赵鳌懊椭疽菟暮！焙汀靶员景鹕健绷街植煌闹救ぁＴ谔赵鞯氖闹校逅暌郧暗纳硎涝庥黾负跫昕诓谎浴Ｓ晒埔颍饧锌赡茉从谔赵魃倌晔钡牟恍摇＞菁窃兀召┑暮蟠懿缓湍溃灾录业廊找嫠ヂ洹Ｔ谔赵饔啄晔保锌赡芴帐霞易逯谐鱿止蟮姆渍鸺彝シ⑸蟮牧驯洌虏豢盎厥祝蛘呤艿焦蟮纳撕Γ嬖谧拍蜒灾４铀纳硎览纯矗赵骱苡锌赡艹錾谖洳蛘咴谖洳晒纳倌晔贝?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陶渊明与武昌有着密切的关系。义熙元年（415年）八月，陶渊明因为叔父陶逵的介绍，担任了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遇到浔阳郡督邮，属下告诉他说：“当束带迎之。”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恰在这时，有人来报，胞妹程十妹在武昌逝世，陶渊明要到武昌奔丧。他在《归去来兮》序中写道：“寻程十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这两件事共同促成了陶渊明授印去职，告别官场，从此隐居不出。一年半后，陶渊明又写了一篇摧心断肠的《祭程氏妹文》，表达怀念先妹之情。为悼念妹妹，陶渊明还专门写了一首挽诗，其《杂诗十二首》的第九首写道：“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陶渊明的妹妹为何嫁在武昌？这应与陶氏家族曾经久居武昌有关，同时也可看作陶渊明的少年时代与武昌有关的一个佐证。
这便是从“陶公柳”衍生出“陶令柳”的文脉之所在。
“武昌官柳”的文化意蕴
“武昌官柳”来源于陶侃，经陶渊明而发展成为“先生柳”。千百年来，“武昌官柳”成为了鄂州地区一种著名的风物，而且成为了一个极富地域色彩的典故，一个富有深意的文化意象，除了绿化环境的功能之外，人们还赋予它一定的政治意义。由于这个缘故，“武昌官柳”穿越时空，引来历代文人墨客深情的吟咏，使得这一名物流传至今。
陶渊明之后，在历代诗文中，关于“武昌官柳”或曰“武昌柳”意象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比较模糊，到逐渐清晰，直到最后定型的过程。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来看，较早提到武昌“柳”意象的，要数南朝梁元帝萧绎（508―554），他在《赴荆州泊三江口》诗中写道：“柳条恒扫岸，花气尽薰舟。”尽管他没有明言，在武昌地区泽国水乡，能与薰舟的荷花相提并论的，自然要数武昌的柳树了，这样说来，指向还是比较明确的。到了与萧绎同时代的阴铿（约511—约563），他在《登武昌岸望》诗中写道：“荒城高仞落，古柳细条疏。”阴铿在“柳”字前着一“古”字，稍稍点染一下，“柳”的指向就越发清晰了。历史进入到隋唐时期，“武昌柳”的意象，在语言上才真正定型。比如，生长于襄阳的田园诗人孟浩然（689—740）在其《溯江至武昌》诗中的结尾写道：“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此后，“武昌柳”作为一个极富地域色彩的典故，作为一个文学意象，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诗人的笔下。
梳理历代诗人吟咏“武昌官柳”和“五柳”的作品时发现，这两个意象早已合二为一，而且突破了“武昌”地域的限制，已扩展到长江流域，西起四川，东至江苏，南到湖南，甚至扩展到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山东一带，不管到过武昌还是没到过武昌，诗人们不仅大都熟悉“官柳”的典故，而且能熟练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比如杜甫《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诗的颈联：“野花随处发，官柳著行新。”杜甫没有到过武昌，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杜甫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而流亡梓州期间。郪城，也叫郪王城，古郪国的都城，故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南郪江乡，唐时属梓州。这里选用“野花”和“官柳”两个意象，意思说，春天到了，随到哪里，野花都在开放；柳树成行地吐出了新芽。这是鼓励朋友，要适应新的环境，要学这满山的野花和江边的官柳，到处都可以开花、生长。再比如，北宋的周邦彦，杭州人，在汴京开封为官，他的《宴桃源》词写道：“初暖绮罗轻，腰胜武昌官柳。”这里运用细节描写，表现女子的体态。春阳回暖，女子穿着轻薄的丝绸衣服，体态婀娜多姿，比著名的武昌官柳还要纤细轻盈。这里的“武昌官柳”，是比喻性的意象，用其纤细、柔软、轻盈的特征，比喻女子的腰肢，非常形象贴切。
“武昌官柳”意象内涵丰富，概括起来，有四个系列。
其一，用作咏柳的典故。比如杜甫《西郊》诗开头四句：“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该诗写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草堂。闹市中有一座桥，高高耸起，两岸垂柳依依；沿着江桥漫游，一路上梅香扑鼻。这里的“官柳”，指供行人观赏之柳。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官柳”对“野梅”，不仅精巧，更是苏轼《武昌西山诗》中关于“官柳”与“野梅”的叙述之所本。无独有偶，苏轼在《游武昌寒溪寺》诗中，再次写道：“空传孙郎石，无复陶公柳。”当年，苏轼来游西山，曾经赫赫有名的孙权试剑石，陶侃西门柳，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很难寻觅了。于是，便怀念起那些先贤的人文景观。可见，苏轼是偏爱“武昌官柳”这一风物的。黄庭坚在其《春近四绝句》（其四）中写到“官柳”：“苦竹空将岁寒节，又随官柳到青春。”春将近时，湖畔的官柳，吐出了嫩绿的叶芽，柳丝摇曳，娟娟可爱。宋人周必大在《又次韵二首》（其二）中写到“官柳”：“宫槐分影直，官柳著行疏。”将“宫槐”与“官柳”对举，工整自然。名贵的槐树树影笔直，分列在道路的两旁；官府种植的柳树，一行一行的，给人一种疏疏落落的感觉。宋人在《殢人娇》中写到“官柳”：“官柳黄轻，河堤绿涨。”时值早春，鹅黄的柳丝，轻盈飘拂；河堤的绿草像春水一样不断地上涨。
其二，指代地名、人物。宋人邓圣求在《次子瞻〈武昌西山诗〉》中写到“五柳”：“武昌山水诚佳哉，当年五柳亲栽培。”在武昌山水及其众多风物中，凸出了“五柳”的意象。五柳，原指陶渊明的雅号，这里用借代的手法，指“武昌官柳”。元朝诗人丁鹤年在《樊口隐居》诗中写到“先生柳”：“春深门巷先生柳，雪后园林处士梅。”春意渐浓，抔湖一带，门前巷陌，翠柳依依；大雪初霁，樊山北麓，园中林下，梅花点点。这正是苏东坡当年载春酒、赏官柳、寻野梅的情景再现，流露出诗人对李筠玉隐居环境的歆羡之情。“五柳已非陶令宅，百花今岂杜陵庄。”（丁鹤年《兵后过武昌》）这两句诗更是推崇李筠玉有陶渊明、林和靖的高亮风标，“五柳”指代地名、住宅。宋人高似孙在《答武昌胡广文诗》写到“官柳”：“平生不识武昌楼，官柳青青好在否。”此句明写官柳，暗指朋友，饱含对朋友的怀念之情，景中有情。宋人史尧弼在《试何企笔偶书》（其一）写到“五柳”：“北窗酣卧日轮高，梦寐平生五柳陶。”诗人正在酣睡之时，忽然飘来一梦，梦见了平生最为仰慕的五柳先生陶渊明。这里的“五柳”成了隐者的代名词。
其三，寄寓离别之情。唐代有位武昌妓在《续韦蟾集〈楚辞〉句》中将“武昌柳”拆开，写道：“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这里的“武昌”“新柳”“杨花”，不仅点名时间、地点和环境，而且渲染气氛，使读者深深体会到宴席上主宾双方浓浓的别离之情。意象优美，语意深婉。杨柳依依，以“武昌柳”写离情，已包含依依惜别的意味；而“杨花扑面飞”，境界更为新奇。一向脍炙人口的宋词名句“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晏殊《踏莎行》）即脱胎于此。“新栽柳”尚且飞花扑人，情意依依，座中故人又岂能无动于衷呢？同时杨花扑面也含有春归之意。“不见”“无限”等语，对于加强咏叹之意，也有点染之效。宋人岳珂在《将发琵琶亭》中写到“武昌柳”：“子折武昌柳，予宅浔阳庐。”“子折武昌柳”，一语两用，既言送别，古人以“折柳”寓意送别之情；又点明地点：鄂州武昌。明人王达在《御桥官柳》的题目中点明“官柳”，诗中写道：“长条嫩叶绿婆娑，弄雨调烟夹御河。攀折年来何太苦，只应当路送人多。”主要内容写“折柳”，折取的是御桥附近的“官柳”。诗中通过描绘官柳的意象，表达出对官柳被不断攀折的同情，寄寓着当路者易折的忧思。
其四，比喻美女、思妇。隋朝女诗人张碧兰有一首短诗《寄阮郎》：“郎如洛阳花，妾似武昌柳。两地惜春风，何时一携手？”杨柳婀娜多姿，到了春天，柳眼舒青，柳眉展翠，柳条千丝万缕，萦人情思。她飘拂在水边楼阁之旁，掩映在月下亭台之际，呈现出一种娇美的姿态。女诗人以“武昌柳”自况，塑造出一位温婉多情、缠绵柔美的思妇形象。明代状元、诗人和学者杨慎在《升庵诗话》评道：“真花月之妖也。”用“花月之妖”四字评价“武昌柳”这一意象，令人耳目一新。“妾似武昌柳”，其依依之态，无尽之情，自不难想见。唐代诗人刘禹锡在《有所嗟二首》中写道：“庾令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似腰肢。相逢相笑尽如梦，为雨为云两不知。”诗人在庾令楼中初次见到的是什么呢？是人，还是武昌春柳？按照后文的意脉来推断，我们不妨将第二句的意思倒过来理解，那位女郎的腰肢似武昌春柳一样柔美，一样婀娜，应该是人。这样理解，“武昌春柳”就成了一个比喻性意象，更富有诗意。接下来，诗歌展开今昔对比，嗟叹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当初，他们“相逢相笑”，是何等亲热；如今看来，却是春梦一场，那场相会，只能留下深情的回忆了。
“武昌官柳” 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内涵，晋朝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多有吟咏，并且寄托了种种情思。千百年来，“武昌官柳”成为了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意象，是古城武昌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标题题写：《武昌官柳知谁栽》《珍藏岁月的记忆》为杨勇所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