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平（笔名杨扬），二级编剧，鄂州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湖北省舞台艺术百名人才，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参与者和评审专家。
“水桶变酒桶”：基层治理的文学转译
——《情暖万家》三重支点
□杨卫平
在新时代的大潮中，社区治理已成为构建幸福家园、和谐社会和文明风尚的基石，共同缔造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生机勃勃的力量。这一力量不仅来自政府的引导，更来自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在此背景下，由中共鄂州市委宣传部立项、鄂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统筹、鄂州市作家协会组织采写的《情暖万家：鄂州市社区治理报告文学集》应运而生。它不仅生动展现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成果，更精彩书写了共同缔造的美好愿景。
社区治理并非易事，涉及多个领域，需要各方的协同合作。报告文学集《情暖万家》正是这样一部能够引领社会力量、跨部门参与、形成治理格局的协奏曲。它汇集了鄂州市作协近40位作家的创作动能和心声，是鄂州市作协与时代同频共振，沿着《梦想花开》《德耀吴都》《春满田野》等报告文学集，一如既往、一脉相承，精准拿捏的又一协奏曲。
这些作品从社区文明新风、生态环卫、志愿服务、扶贫帮困、就业创业、护苗行动、银龄互助、平安保障、幸福食堂、文体活动、巾帼风采、网格管理等方面讲述社区治理故事，谱写社区精彩篇章，让读者深切感受社区治理的生动变化。作家们用脚深耕、用笔记录、用心感受、用情温暖、用爱传递，产生一系列情景交融、情理兼顾、情怀高远的作品。
在当代非虚构写作的版图中，《情暖万家》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完成了基层治理美学的文学转译。这部报告文学作品集，融经验材料的逻辑性，新闻通讯的真实性，报告文学的纪实性，舞台视听的故事性，影像快闪的灵活性，诗歌散文的抒情性，通过细腻笔触、生动情节、理性分析、思辨色彩，构筑以阿基米德式的创作支点撬动社区治理的叙事重门。通过“三情共鸣”的情感支点、“三点联动”的叙事支点、“水酒转化”的隐喻支点，构建起基层治理书写的三维坐标系，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这种创作实践不仅拓展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边界，更在现实记录与艺术升华之间，开辟了社会治理话语的文学表达新径。
一、情感支点：基层书写的温度生成机制
情景复调的叙事建构。《情暖万家》突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的单线叙事模式，通过多重空间并置实现情感共振。在《花园里花朵真鲜艳》中构建的多重“家园”体系，实则是多个相互映射的情感剧场：阳光家园的公共性、圆梦家园的个体性、和谐家园的互动性形成叙事复调。这种结构创新使社区治理不再是政策术语的堆砌，而成为居民、社工、环境的多声部合唱。当“花园杯趣味邻里节”的欢笑声穿透文本，读者触摸到的是政策温度转化为生活诗意的完整链条。《山水清音诗意相伴》则通过“幸福里―颐养园―传承地”的时空折叠，将社区治理的历时性过程凝练为共时性图景。这种叙事策略使治理成效获得立体呈现：翠蔚园里沉淀的老旧工业小区的记忆、适老化改造中流动的人性关怀、诗情画意中传承的东坡文化基因，共同编织成基层治理的情感经纬。作品在空间诗学层面印证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治理空间不仅是物理容器，更是情感关系的再生产场域。
情理互渗的思辨张力。在情感支点的构建中，《情暖万家》呈现出独特的“治理诗学”特征。《巧握“金钥匙”打开“烦心锁”》将社区治理方法论转化为文学隐喻体系：“五心”促“五共”的治理框架，通过“齐心―同心―精心―暖心―舒心”的情感递进获得文学转义。这种转译使“共同缔造”理念摆脱概念悬浮，在“老公安局小区―兴城花园―麦面综合小区”的具象场景中生根发芽。当“烦心锁”被“金钥匙”开启的瞬间，政策文本与文学文本完成互文性对话。
这种思辨维度在《放歌濠塘》中获得更深刻表达。作品通过“四个濠塘”将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相结合，使整篇作品既富有诗意、又兼具逻辑性，让人领略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生活的活力。经“拆―合―情”的三重变奏，将旧城改造的物理过程升华为情感重构的精神历程。作者以诗性智慧破解治理难题，使“不可错过的濠塘”既是空间地标，更是情感地标。这种创作实践印证了“理论旅行”的论断——治理理论在文学场域中获得新的阐释可能。
情怀升华的精神图谱。《情暖万家》的情感支点最终指向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寒溪漱玉》开篇的暴雨场景极具文学野心：凌晨四点的社区书记肖叶如“暴风雨中的树叶”，这个意象既是个体生命的脆弱写照，又是治理精神的坚韧象征。当叙事从危机处置转向文化寻根，“寒溪漱玉”的古迹新生喻示着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社区理念的融合再生。这种文化自觉使文本超越事件记录，获得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度。《“官”爱夕阳“柳”邻相伴》则通过语词考古完成精神溯源。“官柳”意象从晋代陶侃植柳到宋代苏轼“武昌官柳知谁种”的历史语境中走来，将官柳文化赋予以安居乐业、政通人和的地位和美意，在当代社区养老体系中获得新生，谱写了传承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时尚新曲。这种创作手法暗合“效果历史”原理，证明优秀传统文化仍是破解现代治理难题的密码本。
有的作品突出特色，从难点入手，让亮点纷呈。比如《且看夕阳无限好》以“新生”的“老弱少”社区的“养老问题”作为“支点”，从老有所依——共享康老园，老有所托——共建大家庭，老有所学——共赏夕阳红，透露出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文化气息，折射出社区治理人员的高尚情怀。还有《“民生茶馆”香飘吴都》围绕“老旧与新创、传统与现代”这个“支点”，直击吴都老旧社区与现代城市管理的痛点和难点，带我们跨越千年时空，感受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让焕然一新的吴都烟火古肆温暖民心，体现了作者和社区工作者关注千年吴都焕发生机的人文情怀。
二、叙事支点：共同体书写的结构创新
民声采集的叙事民主化。《情暖万家》有的作品在叙事层面实践“交往理性”的民声采集。《石山“得道”，福泽一方》中“流动圆桌”不仅是治理工具，更是叙事装置——居民诉求在圆桌会议上转化为文学素材，使文本成为民主协商的延伸场域。《阳光下的南塔》将“大树议事会”设置为叙事枢纽，树荫下的讨论既生产治理方案，也生成故事线索。这种创作策略使报告文学获得双重真实：既记录协商民主的实践过程，也呈现民众话语的文学形态。
民心凝聚的叙事仪式化。有的作品凝聚民心，点亮心灯，驱散社区居民内心深处的阴霾。《小区会客厅，社会治理“推进器”》通过空间叙事学原理，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情感容器。会客厅从“接单平台”到“情感枢纽”的功能演变，从事件罗列到精神升华的结构转变，将居民在会客厅分享的生命故事及治理实践升华为文化仪式。《双向奔赴的美好》则通过非遗活化实现叙事创新：雕花剪纸技艺转化为”护苗行动“的教育载体，土布工艺演变为志愿服务的文化符号。这种创造性转化使治理叙事，在传统与现代的过渡地带建构新的意义体系，深刻诠释了华容社区新时代的花容月貌，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愿景，也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新起点。《幸福的路越走越宽》创新“亲儒一家”社区治理品牌“支点”，构建“一家恩”强组织、“我爱你”优服务、“我帮你”强治理三大体系，把“闲事”当成“家事”，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和“缔造者”，形成共同缔造美好生活的强大合力。
民情抒写的叙事人格化。《情暖万家》情感叙事，点亮真情。有许多丰富的情感故事，用生动的情节抓住人心，为社区生活注入真情，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探索情感之美、人性之美。《古城故事新篇》绘制一幅幅动人的画卷，在充满乐趣的“口袋公园”里，说唱一曲曲新篇故事，说不完古城蝶变，道不尽古道热肠，唱不够古韵新风。有的故事生动有趣，耐人寻味，具有可读性和感染力，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实现重要突破。《樊川娘子军》用人物形象和小说语言作“支撑点”，让故事充满情感张力。比如，“娘子军”群像塑造，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真挚的情感，将社区居民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就业超市故事多》将报告文学推向“新新闻主义”边界。方师傅的轮椅人生、李厂长的幸福余生，这些故事通过场景再现和内心独白，获得了扣人心弦，直抵灵魂的文学深度。特别是志愿者梁大姐的“半日温情”，这些细节使治理主体从抽象符号变为鲜活个体。当残疾人的工资交给八旬老母时，“三国挣的钱”不仅是经济收入，更是尊严重建的宣言。
三、隐喻支点：治理美学的符号重构
容器嬗变：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水桶变酒桶”的隐喻体系构成《情暖万家》的深层结构。传统治理的“水桶”隐喻强调功能性和标准化，而“酒桶”隐喻则指向文化性和差异性。《“江城”故事多》把握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全篇的创作“支点”，体现了四种精神：“见事就管”的志愿服务精神，以民为本、无私奉献的红烛精神，小板凳承载着一种法治精神，搭建以“桥为侨”的渡桥精神。特别是“小板凳故事会”将法治教育转化为市井叙事，使法律条文在家长里短中发酵成文化佳酿。这种转化实践了治理话语经由“语言系统”升华为“神话系统”的文学转译。
酿造工艺：时空压缩中的意义生产。《庾风拂井，匠心独运》通过“微幸福”平台展现治理的发酵过程：从意见征集到落地实施，这种“治理快闪”在文本中转化为叙事加速度。《阳光洒满西山坡》采用人类学田野视角，将人物故事与社区治理事件融为一体，将几年来社区的改造压缩在观察随记里。这种时空压缩术使治理叙事获得酿酒工艺的历时性魅力，印证了“时空压缩”理论在文学领域的适用性。
品鉴维度：治理美学的价值重构。《情暖万家》最终建立起新型治理审美体系。《放歌濠塘》采用了多元而富有层次的写作手法，在古城更新中植入“时空胶囊”，展现了鲜明的时代感与深刻的历史脉络，使治理成效获得历史纵深感。《美丽的“莲花”》以象征主义手法，将社区服务中心塑造成水中莲台——上承政府阳光，下接居民活水。《月照司徒唱新歌》利用长镜头和散点透视，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表现力。《散落的诗行》以如诗如画的语言，表现出山水交融、意境悠远的韵味。《逐梦东塔》层层递进，引人入胜，似有登临梦境的隐喻，展现了社区治理的成果和居民的获得感。《城东有颗升腾的星》采用倒叙、辗转回环、开门见山的日常叙事风格。这些作品成功实现了从行政“水桶”到文学“酒桶”的转化，达到了一定的品鉴水平。
作为社会治理的文学样本，《情暖万家》的创作实践表明，基层治理题材不仅具有社会价值，更蕴含丰富的文学可能性。通过情感支点、叙事支点和隐喻支点的三重支撑，在报告文学发展史上具有范式意义。当“水桶”注入历史记忆、人文关怀和创新思维，酿出的不仅是社区治理的实践智慧，更是非虚构写作的美学新质。这种转化证明，基层治理的文学书写可以成为社会价值生产的特殊场域，在记录时代的同时塑造时代。在这一过程中，社区治理的经验不再停留在冰冷的数字和条款中，而是转化为有温度的人物形象、有张力的故事情节和有韵味的文化表达。
这种转译不仅丰富了报告文学的创作手法，更重要的是为基层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通过文学的力量，让治理实践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文化传承。当社区工作者的事迹被赋予文学的光彩，当治理经验被转化为动人的故事，基层治理才能真正“情暖万家”，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升华。未来的创作若能进一步强化理论自觉，在治理叙事中注入更多哲学思考和跨文化视野，或将在社会治理与文学创新的交汇处，开辟出更具开创性的写作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