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金石志》载，鄂州小北门外长江之滨，原有石林，并有怡亭、殊亭，旧有三国周瑜，晋陶侃，唐李阳冰、元结、马珦、朱荛，宋苏轼、沈逵、张沈、徐向、杜彦真、李楷刻石题铭。现存唐李阳冰《怡亭铭》摩崖刻石、清巴慰祖隶书题铭及宋淳熙年间刻石题铭。
《怡亭铭》摩崖原石旧名“观音崖”，巨崖如猴，人称“猴子石”，现位于鄂州市江滩公园内。由亭名、序、铭辞三部分组成，从右至左直书。其中亭名篆书2字，序篆书6行20字，铭隶书5行40字，款3行18字(隶书)，小字隶书4字。
《怡亭铭》摩崖刻石周边现存题铭四块，其中宋淳熙年间题铭一块，清代题铭三块。以下主要论及内容为清代部分题铭。通过题铭的文字内容，可以窥见巴慰祖的生活经历、审美趣味、交游及《怡亭铭》摩崖石刻在当时的影响和清代中期金石研究风气之一斑。
第一段题铭13行，行5字，全文62字。文曰：歙巴慰祖着舟于此，遍览旧迹，得元次山题名于郎亭山下小岛中，水落始见。留连廿有七日，手搨诸摩厓而去。同游苏门陶石卿。时则乾隆五十一年之孟春也。
第二段题铭字体较小，7行，行9字，全文58字。文曰：怡亭字，江太守以为少温他刻所不逮，观者称不谬。太守以慰祖还新安，道由是出，命搨持赠，兼呈階平师相。时乾隆丙午二月朔四日识于怡亭石侧。
第三段题铭最小，位于《怡亭铭》左下方，小字隶书3行27字，亦可视为上段题铭的款字。文曰：太守名恂，字于九，号蔗畦，扬州人，著《金石今有録》，多欧、赵、洪、顾所未见。
三块题铭均为隶书，字体大小不一，其中字体第一块最大，第二块居中，第三块最小。根据第一块题铭巴慰祖的自称及其他两块题铭行文语气判断，三块题铭文字及书法均出自巴慰祖之手。
题铭时间为乾隆五十一年，亦即乾隆丙午年（1786年），涉及人物依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列举如下：巴慰祖、陶石卿、江恂、梁国治、欧阳修、赵明诚、洪适、顾蔼吉等八人。其中陶石卿应为与巴慰祖同游者，该人无考；欧、赵、洪当指并称为宋代金石三大家的欧阳修、赵明诚与洪适（欧阳修著《集古录》、赵明诚著《金石录》、洪适著《隶释》《隶韵》）；顾当指顾蔼吉（字南原，号天山。康熙岁贡生，官仪征教谕，著《隶辨》）。江恂的《金石今有録》恐未传世，不得而见矣。
巴慰祖（1744—1793年）字予藉，一字子安，号隽堂，晋堂，又号莲舫，徽州歙县渔梁人，清代篆刻家。《歙县志》云：少好刻印，务穷其学，旁及钟鼎款识秦汉石刻，遂工隶书，劲险飞动，有建宁延熹遗意，又益蒐古书画器用及琢研造墨，究极精美，罗列左右，入室粲然。善交游，自通人名德、胜流畸士，下至工师乐伎，偏材曲艺之美，莫不一见洒然如旧相识。晚年中落，为人作书自给。卖其碑刻尚三千金，然其爱之弥甚，节啬衣食复买之。乾隆五十八年夏，逰江都卒。著《四香堂摹印》《隽堂诗集》。亦工画，有逸致。子树榖，字孟嘉，能世其学，兼通音律，著《小尔雅疏证》《蟫藻阁金石文字记》《学琴说》《上字当宫管说》《具四声律管说》《无倍半律说》。
渔梁街是明清徽商水路经营的重要码头。不少的渔梁人往来渔梁与扬州之间。与巴慰祖有交游唱和的清人吴熊有诗云：“夜雨添新水，扁舟快意行。高堂怜远志，游子富豪情。鸷鸟乘时发，名驹择地行。缠腰有十万，原胜作书生”，认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要比读书人强。安徽省博物馆《巴慰祖家书》云：
欣喜汉店大小清泰。湖南、北雨泽虽未普遍，而沾足居多，惟安陆上游一带被水成灾，近将治平，民田庐舍受伤不少。汉口湖河水亦充溢，较迩年以来稍大，然不甚出鱼，湖利有限，而民亦不为害也。刻下米粮平减，南二冲到汉一两五钱、早量一两四钱、菜茶油四两五钱。现在南米仍未有到者，本地碾货仍坐定二两，钱价一两零九分。盐市一切以及杂务均另精具详。
许承尧跋曰“巴子安先生父治盐，设肆汉口”。可见，在巴氏家族中，巴慰祖总理汉口盐业。
关于江恂，《歙县志》记载：江恂字于九，江村人，江都籍，由拔贡宰清泉县，区画疆隅，建造衙署，分拨赋税，井然有条，建白沙、东州两书院，文风以振，迁亳州。乾隆三十九年，岁潦淮决，亳城实心振卹，全活靡算。更筑堤护城，以防水患，人称为江公堤，恩旨有勤民能事之奖。历署安徽兵备道补，徽州府知府。居官廉洁，发奸摘伏无遁情。虽任故乡，毫无瞻狥。著有《通书志疑》《蔗畦集诗稿》《楮叶集》《清泉县志》。
江恂为徽商子弟，其家族晚明时已至扬州经商，以殷实之家称于徽、扬一带。江恂与当时移居扬州、喜好诗文的盐商周来谦、沈泰交往密切。能书法，尤善隶书，并能篆刻。
新安即古“徽州”，简称“徽”，辖一府及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在往来新安和汉口的路途中，无论水路或是陆路，武昌（今鄂州，下同）是必经之地，故称为“道由是出”。
江恂虽然在题铭中被巴慰祖称之为扬州人，实则祖籍为歙县江村，与巴慰祖的家乡渔梁街相去不远。同为歙县老乡，又都有家族经商扬州的背景，更重要的是，都嗜好金石书画，两人的交往便是理所当然了。虽然如此，如果没有巴慰祖因为经商往来歙县与汉口之间的经历，“道由是出”，毕竟成就不了“命搨持赠”这桩雅事。题铭中所出现的“太守以慰祖还新安，道由是出，命搨持赠”，与两人爱好和经历息息相关，是他们密切交往的最好见证。
“階平师相”系指梁国治。
梁国治，字階平，浙江会稽人。乾隆十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迁国子监司业。充广东乡试正考官。复命，奏对称旨，命以道员发广东待缺……三十八年，召还京师，命在军机处行走，并直南书房。三十九年，授户部右侍郎。四十二年，迁尚书。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四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五十年，晋授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五十一年，卒，加太子太保，谥文定。
其擅长书法，与钱塘梁同书、亳州梁巘并称“书坛三梁”。洪亮吉评价说，“楷法则不昔人所云堆墨书也”。
《橙阳散志》卷二《选举志》记载：江恂，字于九，号蔗畦，世栋子。仪征学禀生，乾隆癸酉拔贡。
据《清史稿》：世祖定鼎燕京，修名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政、学录典籍、典簿等官……又言学以国子名……（乾隆）七年，帝以拔贡六年一举，人多缺少，妨举人铨选之路。且生员优者，应科举时，自可脱颖而出，不专藉选拔为进身。改十二年一举。遂为永制。
乾隆七年为辛酉年，即逢酉岁，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为拔贡生，简称拔贡。
乾隆十三年(1748年）梁国治考中状元，十九年（1754年）迁国子监司业。同年，江恂被选为拔贡生。于江恂而言，称国子监司业梁国治为“师”，可谓宜矣。乾隆五十年（1785年），梁国治授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称之为“相”，亦可谓宜矣。而巴慰祖随之。因此，在题铭出现的“兼呈階平师相”中“师相”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明末清初，金石篆刻之学复兴。至雍正乾隆年间，文人士大夫从事金石考据之学和访碑活动蔚然成风。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梁国治、江恂、巴慰祖自然有所染，甚至我们还可以从巴慰祖的题铭中获知江恂著有《金石今有録》，蒐奇访异。而久在武昌的唐代名刻《怡亭铭》早就为江恂、巴慰祖慕名而熟知了，故巴慰祖在题铭中谈及江恂对《怡亭铭》的评价：“怡亭字，江太守以为少温他刻所不逮，观者称不谬”，认为《怡亭铭》是李阳冰其他石刻比不上的，并且这个观点得到了观赏者的认可，肯定了《怡亭铭》的艺术价值。
李阳冰一生所作甚多，墨迹已经荡然无存，所书碑版，据史籍著录，凡六十五通，宋时存世尚多，元、明后大都亡佚，虽经重刻，亦多见失真，且多有伪托。目前止《怡亭铭摩崖刻石》《唐般若台铭》及1921年河南出土的《崔祐甫墓志篆盖》为其可信的真迹原刻。
怡亭铭摩崖刻石中李阳冰的篆书为其精品之作，自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祝穆《方舆胜览》到清初叶奕苞《金石录补》均有著录。宋人蒋之奇云，“怡亭铭，刻于江边巨石之上，乃李阳冰篆，李莒八分书，裴虬为之铭，世谓三绝”，黄庭坚《武昌松风阁诗》云，“钓台惊涛可昼眠，怡亭看篆蛟龙缠”，晚清书画篆刻大家吴昌硕先生也曾取法《怡亭铭》，他在作品中跋云：“自视圆匀似猎碣，而偏斜取势则又似《怡亭铭》。”
物之所在，亦有遇与不遇。《怡亭铭》摩崖石刻原在水下，拓本不容易得到，正如马一浮先生所云；“少温书……予藏拓本已失，闻石在江中，非水落不出，故拓之不易，今武昌沦陷，更无从问津矣。序仅二十二字，字势极飞动”。加之鄂州地名更替频繁，老武昌、老鄂城、今武昌、今鄂州的城名一直纠缠不清，使得后世研究者茫然失其所踪。公元221年，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为武昌郡；隋代撤郡设县，为武昌县，属鄂州江夏郡；唐代亦为武昌县，属江南西道鄂州；元初为寿昌军，旋升府，后废府以县入湖广道武昌路；明清均为武昌县，属湖广武昌府。1913年，民国政府废武昌府，改江夏县为武昌县，而老武昌县改为“寿昌县，”次年因“寿昌”与江苏一县同名，于是改为“鄂城县”。但在当时民间，仍然存在“上武昌，下武昌”的说法。1983年鄂城县改名为鄂州市。在外界看来，这个著名的摩崖石刻踪迹变得扑朔迷离，甚至一直以为该石在武汉三镇的“武昌。”
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巴慰祖在乾隆五十一年孟春长江枯水季节拓制拓片的时候，并没有料到梁国治和江恂分别在该年十二月和六月后离世，没有机会欣赏到《怡亭铭》中李阳冰飞动的篆书了，而巴慰祖也于七年后在江都去世。
（标题题写：《巴慰祖与怡亭铭》《父亲》为杨勇所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