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凤兰
我亲眼看见那个两岁的小女孩由人变成蛇。
一次是在操场上，天色渐渐暗下来，小女孩说要去找妈妈，忽然躺在地上，身体变长，一圈圈盘起，昂起头，似乎朝我打招呼，然后扭曲着身子从地上爬走了。
第二次是在我教书的教室里。
第三次是在床上。
我抬起头看四周有人，问道：“是不是我的眼睛出现问题？”
他们都摇摇头。
我疑惑了，他们有事瞒着我，小女孩子怎么可以变成蛇呢？我一定是出现了幻觉。
没有人替我解答。
蓉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了，还有一个面熟的男人，我想不起他是谁。
蓉说：“你使劲想，努力回忆一下他是谁。”
真的很面熟，我想不起来。
我对蓉说，我想起来了。
蓉一脸的惊喜。
我说：“那天，他请我们吃饭，他，你，我，还有一个男人。但是后来的我记不起来。”
蓉说：“那个男人是和玉环一起唱道士的。”
农村有个习俗，大凡村子里有人去世了，要请道士念经，玉环是我高中同学，没考上大学，在农村也做得风生水起，农村兴起道士念经，她就和道士做搭档。道士念完经后，她就带着一帮人哭丧，或唱戏文，听说那个男人是和她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挣钱。
我实在想不起来后面的事情，我对蓉说，我真的想不起来后面的事，我好像失忆了。
蓉说你再回忆一下，我说想不起来了，我的记忆就停留在那次吃饭的聚会上。
看得出蓉的高兴，我问，这中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失忆了很多年，是吧？
蓉伸出手做了一个“八”的手势。
八年了，我看着蓉，真的，她老了，她也快五十了吧，那么我该是年近花甲之人了。
我问：“我丈夫和女儿呢？”
蓉说：“他们不在你身边。该叫前夫。”
“再婚？”
蓉点点头。
那么这八年我是在医院和养老院度过的。难怪我看见小女孩变成蛇，那是我的幻觉。
蓉说她经常带着熟悉的朋友来看我，目的是想唤醒我的记忆，终于我能认出她来，也有了以前零星的记忆。
但是，这八年我的记忆几乎为零，八年间发生了什么，我一无所知。
蓉似乎不愿意告诉我这八年发生的事情。
我问蓉，那次聚会后发生了什么？
蓉不愿意多说，我猜想，一定是发生很不好或者很惨烈的事。
我的记忆停留在八年前，那时候，失联的MH370还没找到，黑匣子也没捞起来，那么多中国人说没就没了。韩国的一艘游船沉没，事故已造成9人遇难，179人获救，287人失踪。听说有一对在韩国打工多年的恋人也在船上。
对了，那时候有人好像给女儿介绍朋友，博士生，某大学教书，大女儿八岁。我不知道女儿最后嫁给了谁，生活得怎样，其他的人我记不起来了。
我的记忆里只有这四个人，蓉，我女儿，前夫，我自己。
但现在前夫与我成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甚至想不起他的容貌。曾经让我揪心揪肝牵挂的女儿，也变得模糊。
八年前发生了什么？
蓉不说，别人也不告诉我，是不是怕刺激我，或者怕我回忆起惨烈的那幕？
八年了，八年肯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身边没有亲人，在一种混乱的思维中我度过了每一天，我不知道我是谁，对很多人与事都陌生了。八年前的朋友只有蓉吗？对，蓉是我最好的朋友。
蓉说，她要走了，八年来，这是她最高兴的时刻。她告诉我，如果我恢复了记忆，她会让我回到小区，现在小区里有幸福食堂，有志愿者照顾居家老人的衣食住行。蓉说有利于我恢复记忆。
送蓉出门，我说生命中需要遗忘，特别是那些不愉快的，我不会去追忆了，至于想不起来的那些人就不去想吧，生活需要重头开始，你说是吗
蓉点点头。
我歉意地对那个男人说，感谢你八年来经常看我，看到你我记起那场聚会，也唤醒了我记忆深处的很多温暖，我没必要打听你是谁，我们曾经是怎样的朋友。我已经风烛残年，我会过好今后的每一天。
他朝我很友好地一笑，我看见他的眼眶湿润了。
霎时我记起来了。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我看见前夫与一个女人手挽着手亲热地走进来，他站起来，想挡住我的视线，但是我看见了。
一辆车飞驰在乡间的小路上，然后飞进了池塘……
我记起来了，就是这双泪眼，抱着我不停地呼叫，然后我又昏迷了过去……
他是谁？我还是不知道。目送两位朋友的离去的背影，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回过头来，身后是坐着或站着的老人……
残垣
民国二十年长江水涨，大堤溃口，将塆子前冲刷成一道陡坎，隔壁塆子冲没了，留下一大片水域叫倒口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中，村民们在陡坎处挖了一个防空洞，此洞一直未用。传说防空洞里有鬼，而且陡坎上就是大坟墩，住着几户人家，被洪水冲成的壕沟，处处裸露着棺木，很瘆人。
我十二岁那年，每天中午要去倒口子洗菜，黑黢黢的防空洞让我害怕，我便从坎上走。坎上一座茅屋前，总是坐着一位白发婆婆，和她作伴的还有另外一位黑发婆婆。
白发婆婆很和善，冬日，有一次，看着我因洗菜冻得红肿的手，便将烘坛（烤火有柄的钵子）递给我：“乖，快烘烘手！”
我不说话，摇摇头。看着我走了，她追问一句：“你是哪家的孩子？”
走远了，我回头答一句：“我爸爸叫佐子。”
“哦！哦！我知道。”她说。
我听出她语气里的高兴。
一来二去，我和白头发婆婆熟悉了起来。
她总跟我念叨：“我儿子要是活到现在，快五十岁了。十九岁就走了，十九岁……”
白发婆婆的儿子成了我心中的迷。
夏日的一天中午，我提着洗好的衣服从白发婆婆家门前路过，她在大树下坐着，手里摇着蒲扇，树上的知了卯足了劲在那里拼命嘶喊。
看到我满脸通红，热汗直淌，白发婆婆说：“女伢，在树下凉快下。”她递给我一个小凳子。
我坐了下来，她摇着蒲扇给我扇风，这情景让我想起外婆，对她也多了份亲切。
她有念叨起来。
我说：“婆婆，你儿子怎么啦？”
听我问起她儿子，白发婆婆用颤抖的手抹了抹眼泪。
“被东洋鬼子（日本人）杀了。”白发婆婆说，“十来个日本兵踢开我家门，他们抓住我儿子的衣领，逼着他带路抓人。”
“他去了吗？”我紧张起来。
“刺刀抵在他脖子上，他出门往西走。”白发婆婆说，“一直往西边走，那里有麦地，也是王柱子家。王柱子是地下党，那天他回来，东洋鬼子知道这个消息就来了。”白发婆婆说。
黑发婆婆带了凳子出来，坐在白发婆婆身边。
“我说吧！女伢，你要记住她儿子是东洋鬼子杀的。”黑发婆婆说，“那年冬天的晚上，塆子里很静。苕遮带着东洋鬼子往柱子家的方向走，他一边走一边故意咳嗽。到了保长家门口，他故意一歪，倒在地上喊了声‘哎呦’，似乎摔得很疼。东洋鬼子不敢发出声音，怕惊跑了他们的‘匪’，用脚踢苕遮将他拉起来。保长听见外面的响声，从门缝里一看，他明白了，鬼子来抓人了。他吹灭了灯，猛地一阵阵咳嗽。隔壁的柱子听见咳嗽声，知道有特殊情况，连忙从后窗翻窗跑进麦地。”
“后来呢？”我着急想知道结果。
“后来，苕遮带鬼子进屋，他们没找着人，气得呜哩哇啦地叫。他们逼着苕遮在屋外找，苕遮出了屋子，飞快地朝麦地跑，就势一滚，钻进麦地。因为是夜晚，鬼子不敢往前走了，他们怕有新四军。”黑发的婆婆说。
“有一天鬼子又进了村，碰见我儿在门口，我儿看见他们拔腿就跑，他们包抄抓住了我儿，用军刀将我儿的脖子砍得只剩下一点皮连着。我儿的血喷洒一地。裁缝爹用线将我儿的脖子与头缝上去，用一块布围住脖子。我儿才19岁呀！”白发婆婆说着，浑浊的泪水在流淌。
“好好读书，我们被日本人欺负就是读书的人太少了。”黑发婆婆说。
我一天天长大，白发婆婆和黑发婆婆一天天老去。那个黑黢黢的防空洞倒塌了，来来去去我也不用害怕了，洗菜洗衣服也不用从坎上走了。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一个夜晚睡梦中见到两位婆婆。于是，我决定回家去看看。当我再次来到那座低矮的房子前，树还在，很高大，房子没有了，只有残垣看得出原来房子的结构。
站在残垣前，我低下头默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