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
诗何为？荷尔德林提出的这个问题，古今中外有过不少论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古人有言志缘情、兴观群怨、诗酒文饭等精彩说法，西方有柏拉图神灵说、瓦雷里舞蹈论、海德格尔还乡说等妙论。北岛《关键词》写道：“我的影子很危险，这受雇于太阳的艺人，带来的最后的知识，是空的”。这个否定性的说法，化解关于诗歌高不可及而又秘不可言的孤悬和预设。从本质上看，诗歌不是知识和理论的探求，而是才情和妙悟的体现。
荷尔德林的追问，发自于“贫困的时代。”那是诸神和上帝缺席、神性之光黯然熄灭的时代，是世界丧失了基础而达于深渊的时代，而诗人是最早“达于深渊”的人。疫情肆虐，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隐匿的风险随时随处袭来，“世界从深渊而来发生转向”，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深刻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呈现新走向、发生新问题，而心理健康、生活环境、压力应对、情绪调适、人际交往等面临挑战。疫情期间的隔离、封闭和暂停社会活动造成了民众心理不适，甚至出现紧张、恐惧、烦躁、绝望、厌世等表现。非常时期，缓解个体的抑郁和焦虑，做好心理调适尤为重要。
诗以情生，情以诗传。疫情时代，最早“达乎深渊”的诗歌，如何弥合个体心理的焦虑和分裂，努力呵护情感，自我调节疏导，排除困扰和负面情绪，恢复信心，保持积极心态，发现生命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既关乎诗学观念、审美方式等诗学理论，也涉及诗歌功能、社会应用等实践问题。
一、诗歌的本质关乎情感
庚子疫情，一篇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的评论刷屏，文章末尾关于阿多诺《文化批判与社会》“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的论述引发热议。“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武汉加油”，无论是诗句还是口号，也不管来自哪里，都是一种驰援和善意。但阿多诺本意是强调对德国纳粹的反思和批判，确保类似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并未质疑诗歌本体价值，后来《否定辩证法》对此进一步修正，认为“长久的痛苦当然有获得表达的权利，就如被折磨的人不得不吼叫”。保罗€凡呃甲魑笸郎毙掖嬲叽醋鞯氖瑁っ髁嗽诎滤刮林笮词恰翱赡艿摹薄？
１９４８年策兰发表《死亡赋格》，震动德语诗坛。“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我们喝呀喝”。这首诗共有３６行，分为７节，描绘了纳粹集中营里的一系列恐怖场景和分裂状态，晦涩难懂却又感情强烈。诗歌借鉴了音乐“赋格”的形式，循环往返又富于变化。黑牛奶，“金发的马格丽特”和“灰发的舒拉密兹”，核心意象独特而奇异，日耳曼、犹太人并置，德国文化、希伯来文化交汇，歌德、海涅诗句交织，呈现出复杂内涵。策兰说“我处在与我的读者相异的时空层面；他们只能远远地解读我，他们无法将我把握，他们握住的只是我们之间的栅栏。”许多论者从历史、陌生、相遇等角度论述策兰诗歌与噩梦的对抗，但似乎都未深入进去，理解非正常状态的焦虑和分裂。策兰自始至终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将集中营无法言说的惊恐经验抒写成强烈的情感，体现精神障碍者的言语破碎、思维混乱的妄想和分裂，形成诗歌“栅栏”。
“情动于衷，有感而发”，这是诗歌艺术的宗旨和根本。经历恐怖阴惨的年月，奥斯维辛之后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假装一切没有发生过，则是冷漠和野蛮的。策兰直面痛苦与黑暗，祛除西方文化的同化性，摆脱统一性，重新创造出一种独特语言，朝向诗歌的异乡，到达陌生地，抒写历史的尖叫和个体的痛苦。策兰的“经验情感化”与里尔克《马尔特手记》“诗是经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里尔克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泛滥，主张“情动于中”并不立即“行于言”，而是进行观察、回忆，但“回忆还不是诗。只有当它们失去名称而和我们化为一体，变成我们的血液、视觉、姿势的时候，才可能在一个罕有的时刻，从它们中间，升起一句诗的第一个字。”里尔克的经验诗学实质是情感的提炼和凝聚。
策兰、里尔克的经验诗学受到艾略特的启发。在《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提出了他的“非个性化”理论，深刻批评了浪漫主义诗学对个性和情感的盲目崇拜。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情感本质论的摒弃，而仅是一种“补弊”的策略，因为艾略特反对浪漫诗学的情感表达方式，批评的是情感泛滥而非情感本身，强调情感与智性的结合，主观感情客观化。
中国诗坛学界关注和熟悉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而忽略《玄学派诗人》。艾略特现代诗学是以１７世纪玄学诗为论据反对１９世纪浪漫主义，认为英国维多利亚诗歌出现了思想和感情的脱落，如同玫瑰花的香味和玫瑰花本身分离一样，浪漫诗人丁尼生和布朗宁等只能闻到花香，但是不能直接观赏玫瑰本身；而玄学诗人使之成为统一体，“有一种通过感官直接理解思想，或者说使思想重新创造为感情的本领”。玄学派诗歌思想和感受是同一的，情感融进思想，思想包容情感。艾略特明确意识到“诗最初的根本的用途是表达感情和情绪”，《荒原》“仅仅是个人的、完全无足轻重的对生活不满的发泄，它通篇只是有节奏的牢骚”。艾略特采取的审美方式是将个性情感转化为普遍性的艺术情感。
帕斯《批评的激情》指出：“从浪漫主义开始的现代抒情诗中不断出现这样一种追问的态度：什么是诗歌？灵感又是何物？”无论浪漫主义诗歌还是现代主义诗歌，不管主情诗抑或主智诗，不论古今还是中外，诗歌都关乎情感。诚如白居易所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人要用真情实感写诗，才能感动自己，才能让别人读了受到同样的感动。如果将诗歌比喻成一朵花，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感是根本，最重要。
即使一些状写景物的诗，也无不浸透着诗人的情感在里面，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苏轼一生风雨，历经坎坷，但始终泰然处之，豁达乐观。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因“乌台诗案”，苏轼从湖州知州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于逆境写下不朽篇章。苏轼 《后赤壁赋》是《前赤壁赋》的姐妹续篇，珠联璧合。二赋都以江水月夜为景，但后赋记叙孟冬江岸活动，重在记游、状景，含而不露；而前赋写初秋江上夜景，意在借景抒怀，阐发哲理。后赤壁赋有景无情，平铺直叙；前赤壁赋情景交融，感悟人生。虽然各有特点，但情感深浅各异、品质高低有别，《前赤壁赋》影响力更大。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诗人元好问看来，情感是比生死更为重要的东西。作者震撼于大雁殉情，并通过诗句将震撼传递给读者，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诗歌进一步把对大雁的感慨，推及世间万物，当然也包括人类。情至极处，“直教生死相许”，这是何等的深情！情怎么会比生死更为重要呢？因为“人生而有情”。正如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所写：“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生死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
二、危难时更需要情感抚慰
别林斯基《诗歌的分类和分科》认为“诗是最高的艺术体裁”，艾青《诗与宣传》称诗为“文学的文学”，“是文学的顶峰，是文学的最高样式。”但诗歌也是最基本的文学形式。疫情突发，诗歌回归日常和原始。诗人从先知、雅士、学者还原为白领、打工人、被困者。写诗不是为了名利，而是直面现实，源自灵魂不安和内心冲动。青年诗人江非《聆听回声》坦言：“我只是在那种夜晚的回声里，渴望听见一种能纯洁地参与集体记忆创造的纯粹的人。我渴望这种人能被一个反思性的回声伴随终生，并置身于等同身受的历史性他者之中。”
危难时刻更需要情感抚慰。诗歌从来不在他处，而根植于我们生活最基本的日常，在我们每天的一饭一蔬当中，在我们走过的一路一桥之上。诗人不是为了外在理念和宏大叙事而歌唱，也不是为了历史和虚妄而写作，而是立足深切体验，情动于衷，将起伏心绪诉诸笔端，尽情倾诉。在自由抒写、诗意发现与语言的腾挪中，心灵得到宁静和安息。
疫情期间，诗人不是越来越少，却似乎越来越多。豆瓣“疫情文学”用改写经典文学作品的方式去消解苦难，为疫情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这些“梗”足够打动人心，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也能帮助人们缓解焦虑、重拾信心。快手短视频平台，涌现众多热爱诗歌创作的男性，致力于用诗记录生活，记录岁月变迁、人生变幻，以及那些在日常场景下难以言说的情怀与心气。他们最初的诗歌创作，大抵来自胸中亟待抒发的情感，亲情和爱情、自然风景与季节变换，构成最直接的情感来源。
弗洛伊德表白：“不是我，而是诗人发现了潜意识”，创作是诗人在潜在压力下，自发寻求的心理治疗。不少心理学家表示通过阅读诗歌，获得了心理学研究的启发，文学与叙事疗法在心理咨询和治疗领域逐渐流行起来。
相关研究表明，诗歌能够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显著影响。英国利物浦大学心理实验室研究阅读诗歌对人大脑活性的影响，发现大脑中的神经元几乎对诗歌中的每个词都会发出强烈的脉冲。即使读完诗作，这种脉冲也不会减弱。但是，用散文复述的相同作品并没有类似效果。诗歌的韵律感能调节人体中内啡肽的产生，增加它们在血液中的浓度，加强对疼痛的抵御、产生快感。
阅读带给我们深刻独到的感受，创作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诗歌创作独到的意象、巧妙的言辞、完美的结构、新颖的表达，与自己以及所写的历史和人事的不断对话，用一种与其他交流截然不同的方式，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和世界联系起来。通过诗歌作品，诗人可以与读者和世界建立联系，思接千里，心游万仞，有助于化解焦虑，弥合分裂。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许多诗人在精神痛苦时，选择在作品中给主人公设立死亡的结局，进行独特的替代，宣泄自己的痛苦，从绝望中走出，从而避免了自杀。诗人通过诗歌创作的方式重新审视自己、提升自我，增强新的力量。
面对灾难，任何人都会有本能的反应，但是诗人会产生言说的冲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吉狄马加《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描绘疫情肆虐如同“敲击着黑色的铁”：冷硬的、黑色的铁，具有触感、温度、响声、色泽，显现突发疫情下独到细致的情感体验。疫情带来了痛苦和恐慌，给生活造成困难，尽管我们可能还有很多苦难要忍受，但美好的日子终会复归，阴惨的疫情不能遮蔽和剥夺生活与诗歌的光亮。
抗疫诗歌抒发内心丰富的情感，舒缓负面情绪，激发正向能量。２０２０年春季疫情爆发，武汉诗人余笑忠有感而发地写了不少诗歌，更像是自我救赎，除夕夜因武汉封城写下《孤岛记》：“所谓诗不过是寸土之地／这个冬天，它比任何时候／更像一间最小的庙堂／如果，自我隔离／可以上升为自我救赎”。诗人余修霞在恐慌中与诗歌相伴，与友人一起朗读、分享诗歌，内心得到温暖。她创作的《像一首诗，蜷缩在武汉封闭的怀中》在《诗刊》微信公号发表，获得好评。诗人熊曼写作《声音从这座城市消失了》：“无数的窗口悬挂在半空中，像一个个漆黑忧伤的洞口；但没有了向外张望的眼睛，也没有了向外聆听的耳朵。”诗歌真实记录了专业传媒无法显示的疫情生活和感受，为后世提供了珍贵、真切而鲜活的景象和时代记忆。
以诗抗疫，自然有其社会作用，如凝聚共识、鼓舞士气、弘扬正能量等，但还有更重要、更基础的功能，就是抚慰人心、唤醒共情。在艰难、晦暗的时刻，诗人不是简单颂赞光明，而是反思和探索，做一个光明的生产者，通过“凝视黑暗”进入到时代之中。张执浩《封城记》写道：“我把光源都打开了／我站在黑暗的中心”，其中关于黑暗与光明的书写深刻而独到，彰显诗歌的叙事伦理和美学价值。
李少君的《读封城中的武汉友人诗作有感》语句平和自然，诗意澄明深远：“诗是信号／是封城里生命微弱的呼救／欢聚没了，广场舞没了，夜宵也没了／若诗都没有了／怎么证明人还存在／还有一口气，还有动静，还有精神”。的确，在这样的危难时刻，诗歌具体的作用也许不大，甚至比不了一只口罩、一根核酸检测棒。诗歌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增加什么，但是能提示你缺少什么，追求什么。诗歌的精神作用很大，无形无穷。正如吉狄马加在《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中所写的：“让我们把全部的爱编织成风，／送到每一个角落，以人类的名义。／让我们用成千上万个人的意志，／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生命，在穹顶／散发出比古老的太阳更年轻的光。 ”
“这个冬天，雪落在这片土地上／悲壮检测民族的活力”，这是李发模诗作《抗疫散吟》的诗句，悲伤而隐忍，沉潜且睿智，审慎有思力。当年那个写作《呼声》的“愤怒的青年”，已是耳顺之年的“老者”，一路行来，阅尽沧桑。这是变，又是不变。变的是行文遣词的理性平和，不变的是骨子里激情与不老诗心。
结语：诗比历史更长久
诗歌是主体性最强、个性特征最为鲜明的一种文学形式。与散文、小说等样式相比，诗歌更轻快更简练更深入，更适于表达细腻深切而绵长的情愫和隐微复杂而新奇的感受。诗歌以词语的和谐与音乐美驱散了日常的烦恼和灰色的生活，赋予我们精神上的审美享受。我们在富有节奏感的诗句中陶冶情操，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透过精炼准确的遣词造句，探索心灵奥秘；我们在意象的捕捉、营造和探险中，寄托情感，激活想象，寻找生命绿洲，升华自己的灵魂。
诗歌的迷人之处，在于貌似平常的同时，又很神妙。诗歌能在幽暗中看到跳动的光泽，在孤独中听到奇妙的声音。戈特弗里德·贝恩认为“诗可以是一种超脱尘世的、超验的灵体，这种灵体不能改善每个人的人生，但能够提升每个人”，“诗使万物流动，使僵硬的、迟钝的和疲倦的事物流动，这是一种迷乱的、令人费解的流动，诗之河流向沙漠时就向岸边撒种，撒下幸福的种子和悲伤的种子”。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把握的是更为一般和普遍的东西，历史揭示的只是具体的事件。诗更真实，更有普遍性，更为长久。据此可以说，如果没有诗，新冠疫情可能不存在。因为存在的只有事实，或者只是流淌的过去，如烟的往事，消散的历史。诗歌的烛照和发现，反思与表达，那些带着温度、深情和痛感的场景意象、话语声音、氛围感受，超越时空，撼人肺腑，弥久不忘。
佩戴口罩、核酸检测，隔离诊治，这是关于疫情的防控和治疗，是从形而下的角度解决疫情，但落实到人们的精神层面上，疫情产生的紧张、恐惧和绝望，引发的各种改变，带来的心理冲击，存在的消极和异常等，需要依靠诗性智慧来解决。所谓诗性智慧，依照维柯在《新科学》的论述，从人类精神共通性的角度看，就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心头语言，建立在感性基础上，并与哲学的抽象玄奥相对的、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智慧。但愿这些因灾难而生出的恐惧和忧伤，焦虑与分裂，审视与感悟，经过诗性智慧烛照，生发新的美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