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比我大24岁，最小的三姐也比我大6岁。由于在家里我最小，按农村习俗一般都是老幺受宠，因此除了幼年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智残的哥哥以外，姐姐们都宠着我。也许是我天生皮肤黝黑从小晒太阳多，父亲对我的宠爱除了让我多读书，就是尽量不让我去外面晒太阳。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有意向我灌输家风，在父母眼里做家务活也是一种锻炼。于是，每当父母把食材什么的都准备好，带着哥哥姐姐们出门在外顶着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干农活时，我就在家学扫地、学做饭。因此一放暑假，农村孩子正好遇上“复晚”（收割早稻，插上晚稻）最难熬的一周，我都是在家里扫地做饭度过的。
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担任过原鄂城县临江公社钮墩大队副书记、大队长（当年，我们这里属鄂城县管，乡镇称为公社，村委会称为大队）。我清楚地记得，我每次跟在父亲屁股后面当“尾巴”时，总有人对他喊“汪书记”。一天傍晚，有位叔叔当着我的面，请我父亲和我晚上一起去他家喝汤，被我父亲拒绝。
晚年得子，我自然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家吃晚餐时，父亲说大队农科所负责人说了几次，让他一定要在第二天上午带上我一起去农科所吃西瓜，并在那里吃午饭尝尝他的厨艺。父亲刚说完，我就拉着他粗糙的手求他一定要带我去，父亲拗不过终于答应了。当天上午，我高高兴兴地跟着父亲去农科所，除了品尝香甜可口的西瓜，还要品味我最喜欢吃的鱼，我自然是开心得手舞足蹈。辞行时，农科所负责人执意要摘几个西瓜并将一些活蹦乱跳的小鱼让我们带回家，但父亲却说：“农科所是个集体单位，你们种瓜辛苦不容易，我是老党员不能搞特殊。这些小鱼的确是美食，我和小儿子都喜欢吃，既然是野生的，我可以抽时间带他到河里港里去捞。”几天后，在我不上学时，父亲真的带我去距离我家不远的小港里“捞鱼摸虾”。
父亲是主劳动力，干活自然娴熟老练。到了目的地，父亲撸起袖子，先用挖泥工具拦断一段距离，然后开始舀水，我也学着他的样子不停地舀水，累了就歇一会。几个小时后，我们硬是浇干了被拦截小港那段距离的水，收获了一竹篓20余斤小野鱼。返回的路上，父亲对我说：“我们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看你那么喜欢吃鱼，这下可以过足瘾了。我观察过，这小河小港里面的水都是流动的，只要一下雨就有鱼。这些鱼吃完了，如果还想吃，我们再来捞”。回到家里，父亲让我给住在同村的一个伯父、三个叔叔和两个姑姑每家都送点鱼去，其余的留给自家吃。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第一次有了“勤劳可以改变生活质量”、“好东西要与人分享”的概念。
印象中，父亲没什么特别爱好，偶尔喝点酒，定期不定期去卖酒的商店或者酿酒的作坊买酒，有好几次，只听母亲惊讶地问他：“你的新酒壶怎么又被别人调包了呀？”每次，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道：“因为这件事，后来有人特地向我讲过，别人说要赶时间不小心拿错了，错了就错了呗，我是党员，怎么好意思找别人要回来？”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但非常善良也非常通情达理，听了父亲的话，只好作罢。
据我大姐介绍，由于年龄关系，我父亲从大队副书记、大队长岗位退下来后，他操起了干农活这个老本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看到我父亲种的棉花长势喜人，同村村民不免要向他请教种植技术，父亲总会不厌其烦跟他们交流，倾其所学毫不保留。因为庄稼种得好，1982年，父亲出席了当时的鄂城县“先进队”、“模范户”、“五好社员”表彰大会。这正应证了父亲的座右铭“人生不是享受而是奋斗”。
天有不测风云，1985年，积劳成疾的父亲与世长辞。当时我才9岁，我幼年丧父万分悲痛。临江公社和钮墩大队为他开了追悼会，悼词有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汪家奎同志的一生是辛勤、奋斗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他勤俭持家、奋发向上，吃苦耐劳、积极乐观，公道正派、实事求是，乐于奉献、真诚待人的高贵品质……”
父亲的为人有口皆碑，但有一个“例外”：我大姨家的大表哥亲口告诉我，上世纪70年代初我父亲手里有招工权，有一次得知我父亲到旭光开会，他满怀希望赶过去求我父亲照顾他去当工人，但被我父亲以“不能搞特殊”为由拒绝。对此，这位大表哥至今仍有微词。
父亲去世后，渐渐懂事的我主动挑起了家庭重担，并继承了良好家风。特别是通过父亲的教诲和熏陶、劳动的锻炼、艰苦的环境以及岁月的磨练，将我日益打造成一个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拼搏进取的品格，为人公道正派，办事认真负责的人。
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在好家风的引领下，通过不懈努力，2002年，我从全市548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国家公务员。时至今日，我又多了几个社会身份：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法治€飞缁嵊敕ā诽卦技钦摺⒍踔萑毡ㄌ卦技钦摺⒍踔菔凶骷倚峄嵩薄６夷苡薪裉欤靡嬗诟盖琢舾业木癫聘唬拖褚豢猛α⒌那嗨梢谎亟绦だ翼祈虑靶校欢辖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