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民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公元1080年至1084年，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曾躬耕东坡，世称“苏东坡”。
苏东坡具有多方面的成就，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林语堂先生说过：“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传·原序》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东坡文化发源于黄州，影响于武昌（今鄂州），辐射于大江南北。近年来，对于苏东坡的研究已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完全可以创立一门学问：苏学。夏建国先生的新著《苏东坡：扁舟越大江》（以下简称《苏东坡》），是一部用力用心用情之作，也是一部苏轼与武昌研究的扛鼎之作，具体记述了苏轼与武昌的情缘，突出了武昌对于形成东坡文化的特殊意义，相当于东坡文化研究的“鄂州卷”。
一．凸显亮点，视角独特
宋元丰五年（1082年），苏东坡夜游赤壁，深情地写道：“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赤壁赋》）武昌的魅力何在？能够深深地吸引着见过大风大浪的苏东坡。
《苏东坡》中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苏东坡通过‘时复扁舟’武昌，十分幸运地见识了独特美妙的山水、厚重温情的人文，为他疗伤舔血、蛰伏蝶变提供了慰藉，也帮助他从‘寒饿’困顿、苦闷抑郁中走了出来，实现了‘黄州突围’。”诚哉斯言！
首先，武昌的山水滋润了苏东坡。苏东坡来黄州不久，渡江而来，初游西山，就表达了对武昌西山的仰慕之情。“连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来已百日，欲济空搔首。”（《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一个多月后，陪弟弟苏辙再游西山，“千摇万兀到樊口，一箭放溜先凫鹥。层层草木暗西岭，浏浏霜雪鸣寒溪。”（《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抒发了“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宦海浮沉的感慨。及至若干年后，老病还朝，还念念不忘“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烟江叠嶂图>》）山水清音，最宜修身养性。
其次，武昌的胜迹吸引了苏东坡。比如抔湖边有唐代诗人元结隐居时的遗迹退谷、抔尊，西山上有吴王台、试剑石、西山寺，山下有陶母庙、寒溪寺、解剑亭等等，可以尽情游览。与苏东坡联系最紧密的，要数被列为古武昌八景之一的“苏子遗亭”。苏东坡在《西山戏题武昌王居士》小序中写道：“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题一句云：玄鸿横号黄槲岘。九曲亭即吴王岘山，一山皆槲叶，其旁即元结陂湖也，荷花极盛。因为对曰：皓鹤下浴红荷湖。坐客皆笑，同请赋此诗。”可知当初的九曲亭建立在吴王岘上。吴王岘在哪里？《水经注》上记载，吴王岘在樊口抔湖以上一里处。吴王孙权在武昌新造了一艘大舰“长安号”，试航时在樊口附近的大江中被飓风吹坏了，搁浅在那里，那地方叫败舶湾。吴王带领士兵返回武昌城时，在九曲岭上开凿了一条小路，人们把这里称为吴王岘，后来修建了岘山亭。亭废已久，苏东坡重修此亭，取此路“羊肠九曲”之义，名为“九曲亭”。几年后苏东坡奉调离别黄州，乘舟渡江，来到西山，徘徊岘上，留下了“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渡吴王岘”的诗句。据《寿昌乘·古迹》篇记载，大约南宋时，在灵泉寺以东不远的地方，郡守段震午易地重建。
再次，武昌的人情抚慰了苏东坡。据《苏东坡》记载，在武昌，帮助过苏东坡的人还真不少，比如鄂州知州朱寿昌、武昌县令江綖、杜沂父子、潘丙一家和王氏兄弟等。苏辙在《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中写道：“县令知客来，行庖映修竹。黄鹅时新煮，白酒亦近熟。”记述了江綖对苏氏兄弟的真诚欢迎和热情款待。黄鹅，是指流行于西山南麓飞鹅岭一带的名菜烧黄鹅，其原料是当年饲养的尚未完全褪尽浅黄色绒毛的嫰鹅。苏东坡在《杂记》中写道：“樊口有潘生，善酿酒醇美。”潘生，即寄居樊口的潘丙。苏东坡不仅跟潘丙兄弟三人友好，还与潘丙的侄子潘大临成了忘年交。苏东坡多次渡江而来，饮潘生酒，食武昌鱼，诗酒自娱，谈笑风生。“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苏轼《赠别王文甫》）可见，最让苏东坡倾心相交的是流寓武昌车湖、“江南有蜀士”的王齐愈、王齐万兄弟。故旧乡情，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最终平复了自己被贬黄州的悲愤心情。直到“去黄移汝”，留别雪堂，苏东坡还写道：“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归去来兮”》），回首往事，饱含深情。
正是“山幽绝，水清澈；酒醇美，人友好”，苏东坡有幸与武昌结缘，彼此互相影响。武昌助力苏东坡，同时协同黄州成就了苏东坡；苏东坡在武昌留下了浓墨重彩，占尽千古风流。
二．引证诗文，考据充实
翻开书页，引文丰赡，比比皆是，是《苏东坡》的又一特点。
从全书来看，引用苏东坡诗词最多，其次是书信、文赋。从具体章节来看，既有对大地名的考证，不厌其烦；也有对小细节的阐释，三言两语。
首先，对樊山历史的探究，便是大处着眼。樊山，又名西山、西岭、樊岭，苏东坡多次来游，反复吟咏，还专作《记樊山》一文，考证山名，叙述有关地名、逸事与遗迹。关于樊山山名之由来，有多种说法，苏东坡并未深究，以“不知孰是”一句轻轻带过。接着，由远及近，由上而下，分别介绍了芦洲、樊口、吴王岘、寒溪寺、即位坛、九曲亭、菩萨泉、陶母庙、圣母庙等。《苏东坡》以樊山及其流变讲到武昌厚重的历史，从古樊国到东鄂、樊楚、东吴，梳理出鄂州历史上四次立国的往事。文章又从某个地名生发出有关历史事件，增添了阅读的兴趣。比如，从“芦洲”引出春秋末期伍子胥逃楚奔吴的故事，并且以《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吴越春秋》的记述为证，令人信服。又从“吴王岘”，引出吴王孙权汛江试航、即位告天、樊山猎豹等故事，并且以《吴大帝告天文》《太平寰宇记》《水经注》为证，言之凿凿。又从“（樊山）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镜”，引出武昌冶剑铸镜的历史，并以苏东坡《武昌铜剑歌并叙》《次韵曹九章见赠》和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所述内容相印证，使文章更具真实性。再如，在《武昌西山“三贤”》一节中，对唐代诗人元结隐耕退谷行事的考释，揭示出对苏轼本人躬耕黄州古城东坡的明显影响，回答了在《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中作出“尔来风流人，惟有漫郎叟”高评的原因。
其次，对一些词语的解释，又是小处入手。北宋宋祁有《酴醾 》诗：“来自蚕丛国，香传弱水神。析酲疑破鼻，并艳欲留春。”王淇有《春暮游小园》诗：“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贾宝玉在大观园题额时也写了一联：“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很多人不明白“酴醾”是一种什么样的花。苏东坡来黄州不久，蜀中故旧杜沂来访，在《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萨泉见饷，二首》诗中就写道：“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苏东坡》中特地加一注释：“酴醾花，别名悬钩子蔷薇、山蔷薇。”原来此花既是武昌西山的特产，也是四川常见的花卉，这就读懂了杜沂赠送此花寄寓乡情的用意。苏东坡初游西山，便道：“买田吾已决，乳水况宜酒。”（《游武昌寒溪寺》）后在车湖，其弟苏辙认为此地足以作为兄长买田定居养老之所，写道：“买田信良计，蔬食期没齿。”（《将还江州，子瞻相送至刘郎洑王生家饮别》）老朋友陈慥也曾劝他在黄州附近买田，然而，苏东坡终究没有在武昌买田，究其实，不是不想买，而是不能买。苏东坡在《与陈季常九首（之六）》这封信中道出了原委：“然某所虑，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苏东坡》中对此话的解说，颇有道理。“居于别路”，用现在的话解释是，一江之隔，分为两省。那时的武昌为荆湖北路鄂州武昌县，苏东坡的谪居地则为淮南西路黄州黄冈县。如果未经皇帝恩准而过江买田安家，势必“跨路”，传到朝中“好事君子”那里，非闯大祸不可。
再次，对一些典故的阐发，分析透彻。比如“陶公柳”，本书中引用《武昌县志》上的记载，介绍了这一典故的来源，介绍了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行事，彰显了陶侃植柳爱民的精神。再如杜沂赠送给苏东坡的“诸葛笔”。本书中说道，史传诸葛一门早在东晋时代已在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制笔。诸葛笔“一枝酬十金，劲妙甲于当时”，几百年盛名不衰。据说大书法家王羲之、柳公权都曾亲自向诸葛氏写过《求笔帖》。唐宋时诸葛笔更是书法家求之不得的名笔。杜沂的父亲杜君懿善书且喜好藏笔，在宣州为官数年，用自己的俸禄买了不少诸葛笔收藏。为此，苏东坡回忆自己早年应举时，杜君懿曾送给两支笔以助考试的盛情，写下《书杜君懿藏诸葛笔》一文，表达对杜沂父子的感念之情。
以上这些文字，不仅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尤其是对凸显苏东坡吟咏武昌、热爱武昌的行为，刻画人物形象，表现其精神品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挖掘史料，内涵丰富
作者在《后记》中说：“尽管本书相当于苏轼的《鄂州传》，但撰写时还是着意以点带面，让读者能通过本书，对苏东坡一生功业有比较完整的了解。”这好比史书一样，既可作苏东坡的“断代史”看待，也可作为苏东坡的纪传体“通史”看待。
其一，前后勾连，提供背景。比如第二章《饮“潘生酒” 食武昌鱼》，写苏东坡与潘生的交往。首先，用一节的篇幅，写苏氏兄弟最初“落帆武昌樊口”，是在十五年前护送父亲的灵柩，溯江而上，经过樊口眺望黄州的往事，交代了苏东坡与两座古城的不解之缘，同时引出苏东坡的父亲苏老泉（苏洵）的故事。书中交代了苏东坡对“樊口”地名的初步考证，与以后写作《记樊山》伏下一笔。此外，作为背景，书中还提到与樊口有关的两场大战，以凸显樊口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一是战国末期秦国灭楚的最后一战，秦王嬴政亲来樊口，祝贺灭楚大捷。明人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记载了此事，说：“楚王负刍被掳，秦王嬴政发驾，亲至樊口受俘，责负刍以杀君之罪，废为庶人。”二是赤壁之战前，刘备曾屯兵樊口。《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载：“备从鲁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这里的樊口，指的是江湖连通时樊水出口处一片区域。樊口古镇，前后三迁。唐宋时期，在长江以南、樊水之东的抔湖垴下，形成了早期的樊口小镇，苏东坡渡江登岸，就在此处。明清时期，樊口古镇搬迁到薛家沟出口处（原造船厂）的西岸。民国十三年（1924年），吴兆麟奉湖北督军兼省长萧耀南之命修筑粑铺大堤，建起民信、民生二闸后，樊口古镇才搬迁到横坝上，逐步形成樊口街。樊口古镇，给苏氏兄弟留下了最初的印象。
其二，玉堂唱和，心系西山。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在京城（今开封），苏东坡与邓圣求夜值玉堂（翰林院），偶话旧事，感慨万千，写了《武昌西山并叙》，请邓圣求同赋。苏诗中通过“春江”“官柳”“春酒”“野梅”“九曲岭”“吴王台”“解剑亭”等富有地域特色的意象，抒发了对武昌西山的怀念之情。果然，邓圣求被苏东坡诗中的激情所感染，当即写了《次子瞻<武昌西山>韵》，和诗一首：“武昌山水诚佳哉，当年五柳亲栽培。家家开门枕江水，春风照耀桃与梅。”邓圣求的和诗今已不全，只剩四句，仍可见出作者对武昌山水风物的赞美之情。两位饱学之士吟诗唱和，诚为诗坛盛事，吸引多人参与，一时和者达三十余人。《苏东坡》一书中收录的和诗就有10多首，作者有苏辙、刘攽、孔武仲、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还有南宋以后直至明、清追和的，如楼钥、陈杰、李东阳、祁隽藻等。当年，苏东坡被诸贤踊跃参与此次唱和活动深深感动，作《<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赋诗回应。事后，苏东坡将《武昌西山并叙》唱和、答谢诗三十余首，一并托付给到京城办事的潘丙的父亲潘革，请他转交给王齐愈，恳请王家兄弟，将“当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间”（苏东坡致王齐愈书语）的墨迹摹刻于石，并镶嵌于西山寒溪石壁之间，以流传后世。
其三，兄弟情深，长留佳话。清人张鹏翮撰其三苏祠联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上联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均为填词名家，下联“四大家”是韩、柳、欧、苏四家，其中苏家包括“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据《苏东坡年表》记载，宋嘉佑元年（1056年），苏家兄弟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进京赶考，五月到京，九月参加礼部举人考试，兄弟皆中。次年正月，苏家兄弟同登进士，苏东坡名列第二，父子三人名震京师。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卒于京师，苏家兄弟扶柩船溯江归蜀，途中在武昌樊口落帆歇息，同游西山，寻访孙权遗迹。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怀念弟弟。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底，苏辙护送兄长家眷前来黄州。六月初，苏家兄弟同游西山，后送弟至车湖刘郎洑作别。其后两年，苏东坡牵头重建九曲亭告成，苏辙作《武昌九曲亭记》。在苏辙看来，苏东坡之所以扩建九曲亭，适意武昌，“有乐于是”，是因为武昌独特的山水、厚重的文化、美好的人情吸引了他，感动了他，使他将一颗爱心留在了武昌，真可谓“知兄莫若弟”。元丰六年（1083年），与苏东坡同时谪居黄州的张梦得在居所附近修建一亭，苏东坡名之为“快哉亭”，作《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结句说：“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辙应邀作《黄州快哉亭记》，叙写武昌风物，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绍圣元年（1094年），朝廷恢复新法，苏家兄弟及门生相继遭贬，兄贬惠州，弟谪守汝州。两年后，被贬海南儋州，弟贬雷州，兄弟二人相遇于滕州，同行至雷州。《苏东坡》援引《宋史·苏辙传》的记载：“（苏）辄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回顾苏家兄弟的人生经历和功业成就，特别是苏家兄弟在武昌的行事，可知这一评价的精准。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眉山三苏祠，深有感触地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苏东坡：扁舟越大江》正是这样，挖掘出东坡文化“鄂州卷”的精髓，让我们对于中华文化更加坚定了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