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珍
父亲永远地走了，全然不顾所有至亲至爱的哀伤！没能等到我这个最不让他省心，却让他最牵挂的小儿子，最后看上他一眼。从此，我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
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他十几岁时，我爷爷就卧病在床，然后几年如一日一直病恹恹的直到撒手人寰，撇下父亲兄妹四人。父亲作为老大顺理成章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家庭重担，此时的中华大地，处处充满艰辛。为了养活家人，父亲想尽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吃尽了他那个年龄本不应该吃的苦头。当时的农村，干活以记工分的方式结算，一个成年壮劳力出一天工记十个工分，半大小伙及妇女出工一天只能记八个公分，到年底时村集体根据各家工分总数分配物资领取口粮。父亲虽然不是成年壮劳力，但是干活却十分卖力，所以村里会计总是给他记十分，全村人也都没有意见。尽管如此，家中还是因为劳动力太少，每年到年底分配物资结帐时，我家总是超支。到1969年我爷爷去世时，我家已经背上了一千多元的巨额债务，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足以使人绝望的数字。
后来父亲成家有了我们姐弟四人，吃的苦就更多了。每天天未亮，父亲就起床，首先是摸黑给家中水缸挑满水，把猪圈里的猪喂上料，再挑一担大粪去自家菜地里，此时东方才露出鱼肚白，父亲也正式开始了他一天的劳作。
父亲曾经很是难为情的给我讲过，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做“贼”的经历：公社时期的一切物资均属于集体，相信无数善良的中国式农民为了活下去，都有过“偷”的经历，父亲也不例外。那时的冬天格外寒冷，夜晚尤其严寒刺骨，但却是下河的最好时机，父亲半夜起来冒着被抓住后游街示众的危险，下河破冰挖藕，必须赶在天未亮时把挖出的藕送到邻村亲戚家藏起来，然后回家叫我母亲装着走亲戚的样子，把藕偷偷拿到集市上换盐巴，因为亲戚是担了风险的，所以换的盐巴一家一半。
在最艰难时，家中常年不见一粒米。为了让一家人能活下去，父亲挑着担子徒步八十里路，去邻县买苕渣（红薯晒干后磨来喂猪），作为全家赖以存活的口粮。
生产队在干农活时，为了补充体力，有时会发一两个用米糠混合河泥做的粑粑(我问父亲为什么要混合河泥呢，父亲说人多粮少不够分配），而父亲却是舍不得吃，常常空着肚子干活，因为家中还有几张嘴等着……
其实父亲是有机会走出农村的。一次是被招兵的干部看上，要带父亲走，去办手续时大队干部告诉父亲，你走了你家中就没有壮劳力了，意味着到年底一家人没有口粮，父亲只得放弃；另一次是招工，听说父亲欢天喜地去上了几个月的班，还是因为家中没有壮劳力，大队要求我父亲回家，公社也开出条件：回来当民兵连长，可以兼顾家里农活，父亲被迫回家，同时让他最小的弟弟去顶了他的班。从此父亲再心无旁骛，安安心心回家与他熟悉的庄稼打了一辈子交道，成为他兄妹四个唯一留在农村的人。
父亲正直，一辈子与人为善，甘于吃苦不怕吃亏，凡事总先想着别人，一辈子被乡邻尊敬，谁家有什么急事难事只要找他，总是有求必应。当生产队长时，干活是第一个上；任村办企业厂长时，把一个小企业搞得红红火火；去村支部工作，赢得全村几千人的尊敬。他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且永不疲倦，你永远看不到他皱眉头。在艰苦的岁月里，我时常听到他时不时来几段京剧，即便肺癌晚期卧病在床，父亲每天依然坚持洗脸刷牙。
父亲一生坚强，患病后，我每次打电话回家，他总是用很轻松的口吻安慰我，说自己很好，叫我别担心，至晚期，因为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疼痛使他大汗淋漓，但直至临终都没听他喊一声疼。那个春节，我急匆匆从部队赶回时，父亲已经骨瘦如柴。仅仅两个月，父亲的体重居然减了四十多斤，疼痛让他生不如死，却始终一声不吭，每天汗水都把被子打湿透了，然而他见到我的第一眼居然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妈妈告诉我，说父亲已几天没有进食了。为了消除我的担心，父亲竟当着我的面大把吃着那些毫无用处的药，竭力张开嘴吞咽稀粥，边吃边吐却故作轻松，甚至时不时抬头安慰我一句：你别担心，看看我这不好好的吗！我明明心如刀绞却不得不强颜欢笑，仿佛看见一只铁笼把父亲牢牢困住，笼子里一群凶残的饿狼在疯狂撕咬着父亲。父亲已经体无完肤，笼子外我肝肠寸断撕心裂肺，眼睁睁看着父亲孤身奋战而我却束手无策！安慰的话语连自己都觉得十分苍白，眼泪夺眶而出却哽咽于喉！
短暂的假期弹指即过，得知我即将归队，父亲黯然神伤，苍白消瘦的脸颊上是无尽的依依难舍。我们彼此心中都明白，此一别必将天人永隔却又无可奈何。叮咛的话却是：你是国家的人，要好好安心工作！
回到部队的第九天，父亲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
人间的苦难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父亲！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我的父亲！这辈子做你的儿子还没有做够，下辈子你还做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