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祥麟
张裕钊，字廉卿，号濂亭（１８２３ —１８９４），湖北武昌县符石乡（今鄂州市梁子湖区）龙塘村人。晚清著名书法家、文史学家、教育家。有《濂亭文集》《濂亭遗诗》等著作传世。《清史稿》有其传略。张裕钊乃桐城学派后期之大师。其学问渊深，书法独特，除以古文辞雄于文坛外，亦善诗歌。惜后人所编清诗选集中，未录张裕钊的诗作，其间得失，值得作深入的研究。本文仅从审美的角度就《濂亭遗诗》艺术风格作粗略的讨论，以纪念乡贤张裕钊先生诞辰２００周年。
一、沉健悲慨
《论语·泰伯》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毅忠壮，忘身忧国，是知识分子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核。张裕钊身处清末，朝政腐败，国势阽危，他忧国忧民，志不得伸，心境沉重，每多沉郁愤慨悲歌。如悲叹帝王之昏庸，屈辱求和，签订辱国条约，“吁嗟帝有醉，胡为构此祸”（《无题》）。指责小人得志，舞弄权柄，“奸雄恶少皆封侯，乡里小儿鼯鼠裘”（《遣兴》）。有诗悲已，“中遭丧乱风尘昏，十载流离窜山谷”（《对酒》）。有诗悯人：“吾生岂足惜，尚免戈殳荷，所悲悲蒸民，焉得谢坎坷”（《无题》）。其诗感事，“生事宁堪恤，时艰实可哀”（《书院庭中枇杷》）。其诗伤时，“惨淡悲笳发，萧条落叶飞”（《愁思》），皆深沉悲怆。其时外患内忧，民不聊生，对以国事为重的张裕钊，则诗情激荡于心而喷出于口。它如《赠范鹤生吏部鸣和》：“京华去楚三千里，下走别君十二年。回首风尘堪陨涕，惊看霜雪已盈颠。生涯落拓余孤棹，知旧凋零半九泉。万事欲从何处说，且凭烂醉望江天。”风华已逝，旧友凋零，人生万事不如意，烂醉亦不能释其悲怨。其诗风沉着，感慨殊深。又如《登高有感》云：“兴亡历历阅千年，眼底青青六代山。南北推移随世重，安危盘错惜才难。钟幽寂寞栖何点，江左崎岖要谢安。一片斜阳下平楚，海云无际暮江寒。”登高纵目，感王朝更迭，而江山依旧。国家平和兴盛，必依赖济世雄才。联系清廷不重用人才，世道日衰，如日薄西山，令人寒栗。其忧心国运而又无力回天的沉郁心情，大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感触，其格调悲怆何极。
然而，在深沉的悲叹之中，时而又吐露雄健的意气。如谓“昭代盛文藻，桐城今所推”（《赠朱生铭盘》）。对桐城派文风盛于清代颇有自豪感。又如《雪》：“倚楹浑忘冷浸肤，一片莹净看不足……漱涤沆瀣凌太清，一洗肠胃荡肝肺。＂希望晶莹洁白的大雪能把污浊的世道连同诗人自己沉郁的怨气一同洗涤干净，颇具气魄。它如“人生一瞬间，所争乃千古”（《无题》）；“旷代名山合专席，遗尘可许步扬班”（《读史记》），表现了不畏艰难挫折，积极争取立言建业的强健精神。又如“长风吹大野，寒日下高邱”（《秋日登城南楼》）；“芒砀风云思猛士，枌榆父老识龙颜。千年魂魄犹思沛，一代规模想入关”（《歌风台》）等诗，意带凄凉，味却雄健。对于沆瀣的官场他不愿涉足，“已无将相王侯念，更问千秋万岁名”（《饮酒》）。但对于友人能为国出力，他仍寄予厚望。如《送何小宋方伯之任山西》：“云中太原天下脊，左控神京右朔方。帝谴重臣居肘腋，天教全局巩金汤。九边羊马来榆塞，三辅刍粮倚晋阳。从此蕃戍看詟栗，朝廷西顾喜于襄。”其诗虽无“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豪壮，但也劲健有力。裕创诗有登高而歌者，亦有感事而作者，多具有沉郁悲慨的特色。对于古代人士来说，人生的价值要在定国安邦，经世济民的伟业中实现。然而在欲为而不可为的现实困境中，诗人往往不能自拔。于是用诗歌的形式传达内心沉痛的悲情。至若学问家欲成其大业，必有一股健劲的精神。虽然张裕钊有“回首廿年成一梦”（《李申甫伯方见赠原韵》）等更多的哀叹，但在这低昂进退的矛盾心理中，还是流露出行健向上的风致。沉郁厚重的悲歌自屈原之《九章》已发其端。“涕泪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悲回风》）至杜甫之“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乾坤念疮痍，忧虑何时毕”（《北征》）；“忧端齐终南，不可掇”（《咏怀五百字》），已将此风格艺术推向又一高峰。张裕钊诗“深宵愁剧不成眠”（《春感》）；“离忧一万斛，应与太行齐”（《天末》）；“忧端塞天地”（《无题》）；更说“老去萍踪任飘转，杜陵狂客我宜双”（《晚登闻喜亭》）。由此可见，张裕钊祖武杜陵的心迹。真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郭沫若《成都杜甫草堂联》）。
二、高古直率
在《濂亭遗诗》的二百七十五首诗中，有古体五言六十八首，古体七言二十四首，合计占全诗的四分之一强。这些诗作，体现出了“高而不卑，古而不俗”的艺术风格。其具浪漫精神而又发端于现实生活。如《杂诗·五》云：“邹衍谈癫海，迂怪者所哈。安知千岁后，有士西极来。嗟乃实有之，尚未究其涯。”汉时邹衍谈贏洲海外之事，人不能信，且嗤笑之。直至千年后，果有人从遥远的西方东来。张裕钊进而展开想象的翅膀，而谓“缥纱天地外，亿万金银台。六龙所经过，一一豁达开。生世苦迫隘，闻此吁怪哉！愿得乘飚轮，高步蹑天街。排云谒紫皇，群帝参追陪。非但地球的西极有人来，他遥想天外还有金银台，且要乘飞轮遨游太空，去见玉皇。岂知百年后，他的臆想也要成为现实，人类正在探测外星人。按“哈”音ｈａｉ。屈原《九章·惜诵》：“行不群以颠越兮，又众兆之所哈”。楚人谓调笑、嗤笑日哈。《离骚》“吾令风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吾令帝阁开关兮，倚间阖而望予”。屈原想象要凤凰展翅带他乘云霓而升空，守门的卫士干望着他。然而其速度恐怕还没有裕钊乘风轮来的快。此间浪漫高古，一脉相承。
又如《放歌行》裕钊登南山见荆棘遍野、国势衰落而感慨上古太平之世，圣贤已归尘土。“前有万万古，后有千亿年。我生胡独于此间？苍天高高上无极，使我心悲抑塞佗僚不能言。”按佗條音 ｃｈａｃｈｉ（诧翅）。《离骚》：“炖郁悒余佗僚兮，吾独穷困于此时也”。王逸：“楚人谓失志怅然住立为佗僚也”。持高尚的志向于千古，当然不苟同于世俗。他“高捧《离骚》百回读”（《夜半》）。面对国运的式微，屈原忧郁不安，裕钊心亦如之。
“古而不俗”，即雅。变俗为雅，屈原创之于前，李白承之于后。如《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伤心碧＂即很碧，非常碧。取俗语人诗词，已登大雅。感俗事而成诗， 亦见其雅。如李白之《月下独酌》：以月我影三者之离合，“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表现我的孤苦之情。张裕钊之《杂诗六》通过“庭前邀明月，对此一樽酒”而感发年光易逝，进而叹月“照尽百兴亡，颇复恻心否？月既不我酬，我亦酩酊久”。明月毕竟是无情物，作者感触人世兴亡，如幻梦一般。由己及物．表现的题材意义更加广阔。然而其风格之高古显系得白诗之风韵。裕钊博闻强记，常以文为诗，这与桐城派宗法宋诗受其影响有关。人论宋诗，“味同嚼蜡”，最早有此观点的是宋人严羽。他在《浪沧诗话》中批评本朝诗人＂以 文学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其实是否泉诗，不在于“以”什么“为诗”，关键在于作者的五言十言等句中，其所发的议论是经过诗人的激情燃烧过的，其所表达的思想感慨会使读者发生共鸣。如（必记》，本不是诗，鲁迅称之为无的之《离骚》。原因在于史记的字里行间充满司马迁火一般的激情。裕创诗如：“竞触鲸牙将虎须，咄哉此举谓良图。积薪不解先移突，发弩能禁后脱弧？岂有疗饥餐毒药，可份从暮问迷途。噬脐它日宁堪说，十万横磨一挑输（《罪言》）。此诗一连化用曲突徙薪、问道于育、唆脉莫及等数个成语，批评请政府只顾眼前利益，不从相本图治，屈膝求和， 葬送抗法战争成果， 将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这些语典不但有形象感，而且还让人产生联想想象。其义一经化用，形象深刻，作者强列激愤之情含蓄于诗中，感人肺腑。
诗贵含蓄，而忌直白。刘總早就提出“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美学观。其隐就是含蓄。然而直白也有好诗。如“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它充满了对农民辛勤耕作的同情，是好诗。又如宋人张末诗：“为盗操戈足衣食，力田竟岁犹无获。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和晁应之悯农》）。正是六贼横行，民不畏死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上二首诗虽然直白，但它反映了典型的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情绪。《濂亭遗诗》中也有一些诗是直白的，表现了作者直率的慷慨陈辞的风格。如“万事总为浮伪败，一言无过得人强”（《孤愤》）。又如“贪污成俗国维破，砥柱无人士气孤”（《冬暝》）。“敢云藿食忧天下，可禁横流遍九州”（《悲秋）等等，等等。它反映了裕钊优国忧民的真实感情。米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衰世，民族矛盾尖锐。特别在南宋涌现一大批爱国诗人，他们的诗有血有肉，可歌可泣，因此形成了一个爱国的总的基调。如文天样之《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金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诗语明白如绘，忠坚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张裕钊身处晚清，国势隐忧，风雨飘摇。所以他的这些直白的诗针砭时弊，匡时裨政，为民代言，是发自心灵的呼号呐喊，是好诗。象“贪污成俗国维破”，“万事总为浮伪败”等等，应看成是警句，醒世格言，他继承了宋代爱国诗人的优良传统。我们不能轻易鄙视宋诗。刘想云：“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其警言秀句是从千思万虑中产生出来的。当然， 诗贵形象思维。大凡空喊口号，敷衍成篇，浅薄庸俗者，虽然分行，但不是诗。
三、清淡孤苦
濂亭遗诗有很大一部分表现出清淡孤苦的艺术特色。这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张裕钊虽然饱经忧患，但在师生论文，课读之余，归家团聚的时候，仍有短暂的轻快。如《即景》云：“即景少尘事，幽居日课添。惜花除毒蠹，芟竹纳凉蟾。雨过春治圃，香添昼卷帘。戒门谢车马，更欲数书签”。描写其课余的闲淡。又如《樊港道中》：“泽国霜清农事稀，菰芦深处水禽飞。几家田舍溪头住，寒柳毵毵静掩扉。”远道归鄂于长港道中所见景色，淡远清寒。它如《晚兴》：“夕照微明薄暮天，榜歌迢递起渔船。溪头宿鹭忽惊起，飞破平湖十里烟”。裕钊于丙子年冬返故里，撰《张氏重修族谱序》，此诗是丙子年后作（见《濂亭遗诗·卷一》春日上谢公墩诗，下注“以下丙子”），故是描写其家龙塘村后樊湖夕照的美好景色，表现出冲淡太和，轻松欢愉的心境。裕钊生在农村，熟悉田园，关心农事，如谓“遥怜此日家园里，翠稻烟稠紫笋肥”（《归思》），可见一斑。其清淡的诗作与其时境况相关，然其立意却受先贤的熏陶。请看“渊明五言贫更淡，放翁七绝老逾清。闲来试取一编读，何异鱼山听梵音”《偶歌》）。陶、陆之诗在裕钊看来有如鱼山梵音那么淡远清纯，可见他的钟爱。既然研读有素，则诗作的艺术风格不能不受其影响。
其诗更多的是愁肠百结，清凄孤苦。如《晚步》写白鹭的孤飞以自喻，“天光荡空明，一水飞白鹭……苍茫触远心，孤驰不知处”。写夜间的孤苦，不能入睡：“风吹庭树飒萧萧，深夜谁同伴寂寥？一点青灯闲凭几，静听残雨滴芭蕉”（《夜》）。写《月夜江行》之清苦，“鱼龙回梦寐，风露飒凄清。”写独自忧伤朝政腐败之苦：“孤愤欲回天左旋”（《书感》）等等皆是。刘禹锡有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秋鹤排云凌空，畅快淋漓。再看张裕钊之《野望》，“落木千山夕照边，高秋广野正萧然。苍鹰可是无拘束，快意孤飞上九天。”写秋鹰高飞，但其背景是无边落木，满目萧然，日薄西山之时，鹰飞似无拘束，然而却是“孤飞”，则其“快意”恐是不得已勉而为之的表现，与刘诗形成强烈反差。
自古诗人，大凡身处衰世或逆境，其中所体现的凄凉孤苦，往往是其共咏的主题。屈原因被谗放逐，而有“哀吾生之无乐焉，幽独处乎山中”（《涉江》）之叹。钟嵘论诗，首推曹植，有“情兼雅怨”之评。曹植诗：“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诉”（《浮萍篇》）；“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杂诗》）。因其被排斥而感到旷世孤独，诗句表明孤苦无依的哀痛。杜甫在战乱中飘零，“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对雪》）。“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孤忧体现尤深。濂亭之诗，亦踵步先贤，以其心灵的歌声而感动读者。
四、援典奥峭
援典人诗，盛于南朝。诗歌重视用形象思维的手法以道性情，不同于政论文援古论今以加强说服力。诗歌用典过多，反觉板滞沉重。钟嵘曾批评颜延之：“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用事即用典。然而诗中用典可以丰富内涵而触发联想，增强艺术效果。用典系写作技巧之一，不能一概偏废。裕钊博洽经史，对史实典故如数家珍，遇事感触，常增联想，故作诗多引文用典，乃形成古奥的风格。用典在其遗诗中占有相当比例，诸如《拟古》《读鬼谷子》《读史》《赠朱生铭盘》《子房》《幼安》《端居》等等，皆用典故而诗风奥峭。其用典过多不免有累滞之嫌。用典包括明典和暗典二种，裕钊诗多用明典，其中也不乏佳什。如《百年》：“百年伊洛此其戎，幸有谁今擅达聪。万事悠悠无可说，一心耿耿有谁同。乾坤不奈天胡醉，今古宁闻日再中。千载乘除尽如此，湘累枉用《悲回风》”。皇帝昏庸不纳忠贤之谏，国家不可能兴盛，必然走向灭亡。千年王朝更迭都是这样。屈原写了《悲回风》，投江自沉也是枉然。我张裕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耿耿忠心可与屈原相同。用屈原的典故以表达自己的愤懑，形象而生动，真使人心震撼。薛雪曾云：“用典全在活泼泼地，其妙俱从比兴中流出。一经刻划评驳，则闷杀才人，丧尽风雅”。强调用典必用比兴形象的手法表现出来，若生吞活剥，呆板地用典，则无诗味可言，大杀风雅。杜甫有《阁夜》诗：“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鼓角悲壮指战争，星河影动摇是否写三峡之景？其实不然。《西清诗话》说：“人徒见凌栎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动之应。’则善用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万民由于战乱不安，如星河之动摇，故引出下联“野哭千家闻战伐”之句。杜甫将典故融化于诗作之中不留痕迹，用景语以表达情语，极其悲壮深沉。故《西清诗话》要求“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著盐，饮水乃知”，方称高手。此系指用暗典而言。濂亭遗诗中，有否此类用法，限于笔者水平，尚未窥出。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钟嵘《诗品序》云：“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是以张裕钊的诗是情感萌动于心中而后迸发出来的心声。别林斯基说：“情感是诗的天性中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因素，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别林斯基论文艺》）而张裕钊的情感又通过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充分表现出来，值得认真学习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