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民
两年前，读到熊明新以“楚昕”的笔名发表在《鄂州日报》上的《重读＜武昌县志＞》一文时，不禁眼前一亮，随后心里一惊。一为在快节奏的当下，居然有人这么认真地阅读深奥难懂的县志；二为那陌生的名字，对于鄂州历史比较有研究的人士屈指可数，谁是“楚昕”？为了写好《鄂州札记》（以下简称《札记》）这篇大文章，作者阅读了多少书籍，查找了多少资料，积累了多少心得，自可揣摩得之。
全书大体遵循《重读＜武昌县志＞》（代序）的思路，分为“沿革记”“山水记”“乡村记”“人物记”四个部分，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为鄂州人民传承鄂州文脉，增强了文化自信；为外地人认识鄂州，了解鄂州，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一、建置沿革，梳理清晰
地名，记录一座城市的历史，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情感与记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经常困扰着人们，就是“古今两鄂州，上下武昌城”。《札记》中对其阐述是清晰的。
先说“前后两鄂县”。 在湖北，“鄂”是一个古老的地名，传说与鳄鱼有关。《札记》中说：“鄂州尧时为樊国，夏为鄂都，殷为鄂国。周为鄂，属楚，熊渠封熊红为鄂王。秦统一中国后实施郡县制，于公元前２２１年置鄂县，属南郡。汉为鄂县，属荆州江夏郡。”（《重读＜武昌县志＞》）２２１年吴王孙权自公安迁鄂，改鄂县为武昌。其时，武昌作为国都、郡治、县治所在地，是历史上的高光时期。晋太康元年（２８０年），分武昌县为武昌县、鄂县，同属武昌郡。作为县一级行政区域名称，从秦末到三国时期，“鄂县”这个名称就用了４４２年；从晋太康元年（２８０年）分武昌县为武昌县、鄂县，同属武昌郡，到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废鄂县，归武昌县，“鄂县”的名称又用了３０９年，所辖范围虽然缩小了，但域名未变。加起来，“鄂县”的名称一共用了７５１年。
再说“古今两鄂州”。《札记》中说：“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改郢州为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同年撤武昌郡，并鄂县、西陵县入武昌县，隶属鄂州。”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鄂州”这一名称。又说：“唐武德元年（６１８年），武昌县归唐，属江南西道鄂州。”五代、宋、元时期，武昌县的归属虽然有微小变化，一直到元大德五年（１３０１年），“设武昌路（驻夏口），废鄂州路散府。武昌县属武昌路。”“鄂州”的地名用了７１２年，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区，是为古鄂州。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９日，国务院批准设立省辖鄂州市，到今年整整４０周年了，是为今鄂州。
三说“上下武昌城”。《札记》中说：“魏黄初二年（２２１年）四月，孙权迁都鄂县。取‘以武而昌’之义，改鄂县为武昌，武昌郡、县并存。武昌郡辖武昌、阳新、沙羡、下雉、柴桑、寻阳六县。此为称武昌之始。”此后，经历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作为县级行政区划，直到辛亥革命后的１９１３年，改武昌县为寿昌县，１９１４年又改为鄂城县，“武昌”这一地名沿用了１６９２年。２２１年八月，孙权接受魏帝曹丕封号为吴王，筑吴王武昌城。两晋、南北朝，城址未变。隋大业元年（６０５年），西移里许，又筑武昌县城，为土城。新城与老城部分重合，史称隋唐武昌城。经历宋、元，城池破败，但城址未变。至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武昌县令李有朋主持在隋唐武昌城的基础上修建武昌石城，史称明清武昌城。因相对江夏来说，处于长江下游，是为下武昌城，曾为王都、国都，郡（军）城、县城。
唐元和元年（８０６年），于江夏黄鹄矶设武昌军节度使，这是江夏（今武汉市武昌）称武昌之始，军的行政级别高于县。在宋代，与府、州、监同属于路，下辖县，如南宋嘉定十四年（１２２１年），设武昌军，领武昌县，节制本军屯戍。元大德五年（１３０１年），设武昌路，驻夏口（今武汉市武昌），武昌县属武昌路。元至正六年（１３４６年），武昌路改为武昌府，武昌县隶属武昌府，一直到清末。是为上武昌城，由府城开始，直到如今的湖北省省会所在地，可谓后来居上。
二、名山胜水，记载周全
《札记》中说：“明代以前，武昌境内水七、山二、土田一。”简言之，即“七水二山一分田”。
鄂州诸山，从总体上看，属幕阜山脉分支。最高为位于汀祖镇的四峰山，主峰海拔４８５．８米。
樊山（现称西山）和莲花山均为国家ＡＡＡＡ旅游景区，堪称鄂州名山的“双子星座”。古“武昌八景”中的西山积翠、苏子遗亭、寒溪漱玉、书堂夜雨四景均在西山景区之内。西山有九峰七泉六谷三池一湖等自然景观，有望楚亭、即位坛、避暑宫、松风阁、梅花石刻、彭楚藩墓等人文胜迹。莲花山位于洋澜湖畔，山水相依，三面环湖，九峰簇拥，状若莲花浮水，有接龙台、通天桥、万宝海、元明塔、莲花山碑林等人文景观。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从大冶县划归鄂城县的六座山中，白雉山、凤凰山为古代大冶名山。“雉山烟雨”和“凤岭松风”分别列入古“大冶八景”，这是鄂州名山的又一对“双子星座”。
白雉山位于鄂城区碧石渡镇和汀祖镇境内，其主峰为芙蓉峰，海拔４６０．１米。白雉山在古代被称为白纡山，相传远古时有仙人驾骑白雉在此栖息，仙人乘兴而去，而白雉化为主峰，后来改称为“白雉山”。又传为三国时孙权建都武昌，此地有白雉出现，吴王以为是吉祥之兆，于是封白纡山为“白雉山”。山上有灵鹫禅寺，还有狮子岭、绣球峰、望哥石、木鱼石、金龟石、摇窝石、金鸡石、八卦石、禅坐石、龙果石、修炼石、合掌石、仙人打坐石等。白雉山南部与桃花山隔涧相望，两山中间原为素有“小三峡”之称的十里长沟，后建有白雉山水库。
凤凰山位于鄂城区泽林镇、汀祖镇、花湖镇交界处，海拔２１５．８米。山上有佛石、佛堤池诸景。《一统志》云：“又名凤栖山。”有唐贞观年间所建兴善寺遗址。凤凰山上原有一株高大的古松，现已不存。
鄂州以“水”著称。水，是鄂州得天独厚的重要资源，孕育了作为江南鱼米之乡——鄂州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鄂州属于古云梦泽之东部，现为长江中游江南水系的一部分；鄂州境域由樊湖和花湖两大内湖水系组成。 “梁子湖今昔”“鸭儿湖纪事”“洋澜湖变迁记略” 和“鄂州百湖之变”中有关樊口筑坝、建闸等应是《札记》中记叙最为详细的章节，印证了“治水是武昌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课题”的论断。
《札记》中说：“相传鄂渚面积广阔，上自今赤壁（旧名蒲圻）、嘉鱼接长江，中汇幕阜山以北地表径流成湖泊湾汊，下集自樊口出江，秦、汉时水域跨鄂县全境。”秦、汉时期的“鄂渚”，跨鄂县全境，这种说法，颇有见地。当时的“鄂县”，基本涵盖了现今湖北省的咸宁市、鄂州市、黄石市及武汉市长江以南的江夏、武昌、青山等地，“鄂渚”与“鄂县”，范围大体相同。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鄂渚”所指的地域是不一样的。屈原在《楚辞€飞娼分行吹溃骸俺硕蹁径垂速猓瑲Ｇ秋冬之绪风。”这是至今所看到的古代诗文中最早出现“鄂渚”的记载。这里的“鄂”，指鄂县。渚，《尔雅€肥退方馐退担盒≈拊讳尽Ｕ饫锏摹岸蹁尽保窃诟叽Γ适杏靡弧俺恕保ǖ牵┳帧４拥笔钡牡乩砦恢每矗蹁荆χ附ㄊ钡姆郊爸鼙叩赜颉Ｄ铣氪诵粬Ｉ在《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中写道：“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可见“鄂渚”地望未变。
到了唐宋时期，“鄂渚”的地望发生了转移，由樊山及周边地域移到了江夏县（今武汉市武昌区）黄鹄矶（今蛇山）下。唐代诗人来鹄有《鄂渚除夜书怀》诗，开篇写道：“鹦鹉洲头夜泊船，此时形影共凄然。”说鄂渚靠近鹦鹉洲。武元衡《鄂渚送友》，贯休《鄂渚赠祥公》，吕岩《鄂渚悟道歌》，常建《鄂渚招王昌龄张偾》等，均持此说。宋代诗人戴复古《鄂渚烟波亭》中有“倚遍南楼更鹤楼，小亭潇洒最宜秋”的句子，说鄂渚烟波亭靠近黄鹤楼，也持此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认为，（鄂渚）“在江夏西黄鹄矶上三百步”。又说：“隋立鄂州，以渚故名。”薛季宣在《鄂墟赋》中写道：“鄂渚缭乎其前，樊山峙于其北。”这里的“鄂渚”指的是樊湖水系。清光绪版《武昌县志》指出：“鄂渚即樊湖。”其实，鄂渚是一个大概念，包括樊湖，但不等于樊湖。樊湖也是一个大概念，指的是樊湖水系，是梁子湖、月山湖、鸭儿湖、江夏湖、鲊洲湖、夏兴湖、保安湖、三山湖、碧石湖等樊楚地域湖泊的总称，本地素有“樊湖十八湖”的说法。
《札记》中又说：“后来因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该水系（指樊湖水系）被一分为二，各自通江。西段属古沙羡县（指江夏）地，出金口；东段属古武昌县地，出樊口。出樊口的东汇泽历史上称樊渚、樊湖、梁子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搞清楚了鄂渚、樊渚、樊湖与梁子湖的联系与区别。
再说花湖水系，花湖也称花马湖。《札记》中说：“花马湖是花家湖和走马湖的合称。”花马湖的名称取花家湖的“花”字和走马湖的“马”字组合而成。花家湖因花山而得名，因当地口音“花”“华”同音，花山后来逐渐称为华山，华山附近的湖便称华家湖。华家湖原属武昌县，宋乾德五年（９６７年），南唐分武昌县南部三乡置大冶县，华家湖归大冶县。在经历了９８８年后，于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归属鄂城县。１９５６年，因设立汀祖区花湖乡，是“花湖”作为地名之始。走马湖在花马湖的北面，有加桨湖、走马湖、黄山湖，俗称“上三湖”。走马湖、黄山湖分别因湖畔的走马高石和黄山得名。随着全球第四、亚洲首个货运枢纽——花湖机场的建成投运，“花湖”二字一夜之间扬名于海内外。
三、村塆人物，钩沉详尽
《札记》中说：“明初，朝廷强制实施‘江西填湖广（指今湖南、湖北）’，樊湖地区迁入不少江西移民。”此言非虚。
《明史》中《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虽然记载了明朝十几次移民的情况，但“两湖移民”的主体为社会下层民众，迁入地既非京畿重地，也非重要边陲，故官方文献对其严重阙载，而族谱和方志则记载较为详细，成为了解这场移民运动基本情况的主要依据。
中华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胡氏族谱》卷十五合修谱总序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洎乎元明革命，赣省兵燹迭见，人民不遑宁处，其由江右播迁荆楚者，几如江出西陵（西陵峡），其奔流放肆，南合湘、沅，北会汉、沔，其势益涨。而其源则固同发于岷山也。”明末农民起义后，再次把“两湖移民”推向高潮。魏源在其《湖广水利论》中有言：“当明之季世，张贼（按：指张献忠）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民间广为流传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由于战争、灾荒、迁徙距离和土地开发程度等原因，江西移民湖北的主要迁入地为当时的武昌府和黄州府，主要迁出地为开发程度较高的赣江中下游和鄱阳湖周边一些县份，主要迁出路线有两条，跋山涉水，一是水路，一是陆路。水路从鄱阳湖中的瓦屑坝出发，渡鄱阳，经湖口，溯江而上，进入楚地；陆路为修水、武宁一带，翻山越岭，到达湖北。主要迁徙方向是由东向西，还有一部分为由北向南，有的甚至先近后远、一迁再迁。主要性质为开发性移民。据统计，“两湖移民”中的迁入者，来自长江流域的占９０％，其中来自江西的又占长江流域移民总数的９０％以上。
这些移民，逐水而居，开垦荒滩，人进水退，和原住居民相融合，渐渐扩大了原有的村落，形成了许多新的村落。
据《武昌县志》记载，元末武昌县总人口为６．４６万。《鄂州市志》记载，１９４９年末，鄂城县总人口为４５３４５０人，其中城镇人口仅为１３８７０人。１９５５年末，全县人口为４９５９７６人。乡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居住在广大村塆。
在《后记》中，作者说道：“乡村记聚焦为鄂州工业化城市化做出奉献和牺牲的乡村，意在为这些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塆留下一点历史记忆。”眷眷之情，溢于言表。
对这些村塆，《札记》中的“乡村记”一一进行了钩沉。以主城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共有２３个村２１０多个塆子全部或大部融入主城区。在１９８３年鄂州建市之初，城区向东、南、西三方拓展，南门、庙鹅岭、百子畈、菜园头、鄂钢桥、朱家垴６个城中村的３５个塆子率先融入主城区。在本世纪之初，主城区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周边的五里墩、小桥、洋澜、莲花、英山、司徒、茅草、文塘、月陂、洪港、塘角头、周铺、七里界、梁新屋、华光、杜沟等１７个村１７０多个塆子全部或大部分融入主城区。
《札记》中的“人物记”没有沿用志书中“人物传”“人物录”“人物表”的体例，而是运用叙述的方式，记事写人，点面结合，详略得当，具有新意。
比如，在“武昌首义中的鄂州人”一篇中，详细地介绍了武昌首义前夕英勇就义的彭楚藩、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程正瀛、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总指挥吴兆麟这三位鄂州籍革命党人的事迹。此外，还简要地介绍了武昌首义前后投身革命的近２００位鄂州籍人士，凸现出值得后人景仰的英雄群像。
在“中共一大前入党的三位鄂州籍共产党员”一篇中，详细地介绍了范鸿劼、刘伯垂、赵子俊的事迹。１９２１年７月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时，全国共有５０多位党员。其中湖北籍党员有１１人，而鄂州籍党员就有３人，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早期的革命活动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中国工人运动先驱之一张金保”一篇中，表现出自觉投身革命运动，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本色的女工张金保的形象。１９２７年４月，张金保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１９２８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张金保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张金保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了解了张金保的事迹，应为鄂州有这样的女性而自豪。
总之，《札记》重点记叙了鄂州的沿革、山水、村塆、人物，为鄂州史志的编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料，对鄂州史志的研究具有启迪作用。
（标题题写：《地灵人杰话鄂州》《走不出的八字门》为王泽中所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