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耀景街16号，是前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后来成为黑龙江省文联大院，省作协和《北方文学》分别在大院的两幢小洋楼里。
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去领取省作协颁发的签约作家聘任证书，一下子被这个花园式的美丽庭院惊呆了，这不是一幅幅在画报中见到的俄罗斯油画吗？能亲眼目睹这般风景，我对自己油然而生敬意：如果我不热爱文学，如果我的几本书不获奖，恐怕会与这座心目中的文学殿堂失之交臂。当我看见东南隅一幢小楼门口挂着北方文学的牌子，倍感亲切。记得上初中二年级时，就给北方文学投稿，屡投不中，编辑每稿必复，令我感动不已。我的组诗《海滨抒情》《梦中，树问》，刊发在这家杂志，时任主编黄益庸亲自签发，并转载了北大教授严家炎评论我诗歌创作的文章《我喜欢这样的诗》，于是乎，我这个边远小城的业余作者，从这里起步，迈进了文学的大门。
翌年8月，我国遭受特大洪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视察哈尔滨松花江段。我当时工作的单位省森工总局，责成我撰写一篇五千字的马永顺事迹材料，呈报省政府。朱总理在松花江边接见马永顺时感慨地说：“你这一辈子干了两件好事，当国家建设需要木材的时候，你是砍树的劳模，当国家需要保护生态的时候，你是栽树英雄。我们都要向你学习。”是年，北京十月出版社打电话给我，商议再版《马永顺传》，拟申报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与此同时，北京社责编隋力军、刘胜奇将编辑处理后的《马永顺传》样书寄来。尽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远远低于北京社的稿酬，我毅然决定由家乡的出版社再版。何也？生于斯长于斯，因为我是小兴安岭的一棵树。省森工总局在小兴安岭林区建立了吴宝三文学馆，这是大森林对我这棵树的接纳。我心存感激，满怀深情的向大森林母亲诉说，“名与利皆是过眼烟云，唯有报效生我养我的土地……”
1998年6月，马永顺荣获联合国环保奖，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全球500佳颁奖大会。马老逝世后，被国家追授为林业英雄。20余万字的《马永顺传》再版，《黑龙江日报》全文转载、省电台全文连播，《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环境报》《中国教育报》等全国多家报刊选载或摘发。此书再版三次，先后获人民文学优秀报告文学奖和黑龙江省首届文艺精品工程奖，省委组织部下发文件，将此书作为全省党员学习教材。
是年，一纸发文，将我从一个省厅局下属单位的党委书记岗位，调到省作家协会，任党组成员、秘书长。我有自知之明，我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马永顺的光。然而，我的命运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华丽转身”。
说来滑稽可笑，我到职后“临危受命”，交办我的工作是打官司。原来，下海经商大潮汹涌澎湃那年，省作协一位著名诗人创办一个商贸公司，此公诗写得不错，但下海却接连呛水，因为被骗，欠下一笔账被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工作人员到这位诗人家一看，家徒四壁，老婆常年卧床，欠款无力偿还。哈尔滨中级法院判决省作协负有连带责任，一辆小车和职工通勤车被查封，单位账户被冻结。
我就是在工资不能发放，一片怨声载道声中走马上任的。我和作协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出征，拉开了省作协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官司的帷幕。官司一审、二审败诉，我从学习法律知识开始，一步步细细研究案情，到请律师上诉到省高院，终审判决省作协胜诉。汽车开回来了，账户解封了，职工开支了。嗣后，省作协党组研究，决定给我和有功人员五千元奖励。我分文未要，因为我是作协党组成员，哪有自己奖励自己的！作家和同事对我刮目相看，说作协这个清水衙门，调来一个“会写字儿，能办事儿”的作家。我时时告诫自己，既然到作家协会来当这个头儿，就得为作家办事儿，同时也得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放下领导架子，接个人儿，送个人儿，客人来了开车门儿，皆视为我工作的分内之事。
我调到作协的几年中不能全身心投入创作，角色变换了，依然结集出版了几本散文集。这一年，中国作协会员无记名投票选举，我当选为第六次全国作代会代表。这可谓是我走出一家门又进一家门迈出的一大步。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让我接任《北方文学》主编，想来亦在情理之中，两任主编，一个调走了，一个退休了。身边的朋友大都阻挠，不赞成我去触碰这个烫手的山芋。我纠结了好一阵子。
这个文学期刊，创刊于1950年（刊名《黑龙江文艺》），和新中国一路走来的知名品牌。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大多在这个阵地刊发过作品，新时期以来，梁晓声、肖复兴、迟子建等一大批青年作家，都是从这里走上文坛的。面对青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这座圣殿，我不能无动于衷，不妨一试。时为2000年早春二月。
党组书记冯建福送我到杂志社。见面会那天，众口一词，“我们和退休的编辑不敢有奢望，只要能按月发放工资就足矣！”80岁的老主编黄益庸，70多岁的副主编鲁秀珍等，和我相对而坐，许久默默无语。一手栽培起来那么多知名作家而甘做嫁衣的编辑们，好几位已年逾耄耋，提出不能再低的合理要求，我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压得我几近喘不上气来。
其时，《北方文学》已经两个月未开支了，省财政发文通知“断奶”，自收自支，这个单位被打入自负盈亏的另册。
既来之则安之。我分别联系省内几个地市委宣传部和几家大型国有企业，皆伸出援手给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帮助。但化缘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当过县级市文化局长的书商找到我，自荐北方文学由他承包，可解决杂志社人员工资。他从手提包里拿出几本杂志递给我，说这家杂志由他承包半年了。我翻阅了一下，确是省内有正规刊号的刊物，此人是执行主编。他把杂志开设的一个专栏指给我看，栏目名为“大作家短散文”，都是当代著名作家，其中竟然有我。我问稿子从哪弄的？答曰从网上下载的。刚见面对此公印象不错，但见到这个专栏，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把我这条小鱼串到大鱼串儿上，分明戴高帽忽悠我，太有心计了！不难想象，终审权虽然掌控在我手里，杂志如果交给他办，操作起来恐难约束。我以省新闻出版局不会同意为理由婉然拒绝。
办刊举步维艰之时，作家朋友们给予我莫大的精神支持，我坚定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信念。省文学院组织签约作家去北大荒采风，这本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我却高兴不起来。省文学院院长李琦（鲁迅文学奖得主）亲自打电话给我，让我和大家见见面，动员我参加。记得在一个林场的山坡上，大家坐在瞭望塔铁架子下面，北方文学成了议论的中心话题。全勇先（电视剧《悬崖》获白玉兰最佳编剧奖）对我说，吴老师，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迟慧（获全国少儿文学奖）送我两句李商隐的诗句，“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李琦用手指了指瞭望塔顶，一语双关的对我说，“遥知兄弟登高处，宝三，你攀登上去就看到前景了”！……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同事、新朋老友抑或忘年交对我说的那些话，听似平常却弥足珍贵。几年来，杂志社每月不能按时发放人员工资，不能按时给作家和作者发放稿费，王立纯（入围茅盾文学奖）在北方文学刊发的中篇小说《阁楼上的麻雀》，小说选刊转载了，而我们杂志社两年未付给其稿费，立纯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深表同情和理解。诸君未曾给我出过难题，却给我许多安慰，这种宽容让我心存感激。
期间，省里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接到通知，司机送我去和平邨会堂。和平邨位于市中心的中山路，一家知名宾馆，车到了大门口，被警察拦住了，不准开到会场门口，只能和出租车一样到此下车。我欲和警察理论，司机小声对我说，你看看进去开会的车辆，哪有这样的破车，咱这台老桑塔纳明年就报废了。开完会我在门口接你。我说你别来了，我搭车回去。还能说什么呢？贫穷使然！
一日，诗歌编辑刘云开来到主编室，手里拿着一页纸站在我面前。我以为是稿件，接过来一看，是一份辞职申请书，令我大吃一惊。刘云开思想单纯，心地善良，是著名作家刘亚舟的女儿。她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就跻身于全国著名校园诗人的行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分配到北方文学当编辑。不幸的是，就在她参加高考那年，母亲去世，父亲肾移植后病逝。我接过这个辞呈，手不由自主地颤抖，只问了她一句话：“你辞职后干什么去？会经商还是能下海！你父亲是我的朋友，我替他为你做主了，不同意！”说罢将辞呈撕掉还给了她。
向来优柔寡断的我，处理此事倒还果断，连我自己也有几分吃惊。过了几年，云开和她的哥哥刘野石，一再向我表示歉意，当初不应给我添麻烦。后来得知，这个颇有才华命运不济的优秀编辑，因病英年早逝，作家和业余作者真诚悼念她，怀念她的诗文多多。
往事今说，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愧疚又甚感欣慰。
可喜的是，在各方不断努力和上级领导的关注下，逐步走出困境，省财政每年给杂志社一笔补贴，如今已成为省委《奋斗》杂志社主管主办的文学期刊。现任主编鲁微（我当《中国林业文学》主编时，他是最年轻的编辑），对办好这本期刊信心满满，新年献词写得别开生面。
想当年，这个俄罗斯驻哈尔滨领事馆每周举办舞会。长相忆，我虽然未能身临其境，但院墙不影响我对那个年代《小路》《喀秋莎》等优美旋律的神往。我有幸与这个大院同框，且有过几次交集，从敬畏文学的业余作者，到为臣不易的所谓官员，再到期刊主编，可不可以说，这当是我与耀景街16号的苦乐年华圆舞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