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站在柳泉之畔，我遐思井喷。
我出生在崂山脚下的李村河边，少年时期就听说过《崂山道士》，以及李白在崂山遇到800多岁的神仙安期生，还吃过比甜瓜还大的枣子；苏东坡也说过，崂山有很多神仙，但也只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却看不见他们的影子......我也曾登上过崂山，夜宿下清宫中的客舍，寻找过幻化成人形的白牡丹和红山茶;还登上过崂山的巨峰顶，欣赏过海上日出的壮观......
我的二舅是残疾人士，也是业余说书人。每到晚饭后，他便坐灯下，向邻居们说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隋唐演义，以及崂山一带奇人异事的传说。也讲一些狐仙花妖以及善恶有报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我就听说过蒲松龄的大名，但似乎觉得离他十分遥远。
（二）
到了青年时期，才渐渐走近了这位短篇小说之王和他的《聊斋志异》。我从军后先在一艘扫雷舰上当过水兵和文书，又在青岛基地宣传部担任过文艺助理员。1961年，我在北海舰队文化部担任文艺干事时，机关的一位作家给了我一册《不怕鬼的故事》。他还告诉我说，1961年，中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著名诗人何其芳接到了毛泽东主席亲自交代的一项任务，即出版一册《不怕鬼的故事》，供干部们阅读。该书编选完成后，何其芳将序文做过三次修改。还增加了一些重要篇幅。毛主席看过之后，曾批示：“此件已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位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自此之后，我便对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三）
到了中年，我读蒲松龄著作时，渐渐从其故事的可读性感受到了这部作品的丰富内涵，也萌生了想写蒲松龄的念头，但心有余悸。在即将席卷而来的文化风暴中，我因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却莫名其妙的被扣上了“小三家村”和“文艺黑线”的帽子，被下放到农村劳动。谁知不到三个月，突然又为我召开大会，宣布为我彻底平反！
我便折断了自己珍爱的钢笔，发誓再也不写一个字了！
（四）
无独有偶，我在工业战线上工作了多年之后，却调到了文艺部门，在市文联一干就是十年，直至退休。虽然有写蒲松龄的环境和时间，却仍然不敢贸然下笔。
办了退休手续后，因青岛离蒲松龄的老家蒲家庄不远，且老伴的家乡是青州，加上淄博有我们的亲戚。所以多次路过淄博，瞻仰过他的故居，还在柳泉品过茶水。蒲松龄研究会（设在淄博）的朋友们还为我提供了有关资料达20余种之多。于是，在朋友的大力支持下，断断续续的写了三年，但因种种原因，也曾三易其稿。最后一稿，是手写的，先将初稿写在纸上，因字迹潦草，加之简繁体混合使用，又视力下降，需借用放大镜，劳累不堪，差点半途而废！幸亏有史在新全力相助，参与合著，增加了内容，才终于完成了送审稿。
（五）
初稿虽然完成了，不过我心中有一个至今未能解开的疑团。蒲松龄在他40岁之后，已将他收集到的故事，经过修改，整理，已编辑成了若干册，有的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他在临终前，曾嘱咐长子蒲箬，让他将《聊斋志异》刻版传世。还将一个装着文稿的包袱交给他并叮嘱，谁也不许看包袱里的文稿！在其死后要放在他的头下枕着，装进棺材，蒲箬照办了。
谁知过了250多年之后，一些无知无畏的青少年掘开了蒲松龄的坟墓，遗弃了他的骨骸。而他头枕着的包袱已成了一团粉末！也随风而散，消失了。这些不许人看的文稿，已成了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谜团！也许，这就是这位老先生的高明之处吧？
（六）
蒲松龄参加科举考试时，曾连获县、府、省的童子试的第一名，但始终未踏上仕途。他去江南为县令当幕宾时（通俗讲其实就是县令的打工仔），虽只有一年时间，却写下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诗词。以春秋笔法鞭挞了官场上的假丑恶，讴歌了人世间的真善美，这是他的智慧，也是他的良心。
我在江南整整生活了60个春秋，那块热土哺育了我，父老乡亲帮助了我，我却少有建树和回报，心中深感愧疚！籍拙作问世之际，向如诗似画的江南，向鄂州的父老乡亲们，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我站在柳泉之畔，向这位前无古人的伟大作家顶礼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