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梁子湖畔的刘少峰大屋湾，是家中的长子。听母亲讲，那时家里太穷，人口多，没有房子住，父母只好寄居外婆家，我是在外婆家出生的。
一
外婆的村子叫作“陈继泉庄”，和我们村子就隔着一个称之为“陈家垴”的小山丘。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因为贫穷、疾病与逃荒，外婆家成了“独家庄”。一九四七年春末，四十多岁的外公也得急症去世了，留下十岁上下的姨妈、我妈和“遗腹子”舅舅。真可谓“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无法想象，苦命的外婆是怎样熬过往后的艰难岁月的。
算命先生说我命硬，与父亲相克，要称呼父亲为“伯”。我伯排行老大，下有四个叔叔。祖父去世得早，家里太穷了，我伯年近三十才成家，一家六口住着半边土砖“联三间”，一间正房。母亲比伯伯小了将近十岁，之所以选择了刘少峰大屋这么一个穷家，就是看上了伯伯兄弟多，势力大。母亲一心想着的是要一辈子照顾、保护孤苦伶仃的舅舅。
听母亲讲，我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回想起来，这一辈子还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叫一声“奶奶”。一声无声的呼唤伴着眼泪回旋。奶奶去世时，母亲十分悲伤，泪水都几回湿透了孝衣。一来是忠厚、慈祥的奶奶真心疼爱母亲；二来是看着十岁到二十多岁的四个小叔，心中一片茫然。
到我记事时，祖辈亲人就只有外婆了。外婆在我出生之前双目就已失明。听母亲说，外婆是哭瞎的，眼泪流得太多了，流干了。一九六三年夏季，外婆的眼睛疼得愈加厉害，白天要做活挣工分，晚上酷热，就蹲在屋后阴凉的茅草丛中纳凉减轻疼痛。终于在一个大热天里，外婆的一只眼球掉了出来，母亲去请的医生还没到，外婆对母亲说“好了，不用医生看了。”原来外婆躲到屋后的树荫下将掉出的一只眼球揉落了，然后用灶膛的火灰填满了空洞的眼窝。母亲看着面带微笑的外婆，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我苦命的老娘啊！”那时母亲正怀着我，外婆就不停地安慰母亲“莫要伤心”，说是还有一只眼睛。可是不到一年，外婆的另一只眼睛也瞎了。
外婆是裹过脚的，又双目失明。但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总是在忙碌着。做饭、洗碗、扫地、喂猪、喂鸡、洗衣服……家务事样样能做，记忆最深的是外婆还能纺线、织布。外婆的床沿边放着一辆纺车，一辆几十年给外婆一家带来温暖的纺车。棉条也是外婆制作的，再把棉条纺成棉线，棉线的粗细匀称、纺锤的大小，完全凭借外婆的经验、感觉和手的触摸。我十来岁时跟着外婆一起睡，那些夜晚，就是那轻柔的“嗡嗡”纺车声伴我入眠。眼前有外婆的身影，耳边有纺车的吟唱，胆小的我睡得特别踏实。外婆的床头放着一台织布机，外婆坐上织布机，脚一踩，发出均匀的“咔嚓、咔嚓”声，梭子在绷直的经线上飞来飞去。外婆静静地听着、“注视”着，仿佛织着比黄连还苦的往事，织着对子孙后辈的期盼。
外婆一辈子刚强、坚毅、勤劳。有一年，外婆带着不满十岁的妈妈栽苕（红薯），临到半下午，还有一个地角没栽完，可苕藤用完了。外婆连忙带着妈妈去十里外的太外婆家割苕藤。妈妈想着留到第二天再栽也不迟，但不敢吱声。在返回的途中，天气突变，黑云压头，狂风暴雨，一时间，田畈一片汪洋，分不清哪是路、哪是田、哪是沟、哪是港，外婆一手抱着苕藤，一手牵着妈妈，借着闪电认路，不顾死活地往回赶，好几次险些被洪水冲走。这就是坚强的外婆。她只想着怎么样才能活，没有时间顾虑可能会怎么死。
一九八三年的农忙时节，舅舅他们在田间忙活，母亲送中饭给外婆刚一返家，不到十岁的小表弟跑来说“奶奶摔倒了”。母亲赶忙去看，外婆倒在了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母亲哭泣着，不知所措。外婆却异常镇静、清醒。外婆让母亲把后门的门板卸下来一扇，平靠在她的身边，再让母亲顺势把她滚上门板。就这样，母亲和她的小侄儿把外婆抬起再放置到床上。苦命的外婆经历过太多的苦难，疾病乃至死亡，看得太多，看得都已成为了平常。外婆这一躺就再也没能起来，直到三年后离开人世。
母亲对外婆的敬、对舅舅的爱，那是天高地厚的。家里有好吃的，首先想到的是外婆，哪怕是油放重一点的青菜，母亲总要盛一碗，让我送给外婆。外婆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会先叫唤我，让我靠近一点，用她那双干枯的手轻轻地亲亲地摸着我的头、脸和身子，说是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了。
那些年，舅舅家的日子过得总是紧巴巴的。过年都不曾做一顿像样的团年饭，更不用说过节和平常了。节日里，总是按照母亲的吩咐，由我去搀扶外婆来家过节，过年就请舅舅来家里团年。
后来，我长大了，读书，求学，工作……我离外婆越来越远，离亲情越来越远，离爱越来越远，甚至连外婆去世我都没能得到音信。也许那一刻，我正在喝酒、唱歌，亦或是开会、出差。时至今日，那些曾经认为最有价值、念念不舍、竭力追寻的东西，都像过往烟云随风飘散，不见了踪迹。唯有外婆那座低矮的坟墓还隆起在陈家山山坡上，唯有外婆双目失明却始终注视着前方的佝偻的身影耸立在我的心头。
外婆去世前瘫痪卧床三年多，一千多个日夜，全由母亲一人照料、服侍，吃喝拉撒，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任劳任怨。外婆一辈子刚强、急躁，常常责怪母亲照顾不周。母亲是一大家子的主妇，还要在生产队上工。母亲知道外婆的脾气，知道外婆一辈子扛惯了家庭的重担，临死也不愿意做个弱者。面对外婆的责怪，母亲含泪叫着“老娘”，安慰“老娘不要心焦”。母亲知道外婆的责怪是假，自责是真。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母亲却惟愿外婆卧病再多几年，再多多尽到做女儿今生的孝心。外婆是躺在母亲怀里走的，是微笑着走的。母亲说一辈子没有见过外婆笑得这么好。
二
舅舅是一个苦命的幸运人。几个大舅没能长大成人，都在几天、几岁或十来岁就夭折了。舅舅还没有来到世上，外公就去世了。舅舅八岁那年，正在放牛的他突发急病，全身抽搐、发烧、说胡话，命悬一线。今天看来应该是急性脑膜炎之类的疾病。外婆是刘少峰的外甥女，几个表亲急忙绑个竹床将舅舅送往太和卫生院。这事发生在一九五五年的夏天。坚强的外婆再一次面临丧子之疼，终于被苦难的命运击倒了。姨妈已经出嫁，只有母亲一路追赶着竹床，一路呼唤着心爱的“弟弟”。那年母亲十五岁。经过医院十几个小时的救治，医生的结论是没有办法了。医生还打电话到丛林大队部，让转告病人家属来抬人。可是，病人哪还有家属？病人的家属都在哪里？
绝望的母亲跪地磕头，跪地爬行，抱着医生的脚不放，祈求医生一定要救活“弟弟”。额头磕出血了，膝盖跪出血了，喉咙哭出血了……医生也同情，但更多的是无奈。医生答复“陈振件能救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医生用送病人的竹床把病人移到了医院门前的屋檐下，等着病人家里来人抬走。
不一会，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在母亲的再三哀求下，医院又把“病床”移到了院内。面对还没有落气的病人，医生商量着还能用最后的方法一试。母亲回忆说，是刘文澜医生用了一根很长很大的针扎在了病人的胸口上（应该是强心针），又喂了一颗大药丸子，并且说道“鸡叫头遍病人能醒就能醒，不能醒就真的没得救了。”
也许是天上的雷声太大，也许是母亲的哭声太惨，也许是外婆的祈求太切，鸡叫头遍，伴着一声炸雷，舅舅睁开了双眼。千回百转，舅舅总算是拣回了一条命，留下了口吃的毛病。
按照当时的习俗，外婆早就为母亲订下亲事。对方是二十里外的老亲——外婆的姨外甥。眼看就要谈婚论嫁了，母亲怎么忍心丢下外婆、舅舅这孤儿寡母，嫁往二十里开外的他乡？母亲是一时一刻也不能让年幼的“弟弟”离开身边。一向孝顺的母亲唯一一次决然违背了外婆的意愿，选择了家大口阔、一穷二白、却只有百步之遥的“老刘家”。在母亲的心里，照料好外婆、舅舅就是她一生最大的心愿。
六十年代末，舅舅迁新基、盖新房就与刘少峰大屋湾连在了一起，和我们同属一个生产队。几十年来，舅舅一家从未与人发生过争吵，更不说打骂了。一来是舅舅为人随和、正直、低调，大集体时干活舍得出力，不怕吃亏；二来是我们刘家这一房人丁兴旺，势力强大，加之伯伯一直在大队任职，当大队长多年。这样一来，确实没人敢在舅舅面前造次。要知道，农村人欺负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在他们那一辈里，舅舅算得上是个聪明又有情趣的人。年轻时他自学吹笛子、吹唢呐，后来被纳入到湾子里的“牌子锣”队伍。
舅舅的唢呐吹得极好，高亢，嘹亮，激越，听得人荡气回肠。特别是“白喜事”场合，那悲切的唢呐声，飘入云霄，直抵心窝。唢呐声仿佛诉说着舅舅悲戚的往事。
这些年，和大多数农民一样，舅舅过上了平生最好的日子，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身体还很健旺，耕种了十多亩田地，还养了两条耕牛。收成的粮食、油料、蔬菜、瓜果，年年富余。更值得称道的是，多少代白丁的陈家出了秀才——舅舅的孙子今年考取了湖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闲暇时，舅舅喜爱打点牌，不是赌博，而是农村人闲暇之余的小小消遣。都说他输多赢少，是个难得的“好牌角”。我旁观过舅舅打牌，也曾陪舅舅打过牌。其实他的牌技很高，只是不太在乎输赢。他不像别的“牌角”，三手不和牌就开始出相。他总是笑呵呵地上桌，笑嘻嘻地打牌，笑哈哈地下场。赢了五十说赢一百，输了五十说一分没输。
舅舅没有读过书，但他的内心是充实、丰盈的；舅舅不懂得人生，但他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
人这一辈子呵，要“追”什么，又要“求”何物！其实一切都在人的心中，何苦心外再去追求。
三
母亲对我的爱是深厚的，也是沉重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未像她的同辈人那样，狠心、刻薄地打骂自己的儿女。我在父母的眼皮底下长大，直至高中毕业。在咸宁读中专的第一年，母亲因为牵挂我，只身一人来学校看我。那时交通不便，学校在偏僻的向阳湖，距城区有二十多里路，不通车，靠步行。主要是母亲不识字，又只会说一口家乡方言。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学校的。其实那时我离家上学也就两个多月的样子。
后来参加工作到通城后，母亲也曾独自前往看望，那次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在咸宁汽车站转乘班车时，坐上了开往通山的班车。因为母亲不识字，因为母亲只会讲方言，因为母亲听不懂他乡话，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服务质量”的说法。到了通山车站，母亲问起去“麦市”的班车，才知道搭错车了。好在麦市是通城的一个古镇，有点名气，大多走世面的人是听说过的。母亲只好在通山找个旅社住下，第二天再赶往通城。
很久以后，母亲对我说：不能隔两个月不见我，如果隔了五、六个月见不到我，就会想得生病。那个时候，我是一点也没有体会到母亲的思儿之情的。自以为是一只振翅高飞的雄鹰，只属于蓝天，把那个给我生命的巢窝渐渐抛掷在了脑后。
母亲的一生是劳苦的一生。儿时家境太贫寒，生活的艰难不言而喻。在娘家做姑娘二十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上有姐姐能拣旧；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下有弟弟要顾及。每每煮饭开锅时，外婆就把米全部捞出来，另用一个小罐子熬成干饭留给舅舅吃，剩下的米汤加些野菜、麦麸或细糠就是母亲和姨妈的主食。母亲从小就下地干活，陈家山、陈家垄、陈家塘、陈家井，没有一处不留下母亲的足迹、汗水和眼泪。农忙下田干活，农闲上山割柴。上好的箭草茅柴挽成柴把，用来换些食盐、针线。姨妈临出嫁时，外婆请刘少峰湾的裁缝做了两件嫁衣，裁缝婆来外婆家讨要工钱，外婆连忙上楼收拾柴把抵工钱。裁缝婆看到外婆灶台上有一碗豆渣和一碗咸菜，便拿筷子尝了一口，结果都没有放盐。裁缝婆心头一酸，招呼外婆，说声“嫂子，你用柴把去换一盅盐吧”，就空着手走了。
有一回，母亲上十岁时随大人乘船过梁子湖西边（江夏）拣黄豆，返回时行至湖心突遇狂风暴雨，小船眼看就要翻沉，一船十多人都是妇女儿童，哭成一团。母亲觉得眼前只有死路一条，就把拣来的黄豆包紧绑在身上，只指望外婆收尸时也能收到黄豆。
能够吃苦，往往受生活所迫；甘心吃苦，才是一种难得的美德。母亲知道，四十多岁寡居的外婆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女是何等的艰难；母亲懂得，失去过太多幼子的外婆对舅舅的疼爱是何等的深厚；母亲明白，身为女儿和姐姐在那样一个家庭做出任何牺牲都是理所应当。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母亲成就了一辈子吃苦、坚韧和仁爱的品格。
母亲养育了四个儿女。两个妹妹完整地传承了母亲的品德。两个妹妹都有了自己的孙辈，几十年来，婆媳相亲，夫妻相爱，妯娌相和，邻里相睦，在家族、在乡邻，传为美谈。母亲八十多岁了，独居乡下老屋。两个妹妹无时无刻不把母亲挂在心头。隔三差五，就回娘家。人家姑娘回娘家是做客，她们回娘家是做事。为老娘洗澡、洗衣、洗被子，收拾家什，打扫卫生，添置、安排老母亲一段时间的饮食。睡在母亲的脚头，感受永恒的母爱。
母亲患风湿病已有三十多年，下肢极度畏寒，一年四季不离棉靴、棉裤，每逢酷暑，度日如年，上半身怕热，下半身怕冷，半条老命在阴阳之间苦苦挣扎。医生说：病根太深、太重，无法诊治。是啊，病根太深、太重！多少年，风霜雨雪；多少回，餐风露宿；多少事，必须奔赴。哪有什么“例假”、“产后”、“病休”？哪有什么“补气”、“养血”、“消炎”？时至今日，医术再发达，可以改善疾病，却不能改变命运！
独居的老人，夜晚特别漫长。半夜醒来，母亲就靠座在床上做针线。那是一种绣花鞋垫，套着花样，用彩线绣制。邻居、亲戚有嫁女的、有接媳妇的，就买来花样请母亲绣制，穿在脚上，图个吉利。一年下来，不下百十来双。有“龙凤呈祥”“岁岁平安”“百年好合”等字样，有“牡丹”“芍药”“鸳鸯”“蝴蝶”等花样，母亲不识字、不懂绘画，但绣出的字，点笔不差；绣出的画，栩栩如生。母亲把残余的宝贵时光，把沉淀了一生的美好愿望，一针一线，绣进了这并不认识但心领神会的字画之间。
每天下午，总有老婆婆们来家里陪母亲打“上大人”纸牌。母亲打牌算得上高手，捏牌整整齐齐，出牌利利索索，算账清清楚楚。母亲喜欢看电视剧，每晚追剧，讲起剧中情节，有声有色；提起剧中人物，爱憎分明。
母亲的床铺总是收拾得抻抻妥妥，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银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满口的牙齿养护得整齐洁白。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母亲的晚年是幸福、安乐的。看上了电视，用上了手机，吹上了空调，坐上了小车，拿上了“老人养老金”……艰难随着岁月已成过往，但愿老人健康长寿，安享幸福晚年。
四
伯伯去世已整整二十年，在生前也算得上是地方上的名人。解放后就跟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当了二十多年的大队长（村长），是一名优秀的老党员。刘少峰大、细屋，是个上千人的大湾子，大事难事，公事私事，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传华哥”。伯伯思路清晰，处事果敢，说话决断。伯伯没有进过学堂门，但在多年的历练中也算得上是自学成才，能看报纸书信，能写简短的文书，字句紧凑流利，文字言简意明。
一九六八年与邻村的宗派械斗，伯伯是极力劝阻、坚决反对，就全村而言，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了太多的骂名。但奈不何当时的大队书记（也是伯伯的童伴、好友）态度暧昧和全湾人的“义愤填膺”，最终酿成巨大的悲剧，邻村几人丢命，本村多人坐牢。“书记”坐牢二十年，落得个妻离子散。伯伯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就得听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自会为人民做主。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很多传统的习俗得以恢复。湾子很多人提议组织龙灯队“玩龙灯”，到了伯伯这里，遭到一票否决。伯伯考虑到当年的宗派械斗与邻村及其宗族结下了世仇，很容易因“玩龙灯”引起新的纠纷。事实证明，这种顾虑不是多余的，邻近村就有类似的事端发生。再者，随着农村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不过几年时间诸如“玩龙灯”之类的习俗都渐渐被人遗弃。
我在十来岁的时候右脚膝盖得了“化脓性关节炎”，由于当时农村医疗条件太差，父母寻遍了当地的名医名药，医治了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见好转，我休学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伯伯打听到咸宁有一所名叫“一九五”的军事医院，医术很高。当时老百姓对“军事”都有一种崇拜和神秘感。伯伯就托人到县里开了证明，送我到“一九五”医院医治。先从家里坐车到太和镇，再从太和坐车去咸宁。一路上伯伯背着我赶路。到了太和，伯伯要赶着去车站买票，就把我放在路旁，让我慢慢走，他就跑着往车站赶。当时道路维修，路面堆满了铺路的石头，跑着、跑着，伯伯猛地一下摔倒了，摔得很重，由于他个子高大，摔得尤为的重，离他好远的我似乎听见了他倒地时沉闷的声音，我惊吓得哭泣不止。他的双膝流血了，单薄的裤子染红了，他艰难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继续赶往车站。
后来，我的膝盖治好了。是伯伯的膝伤换来的，伯伯膝盖的鲜血洗净了我膝盖的秽脓。这是伯伯留给我记忆尤深的一件事。
在我工作最为风光的一段时间里，伯伯跟我生活在一起。他看着我早晚忙碌，迎来送往，在一次饭桌上伯伯旁敲侧击地说了一句：“不认识秤不要紧，不认识人要吃亏”。春风得意的我根本就没有把伯伯的话放在心上，甚至不情愿听进耳朵。直到发生了往后的事情，才懂得了伯伯的担忧和智慧。这是伯伯留给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我常常想，如果伯伯能有幸站在我当年的平台，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领导。
今生今世，我亏欠伯伯太多。但愿来生能报答伯伯的恩情。
五
年少的我，算得上是激情满怀、豪情万丈、理想高远。不满十八岁，读完了《牛虻》《青春之歌》《红岩》《苦菜花》《三家巷》《青春万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长篇小说，当时的文学刊物《收获》《十月》《小说月刊》《花城》等等，遇到就买就借就读，深深被书中的英雄人物所感染，立志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革命人”。不满十八岁中专毕业，主动要求分配到山区通城。第一站在基层的公社管委会工作，不到一年被任命为公社团委书记。当时的工作对象是农村；工作方式是早饭后下乡（到大队、小队、农户），半下午回公社；工作任务是催收公余粮、计划生育、统计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数据等。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毫无意义。征收财贸任务和计划生育，经常组织突击专班，我也被编到某个行动小组里，跟着大家一起凑个人数、壮个声势。平时工作下村，除了要统计某项数字或送达开会通知，我是尽量不下乡的。下乡要有大队干部接待陪同、安排吃饭，除了耽搁他们的功夫，不能解决半点实际问题。那时已是分田到户了，大队干部都有自家的农活，对一些接待显得十分无奈。但是，不下乡呆在“家里”被领导看到是要挨批评的。很多时候，我就带上几个馍馍、一本书，转到附近的山林里，装作下乡，呆到半下午再回来。
那段时间，内心非常苦闷、彷徨、懊恼。除了面子上有一个当时让人羡慕的“脱产干部”身份外，心中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工作的镇子上有一个修钟表的鄂州老乡，我十分羡慕他的职业，他表示惊讶和不解。我没有办法给他解释。我只是想知道自己明天该干什么，未来的路通向何处。我不知道，但他知道。我之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能不断取得一些小小的进步，应该是基于我红色理想的底蕴，再就是能写一手较好的公文。为社会做贡献，为群众办实事，那真是无从谈起。
在公社（镇、区）工作了七年多，要说值得自己赞誉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刚刚参加工作在公社兽医站，和站里几名兽医一起出诊，救治一头难产的黄牛。站长几次拽拉牛仔无果，问我怎么搞。我说“剖腹产”。由我主刀，大家协力，保住了母牛，牛仔早已胎死腹中。尽管救活的只是一头牛，但总算是做了一件有益于农民的实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被调到县委组织部组织科工作。这是一个基层干部梦寐以求的单位，更是一个完全务虚的部门。刚到组织部，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脚下生风。主要工作是写材料、总结典型，争取在省、市级组织部内部刊物上刊用。刊用的数量每年是有任务的。半年下来，我又思想消沉了。一些典型都是被极度夸大的，根本没有学习推广的意义。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一个典型多个部门去总结宣传。组织部作为“优秀党员”，宣传部作为“四有新人”，工会作为“先进工人”，人武部作为“民兵模范”，团委作为“优秀团员”、妇联作为“巾帼英雄”，如此种种，各显身手，各得其所。更何况，各个部门的内部刊物都在内部发行，自己编，自己写，自己看，自己蒙自己，人人津津乐道，个个成就满满。
几年后又被调到乡镇，五年时间由副书记、镇长到书记。最后在书记的位子上止步。那些年，基层工作主要有五项：计划生育，财贸任务征收（包括各类集资），减轻农民负担，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乡镇企业（招商引资）。最难做、最硬性，但又必须做好的是“计划生育”和“财贸任务征收”。这两项工作被老百姓形象地表述为“要钱”“要粮”“要命”。完成这些硬性工作任务都是包村到镇村干部的，干部为了得到组织、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往往为了完成任务、争当先进而玩了一些虚招。
任镇长期间，一次带领几个干部下村入户去收财贸任务，有家农户有意躲避，拴了大门，锁了后门。一名副镇长一声令下，和另外一名干部猛地一脚踢翻了两扇大门。一声巨响震得我心中一抖。随行人员踏着门板如贯而入，赶猪的，装谷的，争先恐后。我极不愿意，但又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犬不得宁焉。”一群人满载而归赶往村部，途中听到另一个工作小组的村落人声鼎沸，走近一问，一名带着三个小孩的寡妇跳水了。负责本小组的副镇长十分气愤地向我汇报：“没事。塘里水浅，根本淹不死人。她是故意的，就是不想交财贸任务。”被拉起来的寡妇水淋淋地站在路边，低着头，怯生生的看着我，满脸满脸的，不知是泪水还是泥水。
晚上开进度碰头会，书记讲话了：工作中出现一些意外是难免的，但力度不能减，进度不能缓，只要不死人就可以了。
是呵，县里税费要完成，干部工资要发放，老师工资要确保，政府工作要运行。怎么办？只有向农民伸手。
任书记后，在一次机关干部会上，一名包村的副书记讲到本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邻近乡镇的计划生育对象逃了，说是躲到了家在本村的娘家。两个乡镇的工作人员把计生对象母亲带到村部，要求她交待女儿去向。计生对象母亲始终态度平静、温和，就是“不知道”女儿去向。工作人员让计生对象母亲面墙跪下，她也照办。跪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结果。工作人员便要求她双手撑墙继续跪着，在她的小腿垫上红砖，直至加垫到三块，折腾了三个小时。副书记越说越起劲，我没有让他把话讲完，狠狠瞪了他一眼。
在镇长、书记位子上的那几年，正是喝酒、唱歌、跳舞、洗脚、打牌盛行的时期，公车私用、公款消费也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身为小地方的一把手，一手遮天、众星捧月，没有足够的定力和危机意识，很容易迷失方向，滑向深渊。
回想起那些年月，喝酒是身不由己的。上面来人了，要陪着喝；下面有事了，要请着喝；同僚相见了，要敞开喝。基本上是餐餐喝，天天醉。真正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那一阵子，每个乡镇都有歌舞厅、足浴店，乡镇干部特别是主要干部不会唱歌跳舞，好像不配称之为“合格”干部。在一些会议上，把这类活动与发展地方经济、招商引资联系了起来。
我自认为有一定的艺术天赋，小学自学吹笛子，高中自学小提琴，中专时还省吃俭用，买了一把小提琴，学生时代一直是学校宣传队的骨干队员。所以进入歌舞厅，那真是如鱼得水，占尽风头。轻歌曼舞，高谈阔论，殊不知自己正在沉沦，还以为自己才华横溢。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有过多次的反省、自责和悔悟。但是，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就又陷入了茫然。一下到村组，就得“被迫”吃喝；一督促工作，就得伤害群众的利益；一认真起来，就得逼着下面造假。这样一来，无形之中，给自己的懈怠和放纵找到了理由和慰藉。很多时候，真希望早点离开这样的工作岗位，甚至是脱离干部队伍。确实，那时很多做法与党组织的严格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六
这些年来，奔波之余读了不少“闲书”，诸如《周易》《渊海子平》《滴天髓》《道德经》《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了凡四训》《圣经》等等，尽管都是浅尝辄止，但也颇有心得。最终未能修成“正果”，既做不到“无为”，也走不出“红尘”，更见不着“上帝”。心总还是为《长征》《伟大的转折》《渡过鸭绿江》激动，泪总还是因《平凡的世界》《最美的青春》《活着》流淌，情总还是被“两会”“党代会”“新闻联播”牵系。流逝的六十余年岁月，二十年读书，二十年工作，二十年闲置，青春的底色太浓、太重、太深，似乎不曾褪去，也难得褪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