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小满节前后，正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一朵朵雪白雪白的花儿，像精灵一样隐藏在满树的绿叶中，暗香浮动，或在人家的屋后、阳台飘荡，或从行人的手中、发间掠过。
家乡小城有戴栀子花的习俗。无论街市，还是乡村，栀子花开时，走在路上，随处可以见到年长的妇人或是小女孩在发后或耳边簪上一朵或两朵白色的栀子花，年轻一些的姑娘媳妇戴在头上的不多，但别在胸前领口的还是大有人在。这习俗不知缘何而起，每每与这些戴花人擦肩而过时，多会有一袭隐隐约约的香风扑面而来，粉甜粉甜的，想那戴花人整天都氤氲在甜香的气息中，心情定是大好。
白白的花，绿绿的叶，还有那阵阵若有若无的甜香，总让我想起小时候的邻居，一对五保户老人。
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老人了，就在吃五保了。爹爹姓郑，邻里称他“郑嘎郎格”（家乡方言，当是“郑家老人家”的方言音），他的老伴，人称“郑老婆子”。这些称呼我从来没有用过，直到现在。郑老婆子姓汪，与我妈同姓，我们姐弟从小都喊他们姑嘎（家乡方言，姑外婆的意思）、姑嘎爹（家乡方言，姑外公的意思）。
姑嘎爹家是我家的右邻，我家与左邻家的房屋中间隔着一条1米左右宽的小巷子，姑嘎爹家与我家共用一堵山墙，相当于他家的两间房子是搭在我家房屋的右边，就像是农村里很常见的那种披屋，但又比披屋要高。因此我们两家不是一般的邻居，而是紧邻。因为这个关系，我奶奶与姑嘎走得很密。冬日没事的时候，她们经常坐在姑嘎家门前，一边晒太阳做些针线活，一边聊家常。有一次，她俩，后面又来了几个其它邻居奶奶，围坐在一起，刚开始还是东扯西拉，后来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在家长里短中说起各自的儿媳妇。也是，俗语都说了：“媳妇手上提个锣，到处说婆婆；婆婆背上背个鼓，到处说媳妇”。其实，我奶奶是老实人，不爱说别人坏话，那天估计是环境使然，她也说了几句。姑嘎是忠实的听众，没有参与咵天（家乡方言，聊天的意思），但当奶奶说的时候，她神色有些紧张，看了看在旁边玩耍的我们姐弟仨，悄声地问我奶奶：“你不怕他们回去告嘴（家乡方言，告密的意思）?”她一边说，一边还朝我们姐弟这边呶了呶嘴。我奶奶听了，好像很自信，声音有点大：“不会。他们几个不挑事。”这件事，我们姐弟真的没有一个回家告诉妈妈。
上世纪70年代，农村的经济普遍不发达，房屋还多是土坯瓦屋，房屋结构也是“明三暗六”（就是从外面看是三间房子，但实际是是6间房，包括堂屋、厨房和4间卧房）。我家就是这样的，屋顶盖的是青瓦片，左邻家屋顶盖的是大红瓦。
姑嘎爹家的两间房就是两间房，一间堂屋，一间卧房，进深有点深，屋里的光线不太好。他家房子上盖的不是瓦，而是茅草，是真正的茅屋。每隔几年，他家的屋顶都会翻新，用新草替换旧草，同时修修损坏的椽子。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很兴奋，站在我家门前，看着那经过几载风吹日晒已经变得灰白、甚至有些发黑的旧茅草被掀下屋顶，扬起阵阵灰尘，几根灰草还被风吹到了我面前，散发出一股烂草的霉味；然后看着一捆捆金黄色的新茅草被送到屋顶，打开，再厚厚地铺到屋面上。夕阳西下，屋顶的新草在余晖的映照下，显得柔和而温暖。我专门从剩下的草捆上扯了几根送到鼻前嗅嗅，新草的清香，沁人心脾。
我家门前有一条河，小时候，我们的房子都是面河而建，每家每户都有前后出场，是一片不小的空地。一般人家都是将屋前的出场做晒场（农村里晒稻谷晒小麦用），在房前或晒场边上栽几棵树，用于牵绳晾衣、乘凉遮荫。屋后的出场多数都种了树，有讲究的人家会栽上几丛花。我家与左邻家都是种的树，没有种花。姑嘎爹家的屋前与大家一样，在晒场边上种了几棵杨树，他家的屋后却是用比我们高很多的竹篱笆围了起来，做成了一个大大的菜园。园子里不光种菜，还种了花。
我经常站在我家的屋后场，透过篱笆的间隙，偷看园子里的菜，与花。春暖花开的时节，白中点紫的萝卜花，金灿灿的白菜花在风中摇曳；夏日的清晨，一架架黄瓜、豆角开着花吊着瓜与豆，葫芦、丝瓜顺着竹篱笆攀上篱笆外的杨树，吹起了镶白套黄的朝天喇叭；秋高气爽的日子，红通通的鸡冠花，月月开花的月月红（月季花）映红了半边天；暖洋洋的冬天里，一畦畦蔬菜，白菜，萝卜，韭菜，芹菜，小葱，篱笆边上的一蓬酸杆（学名金荞麦），全都绿油油的。最吸引我的还是靠近我家这边的菜园一角，因为那里种着一棵枝叶婆娑、四季常青的栀子花树。
这棵树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呢?我没问过，好像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就是这么大一棵了：树干有一个成年人的小手臂粗细，离地不到50厘米就向四周层层伸出许多枝丫，枝丫们不分先后，每一根都努力地向上托举着枝上繁茂的绿叶，形成一个大大的树冠，就像一把完全撑开的绿色巨伞。我常常一动不动地观察着这把绿伞，盼望着伞下能闪现一线白。我知道，当白色出现时，就是栀子花开的时候。但这个时候，要等，等到每年的初夏季节。
有一年，应该是我上小学四年级了吧。元宵节过后，我们都上学了，日子一天天地过着，杨树发芽了，又飞絮了，地里的小麦也在慢慢变黄，奶奶说小满节气要到了，我很高兴，因为我已经在那棵栀子花树上发现了一些若隐若现的白了。我知道，我又等到花开的时候了：姑嘎每天都会早早地站在门前，等着我们，将带着露水的栀子花送给我们，我们高高兴兴地顶着一头香气去上学。
果然，栀子花开了，姑嘎连着几个清晨都早早地摘好花，站在她家门前。我们围着她，她一个一个给我们戴上，扎一个辫子的就戴一朵，扎两个辫子的就来两朵，短发没扎辫子的，也有一朵，她带了发卡，她会用发卡帮没扎辫子的别在头上。我扎着左右两个羊角辫，戴着姑嘎给的花，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走了一段距离，我回头望了一眼，看见姑嘎整个人都沐浴在金色的朝霞里，仿佛披了一件金色的长袍，熠熠发光。
星期六的早晨，下了点小雨，地面有点湿。我习惯性地往姑嘎家门前走去。咦，姑嘎家门前居然没有人，门也是关着的。我们几个来领花的小女孩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相互摇摇头，一步一回头地去上学（那个时候还是单休，周六要上学）。那天，我头上没有戴花，看着别人头上的花，心里竟生出了一点小嫉妒。
中午回家，奶奶告诉我们，姑嘎生病了，姑嘎爹一早就送姑嘎到乡卫生院看病去了。哦，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要去看看?”弟弟在一旁问，实际上我也想这样问，只是他嘴快些。“我去看过了！你们想看，明天放假，领你们一起去！”奶奶回答。
星期天，雨歇了。吃过早饭，奶奶用网兜拎了两瓶水果罐头，一个桔子的，一个梨子的，带着我和弟弟去看望姑嘎。
虽然住在农村，但家里管我们姐弟很严，不允许我们到别人家瞎串门，除非有大人带着。（直到现在，我都不习惯到别人家串门。）因此姑嘎家虽然与我家是紧邻，但我们每年除了拜年进过她家的堂屋，其他地方并没有走到过。那天，在奶奶的带领下，我们不仅走进了姑嘎家的堂屋，走进了她家的卧房，还第一次走进了她家屋后的菜园。
踏上两级台阶，迈过一道低低的木门槛，我们就已站到了姑嘎家的堂屋里。与拜年时的情景一样，屋里有点暗。一进门，紧挨着大门的右手靠墙摆放着一张挂着蚊帐的床，这是姑嘎爹的睡床。堂屋正中摆放着一张深色的八仙桌，四条长凳贴着桌子的四只脚，桌面放着一只红色的铁圆盘，圆盘里面有一把白底印蓝花的提梁瓷茶壶，四只白色的瓷茶杯紧紧围着茶壶。再往前往上看，靠墙的条台上方，就是山墙上挂的寿星老头中堂了。寿星老头右手拄着一根挂着药葫芦的龙头杖，左手托着一只硕大的寿桃，两个胖乎乎的小孩在他身边手舞足蹈。
视线从中堂移开，中堂向左有一道开着的木门，有光线从外面照进来，门外就是那座菜园。向右可以看到墙角处有一个大大的鸡笼，这就是姑嘎每天早晚在门前喂的那群鸡、鹅的宿舍了。姑嘎喂鸡、鹅的场面是很盛大的。印象中，她经常上身着一件灰色的右衽大襟褂，下身穿黑色大摆直筒裤，脚上穿的鞋是自做的圆口布鞋，头发一丝不乱地向后拢起一个圆圆的发髻，左手端着一只装满稻谷的大葫芦瓢，从屋里走出来。她一边走，一边从嘴里发出急促的“dio dio dio”的唤鸡声，在晒场中央站定后，右手抓起稻谷向四周一扬，瞬间，几十只鸡从四面八方飞的飞跑的跑，涌到姑嘎的脚前脚后，咯咕咯咕，啄个不停。那几只鹅倒是不急，踱着方步，头一伸一缩，臀一摇一摆，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吞吃食物。姑嘎站在那群鸡鹅中，手扬谷，嘴唤鸡，活像一名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司令。
奶奶带我们进门时，姑嘎爹正在堂屋里打草鞋。我以前见过他在晒场上打，也见过他穿。姑嘎爹见我们来了，赶紧将打草鞋的家伙什收了，带我们向进门的左侧走。经过一扇木窗，再走几步，掀起一道布帘，就进入了姑嘎的卧房。姑嘎从床上坐了起来，与奶奶打招呼，又要姑嘎爹拿东西给我们吃。虽然卧房的两头都各开了一扇木窗，但室内依然很暗。在暗淡的光线里，我看了看房内的摆设，一张床，一个穿衣柜，床头一个五屉柜，好像没有椅子，奶奶是坐在床上，拉着姑嘎的手寒暄。趁着这个功夫，我和弟弟从后门进入了菜园。
一脚踏出后门，眼前顿觉亮了许多。
出门的左脚边有一口不大的缸灶，缸灶上卧着一只双耳锅，灶眼里有灰。哦，这是炒菜煮饭用的，难怪姑嘎家没有厨房。再看两侧，紧挨着墙壁边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摞很短的木材，一直堆到屋檐下，这是烧柴，我曾从篱笆的缝隙看到姑嘎爹用斧子劈它们。放眼望去，黄瓜、豆角边爬架边开花，紫色的茄子花、白色的辣椒花开得正好，篱笆脚下好像有些新栽不久的瓜秧，有的秧苗已牵出了一两根蜷曲着的绿丝线，为蔓藤做着准备。收回视线，我陡然发现那棵栀子花树触手可及，心里突然有点小激动。才一天的功夫，有的花已完全绽放了，有几朵绽放后边上已开始泛黄，也有含苞欲放的，更让我欢喜的是树上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绿骨朵，它们与绿叶相互簇拥着，有几个还忍俊不禁，露出了白牙。姑嘎爹让我们自己动手摘花，我们竟有些不忍，只摘了那些已经大开的和有些黄边的花。
时间过得飞快。我离家上高中，学校实行月假制，回家的次数十分有限。一次月假期间，姑嘎爹碰到我，喊住我：“你们高中的校长是我的侄儿。”听了这话，我吃了一惊，我当时就读的高中校长确实姓郑。我一直以为姑嘎爹和姑嘎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原来他们是有亲人的。我看向他的脸，他也正认真地看着我。这一看，我又吃了一惊：姑嘎爹有这么老了?虽然一直知道他是老人，可这满脸的皱纹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倒是那两撇长寿眉，让我又想起了他家的中堂。那一刻，我心里既难过，又温暖。难过的是，岁月不留情，温暖的是原来姑嘎爹一直在关注着我。
奶奶去世两年后，我也要上高二了，我家要拆旧屋盖新房。按照统一规划，新建房屋都必须改向，原来面向河水变成与河为邻。这样一来，姑嘎爹家的房子也不得不拆了。村里照顾他们搬去了村部的房子。他们搬走后，屋后的菜园他们还是时不时来打理一下，因为我家要趁我们暑假在家，才开始拆除旧房子。我们还是一个月才放一次假。五月底，我们又放假了。姑嘎爹来到我家，递给我一朵栀子花。他说：“今年栀子花树只打了一个苞，结了这一朵花。不过，比以往的好像要大些。”我问：“树可以移栽吗?”姑嘎爹说：“树老了，心都空了，移了也活不了。等你家拆屋的时候，我就来砍了它。”说这些话的时候，姑嘎爹的神情很是黯然。
他们搬家后，我在寒假期间去看过他们一次。那时候，姑嘎得了食道癌，已卧病在床。我差点认不出她了。她蓬着头发，满脸的褶子，一双眼睛还算有点神，脸上和伸出被面的手不见一点肉。见到我，姑嘎很高兴，虽然不能起身，她还是让姑嘎爹拿出一只盒身斑驳的方形铁皮盒，从里面抓了一把糖给我。我不太想接，但最后还是接了，装到衣服口袋里。出得门来，我掏出那把糖来看，糖不知放了多长时间，糖纸已看不出原本颜色，呈现出一种灰白色，里面的糖与外面的包装纸紧紧粘连在一起，没有一颗形状相同，早已不复原有的圆形或方形。
姑嘎和姑嘎爹去世以后，与我奶奶的坟墓埋葬在一起。他们仍然是邻居。我们每年扫墓时，都不忘将他们坟头的杂草除去，在坟前祭香，烧纸钱。
后来，我自己也种过几次栀子花树，无论我怎么努力，它们都没有活到开花的季节。每年初夏，我都会买一束带叶子的栀子花，插于花瓶中，既观赏，也闻香。
再后来，女儿出生了。女儿从小就怕蟑螂之类的虫子，尤其害怕密密集集的小虫子。有一次，她看到栀子花黄色的花蕊上蠕动着几只小虫子，吓得大哭。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买过栀子花。
栀子花于我，就是那一树，那一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