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承水 周文彧
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自秦汉以来联系亚洲与欧洲东西方交通道路的总称。丝绸之路沿途有许多国家，各自组织商队，与邻近国家进行贸易，各式各样的文化在路上通过，相互进行交流。围绕这样的丝绸之路而进行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早已从遥远的古代就开始了。然而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本身，并没有那么古老。它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于１８７７年在他的名著《中国》中提出来的。
陆地丝绸之路
我们说鄂州文明历史悠久，可能有人认为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战国时鄂州的陆上丝绸之路，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过去在中国史研究中，把鄂州史忽视了。我们姑且不说造成这种现象的诸多原因，只想说明，这样做会使人们在选取典型时囿于片面，使探讨历史深处的一般规律难以洞若观火。
在鄂州市博物馆，收藏有一种叫《鄂君启金节》的文物复制品。据悉，有四枚金节是１９５７年在安徽寿县邱家园出土的，１９６０年又发现了一枚，共五枚。其中舟节二枚，车节三枚。《鄂君启金节》的发现，为我们窥视战国时期陆地丝绸之路打开了窗口，看到了鄂州人互惠互利的开放精神。再现了战国时期鄂君启在鄂州大地上开启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和人文交流。其实这种交流是陆地丝绸之路，他对秦末汉初丝绸之路的形成发挥了催化作用。
鄂君启者，何许人也？他是楚怀王熊槐之弟熊启——分封职掌鄂地（今鄂州市）的君主。楚怀王六年（公元前３２３年），大工尹昭雎奉怀王之命，为熊启铸造了青铜质地水陆通行符节——鄂君启金节，特颁发给熊启作为商品贸易出入关卡免税的凭证。熊启没有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五枚金节，让我们去猜想。舟节上刻有１６３个篆体字，车节上刻有１４８个篆体字，共计３１１个字。这３１１个字，涉及到当时的商业范围、交通线路和管理制度等重要文化信息，金节一经公布，就被史学界视为稀世珍宝，国之重器。
从这３１１个文字中，我们读出了鄂州先民“筚路蓝缕”的开拓性格和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精神。
舟节铭文９行，每行１８字，内重文１字；车节铭文也是９行，每行１６字，内重文１字，合文３字。铭文排列整齐，字皆错金，笔划遒劲规范，行间用直线分离，重文和合文用两短横表示，两字作一字排列，刚好满行。据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由国君颁布的符节用金属制造，由有司（分管交通的官员）颁布的符节用楠竹制造。鄂君启之所以用青铜制造并铸成竹节形状，是按当时的符节制度执行的；它是由楚怀王颁发的，本应是金节，但又是为鄂君启“府商”（即今天所说的红顶商人）从事贸易活动，不能以金节的形式颁发，所以用青铜铸造成竹节形状，是一种介于国王与有司之间的符节。有了官方的金节，熊启的商业势力就不一样了。
从金节铭文看，鄂州人实为中国商品贸易制度的创造者，而最具创造性的人物为熊启。说是熊槐和熊启创造了商品贸易制度，并不言过其实。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熊槐在制作节文之前，一定同弟弟熊启进行过商量，不然，节文中的具体细节不会那么完备。熊启是一个视野开阔、经济智商高于常人的商人，他看鄂邑有四通八达的水路和车辆便利的官道，便利用熊槐的地位和影响，做起了物流贸易大买卖。《鄂君启金节》告诉我们，熊槐虽然特许熊启贸易货物可免除进出口关税，但也有一定节制的，而不是放任自流的，有点儿像现代的计划经济体制。
比如说，免税但是要限量。舟节规定“屯三舟为一舿（舸即船），五十舸”。从这里的字面意义看，一舸的载运量相当于今天的１８吨，五十舸的载运量约为９００吨。车节规定“车五十乘”，五十乘车的载运量约为５０吨。熊槐同意熊启陆路货物免税限量为１５０乘车，相当于今天的１５０吨左右。这样的交易量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运载能力不强条件下，拥有如此数额的贸易量，是令人震惊的。
实行严格的免税年检。舟节文说：“为鄂君启之府商铸金节，……岁赢返。”何谓“岁赢返”？就是说免税期限为一年，在一年内可多次贩运，凭节免税，期满后将节缴还有司，有司验证无违反规定的行为，再发放给熊启使用。
严禁倒卖军用物资。车节文说：“毋载金、革、黽、箭。” 金、革、黽、箭等均为军用物资资源。战国时群雄争霸，军用物资奇缺，楚国境内盛产铜、铁、竹等制造兵器的材料，所以熊槐严禁将本国军用物资向外贩卖。
禁止熊启的商队向地方官要求安排食宿。节文“毋余李飤”，意为熊启的商队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不准向其提供食宿。否则，属违纪行为。
舟节和车节上的这些文字，不经释读是很难看懂的。如果你看懂后就会发现，这３１１个字，将中国“官商”经营史，由汉代推到了战国时期。熊启的商队为了盈利，他们“倍道兼行，夜以继日”，还要冒“关梁之难，盗贼之危”。这使我们想到，鄂州的祖先在古老的星空下，纤夫拉船，马夫赶车，纵横几千里，做进出口生意，他们积极、睿智、勇敢的开拓进取精神，为秦汉商品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鄂君启金节》上的铭文，如一个密码本，它出土之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战国鄂州的大门，为我们还原了那个时期鄂州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贸易往来的兴旺。熊启的商贸之路是值得经济史学家们认真研究的，不管怎么说，他算得上那个时代既精于营商环境，又善于开发商业资本的商贸实践家。
战国时期，南北方的经济特色比较明显。南方的物产资源十分丰富，北方的手工业相对发达。当时的鄂州地区许多特产生产过剩，要寻求销路。身为封疆大吏的熊启，不仅有超人的商业头脑，而且有开阔的贸易视野。因此他在其兄熊槐的特许下，创办了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庞大的水陆两栖贩运商队。
当时楚国的交通状况是，东边和北边以陆路为主，西边和南边以水路为主。鄂州是鄂君熊启的封地，也就是说，鄂州是熊启开展“府商”进出口业务的起点。自古以来，鄂州地区水路十分便利，熊启利用舟节开通了四条航线：西北线“自鄂市（今鄂州市），逾湖、上汉，适鄢，适芑阳”，这条航线以汉水为主干，通往郢都；东线从鄂州入江东下，直通泸江；南线从长江上游入湘江、资水、沅水，到达湘西桂东；西线自鄂州溯江而上，经木关到达郢都。
陆路利用车节也开通了四条线路：北线“自鄂市，适阳丘、适方城”，到达河南；西北线“适方城……适兔禾”到达了陕西商县；东北线从方城东行，“适繁阳，适高丘”，到达了豫皖；东线“适下蔡，适居巢”，到达了江淮地区。车节中所载的地名多为边关地区，可以推断，鄂君熊启陆路贩运，主要是进行跨国贸易。
车节的西北线是通向秦的贸易之路，北线是通向三晋的贸易之路，东北线是通向宋、齐、鲁的贸易之路，东线是通向吴越的贸易之路。鄂君启位居南北中间地带，有通商南北经济之便。于是，他把南方的特产和手工业品贩运到北方，然后把北方的物产贩回到南方，这便是熊启这个“红顶商人”跨国贸易从中赚钱的初衷。
毫不夸张地说，从舟节、车节铭文可以看出，鄂州在中国古代经济交流中，已经在四个方面处于领先位置：率先实行通关免税证，并且实行限量进出关口；政府官员只要取得合法手续，也可以经商，但必须遵纪守法；官员经商所到之处，不能享受沿途地方政府为其提供食宿，公私必须分明，检验一经发现有违规行为，将取消营业执照。作为社会发展中的新兴阶层，鄂君熊启已成为官僚商业资本出现的真正代表。
鄂君启金节铭文释放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以鄂州为起点的陆地丝绸之路。在商品贸易中，你的认知有多远，你的商品就能走多远。随着鄂君熊启商贸的发展和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各地土特产交流的频繁，商品的种类大大增加，从农产品、手工产品到达官显贵喜爱的珠玉珍宝，无不应有尽有。商品贸易惠及的地方有：临淄、濮阳、大梁、宜阳、洛阳、咸阳、下蔡等地，涌现出了许多“千金之家”“万金之家”，真正实现了异地的双赢。
海上丝绸之路
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承前启后并最终形成规模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孙权从公安迁驻到鄂县，改鄂县为武昌，大兴土木，建设武昌城。他主张“国以民为安，民以食为天”。“若更通伐，妨损农桑”，于是大力发展经济，开创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并以武昌作为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在很多人眼里，孙权是一个只善于打打杀杀，“以武而昌”的武夫。有这样看法也不足为奇。在那个风云际会，群雄逐鹿的烽火岁月，谁的拳头大，谁就可以雄踞一方，直到问鼎中原。但是我们忽视了孙权的另一面，他也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宏观经济学家，一个睁眼向洋看世界的人。
赤壁之战后，孙权坐领江东，又占有鄂州这个矿冶中心和荆襄一部分肥沃的土地，江南广大疆域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自公元２００年孙策离世后，孙权代他领兵，到公元２５２年孙权死，孙权统治江南长达５２年。黄龙元年（公元２２９年），孙权在武昌称帝。他在这里建都，是因为他看中了武昌的地理优势，这里有长江、长港，众多湖泊，有丰富的铜矿、铁矿，既有战略区位，又有战略资源。不久，他以建业为都城。建业即今日之南京，后来又称金陵。孙权把政治中心东移南京后，但他一直把武昌作为他的陪都经营。他加快江南开发，使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逐步成为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地区，推动了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也是在这个时期，武昌地区的手工制造业，达到了一个高峰。
当时，武昌地区的高光产业主要有四项。
其一，是造船业。航船、航舰，这是航海的必备条件与工具。由于孙吴同曹魏、蜀汉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孙权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武昌是孙吴的造船中心。当时孙权设置典船都尉，专门管理造船工场。孙吴所造的船，主要是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较多，船体庞大，龙骨结构质量很高。最大的战舰可载三千士兵，有上下五层，非常壮观，续航能力极强。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大者长二三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楼阁，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当时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从东吴出土的陶制船模看，此船从头到尾有八根横梁，八根横梁说明有八副舱板，八副舱板把船体分成九个严密的分舱。这是一种用横梁和隔舱形成的分隔舱结构造船新技术。船在航行时，即便有一两个船舱受到破坏进水了，水也不能流入其他舱中，船也不会马上沉没。进水的船舱可以马上抽水、堵塞漏洞，进行维修，并不影响船的继续航行。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感叹武昌先民们的聪明才智。武昌发达的造船业，为孙吴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吴国海外贸易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其二，是青铜铸造业。武昌的铜镜和铜器铸造很发达，当然这也得益于境内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如铜绿山铜矿、鄂州西山铜矿等。孙吴铜镜和铜器的制造中心有两个，一个是武昌（今鄂州），一个是山阴（今绍兴）。鄂州市博物馆收藏的神兽镜，半数以上有纪年铭文，年号除“建安”外，还有孙吴的“黄武”、“黄龙”、“嘉禾”和“赤乌”等，并刻有作坊和工匠名称。东吴的铜器，比较重要的发现是鄂州古井中出土的三件铜器。其中一件带有“黄武元年”纪年铭文的双耳铜釜，肩部刻有铭文“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卅八枚”１２个字，腹部刻有“武昌”及“官”三字，腹下部满饰均匀的弦纹极为精致，反映了当时的铸造工艺水平。另两件分别为铜锅及铜鋗，是锻造而成的。陶弘景《古今刀剑录》中有“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的记载，古井中发现的器物使之得到了佐证。
其三，是瓷器制造业。鄂州市洋澜湖东面有一古窑址。据文物部门考古发掘，该窑址有东汉至六朝时期的窑炉２０多处。这个窑场的生产作坊，由陶土存放、生产作坊、储存仓库和烧制窑炉等组成，包括了陶土处理、制作成型、阴存风干、入炉烧制等工艺流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鄂州先后出土并收藏了３６００多件六朝青瓷器。这些青瓷器的造型，有以“孙将军门楼”“仓廪院落”为代表的建筑物青瓷器，有以“五联灯”“狮形插座”为代表的生活用品青瓷器，有以“三蹄足砚”“水盂”为代表的文房用品青瓷器。著名考古专家蒋赞初认为，鄂州出土的数千件六朝青瓷器中，百分之九十是武昌的产品，百分之十来自长江下游地区。鄂州青瓷器虽然不是出自中国十大名窑，但它较汝窑早上千年时间。而且，从瓷器工艺和质地上看，河南汝窑瓷器，明显受到武昌青瓷器工艺的影响。
其四，是纺织业。孙权主张“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若更通伐，妨损农桑”，他结合武昌地区经济特色，大兴纺织业。还设有官营丝绸生产机构。据《吴书€峰纱芳窃兀锶ǚ蛉伺耸希案肝簦ㄋ溃蛉擞腈⒕呤渲摇Ｈ熘俪浜蠊！彼镉衷半酚缸鹘醣唬囊揍≌剩捩路そ越跣濉薄Ｓ纱丝蠢矗幸采跣宓人砍癫罚渖鞣痪褪怯率舻闹摇５笔保矶啻蟪枷虺⑻岢隽朔⒄古┥５慕ㄒ椤Ｓ腊捕辏暗鬯镄菹纶敖裼任湫尬模猿绱蠡拼酥溃庇捎谑棵裰模匦肱┥＃锷Ｒ阎粒豢珊笫薄！贝诱舛挝淖挚芍镂庹运砍裆闹厥映潭取７堑绱耍窖坊乖诤２吞锸本汀岸饺芭┥！薄Ｖ铘摺⒂腊驳鹊匾采俊Ｓ兰位菇卑瞬现唷？杉砍裆榧俺そ邢掠吻颉＞菘脊欧⑾值亩饽乖幔嬖嵊兴笞印⒎恼赖确闹ぞ撸辛贰⒕睢⑿濉⒚唷㈢铡⒗偂⒉际康牡羌窃觳帷Ｕ飧瞿怪骷锌赡苁且晃凰砍裆罄习濉？
从孙吴以上四大产业的繁荣程度可以看出，这些精美的商品，东吴是消化不了的，必须向外寻找销路，雄才大略的孙权，自然想到利用自己的船舶优势，把视野投向了海外。
我们从史籍中知道，孙权曾数次派遣官员出使海外。《三国志》记载，第一次是黄龙二年（２３０），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亶洲，可能是琉球岛，今由日本管辖的冲绳岛。《梁书》海南诸国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记得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李学勤的《长江文化史》，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等书，均皆认为孙吴政府很有作为、很有建树、很有成效。孙吴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国家有，波斯、天竺、狮子国、扶南、婆利、乌文国等。也就是今天的东亚、南亚、西亚等国家。据朱应出使回国后撰写的《扶南异物志》、康泰的《吴时外国传》载，他们到南海访问了几十个国家。
同时，外国的使者也经常访问吴国。并带来了各国的生活器物。比如磨花玻璃碗，这种玻璃碗是由海上运往中国的，它是鄂州与世界文化交流、商业交流的佐证。吴黄武四年（２２５），扶南国王范旃遣使来吴国，历时四年来到东吴，献琉璃。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国。黄武五年，大秦（罗马）商人到交趾、建业等地。法显陆上西行，从海上归国，由印度多摩利底经狮子国、耶婆提，到山东崂山。孙吴的丝绸之路，证明了三国时代孙权超出常人的战略智慧，孙权也从海洋文明中收获了他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空中丝绸之路
如果说，鄂州古代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显得苍老，那么，航空丝绸之路就年轻多了。航空丝绸之路是一种现代文明。
丝绸之路的魅力在于，邻与邻之间、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各式各样的文化在这条路上通过，相互进行交流，开放包容、优势互补，实现双赢。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缺一不可。鄂州人对丝绸之路文明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认知。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鄂州人赋予了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根植历史，更面向未来，源于中国，更放眼世界。
从航空业诞生之日起，航空运输就以快速而著称。到目前为止，飞机仍然是最快捷的交通工具。航空运输利用天空的自然通道，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航空运输连接着当地和世界各国，并具有广泛的外部辐射能力。当今世界，航空运输发达的城市，无一不是经济繁荣的城市。美国孟菲斯国际机场、法国戴高乐国家机场、日本成田国际机场、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等国家级货运机场等，其吸纳与辐射作用。鄂州人对空中丝绸之路的认知，比常人更深更远。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７日，亚洲第一个，全球第四个专业货运机场鄂州花湖机场，经过鄂州人多年艰辛的规划建设，正式投入运营。花湖机场是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项目，是湖北省构建“双枢纽”、打造“双循环”、融入“大市场”，形成“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标志性工程。如果说鄂君熊启开创的是陆地丝绸之路，孙权开创的是海上丝绸之路，那么，当代鄂州人开创的是空中丝绸之路。鄂州人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愿景，全面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构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谋求人类命运共同体。
花湖机场位于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交汇处，也是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十字交汇点。这里有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城市腹地，距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国内大城市均为１０００公里左右，具有全国领先的通达效率。位于中国经济地理中心的花湖机场，着眼于湖北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１０００公里半径、１．５小时飞行圈内，可覆盖全国９０％的经济总量，８０％的人口，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五大城市群；山东半岛、辽中、海峡两岸、关中、中原、江淮和北部湾七大区域性城市群；着眼于湖北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构筑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的“全球１２３快货物流圈。”这就是鄂州人的战略境界，他们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划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
中国民航大学欧阳杰教授说，花湖机场位居中国经济地理的“天元”位置，它是体现新一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是体现交通先行而下的一步先手棋。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将起到交通战略支点作用。
几年来，鄂州航空人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正在合力绘制精雕细琢的“工笔画”。到２０２５年，花湖机场开通国际货运航线１０条左右，国内航线５０条左右，货邮吞吐量达到２４５万吨，形成辐射全国、畅达全球的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到２０３０年，旅客吞吐量１５０万人次、货运吞吐量３３０万吨。到２０５０年，将在东跑道东侧建成第三跑道，满足年旅客吞吐量２０００万人次，货运吞吐量９０８万吨，飞机起降２７万架次。转运中心将设置七条分拣线，每小时分拣货物峰值可达５０万件，自动化程度在业内领先。在顺丰全球业务布局中，花湖机场转运中心是其航网的核心，目标是建成全球供应链中心、全国仓配中心、高端加工流通中心。
花湖机场紧邻长江黄金水道，七大深水港、四条快速路、二条高速路和六条高铁线环绕周围。花湖机场周边已初步形成“公水铁空联运，江海湖直达”的现代交通网络，为多式联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顺丰航空物流以花湖机场为枢纽，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布局四个区域性机场，包括北京、深圳、杭州和成都，构建１十４发展模式。此外，花湖机场多式联运依托顺丰速运布局三条多式联运通道，将开通包括空铁联运、空公联运、公铁联运、江海铁联运等多条多式联运线路，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夯基垒台和持久动能，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世界上最大的天地，也是人的思维。以空中丝绸之路为愿景的花湖机场，已经成为鄂州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不久将会覆盖全国，通达世界。
关于花湖机场的建设，也有些鄂州人持消极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项投资大，收益小的工程。对于这种人，我们大可不必在意。因为，高度决定视野，角度决定观念。我们应该看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世界是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各种文明和谐共生，相得益彰，人类才能富足安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只有拥抱世界，才不会被世界淘汰出局。空中丝绸之路是一条包容之路、互惠之路、共赢之路。我敢断言，鄂州人选择的这条路，是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