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莲珍
中秋节，母亲捧着一只小碗吃饭，突然停下来，指着饭碗说：“这只碗到今天我用了整整43年！”我们的目光顿时被吸引到了饭碗上：这是一只白底红花小碗，已经很旧很旧了，与餐桌上其他饭碗相比，明显格格不入。碗口有一处缺口，很光滑，缺口处蜿蜒着一道暗迹，一看就是被岁月磨砺了多年的旧伤。母亲说不清这个缺口的来历，但提起这只碗的前世今生，她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40多年前，母亲多病，是医院的常客。至于什么病，一直没个定论，大体是内分泌失调之类。病情反复，无法根治，让她苦不堪言。
一个亲戚对母亲说，这是运气不好，要不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拜师信佛试试？母亲半信半疑地跟着亲戚去了市郊樊口拜了师傅，回来后家里便添了这只小碗。从此，不管岁月如何变迁，这只碗始终盘踞在我家厨柜里，达40余年。
40年多来，母亲每逢初一、十五便郑重其事地启用这只专用碗吃斋。有吃斋的人吃鸡蛋，说蛋孵出鸡之前不是荤腥；还有吃斋的人吃荤菜里的素菜，那叫锅边菜。可母亲在吃斋的日子吃得纯粹，连炒菜的油都必须是没炸过食品的纯素油。有天忘了那天是吃斋的日子，无意中吃了一口肉菜，突然想起来当时便作呕。庆幸的是，母亲并非完全的素食主义者，她选择的是每月初一、十五吃斋，叫吃花斋。正如她信佛，并非像痴迷的信徒那样，修来世的福报，而是祈愿今生家人健康平安。
每月那两天吃素的同时，母亲还会虔诚地到杨师傅家朝拜，并诚心诚意地捐点香火钱。樊口离城区有十几公里，早些年母亲选择的交通工具只有公交车。一大早，步行一二十分钟到公交车站。那时公交车很少，往往等一趟车得半个小时，人很多，上车靠挤，上不了还得挤下一趟。下了车还要再走个一二十分钟才到达师傅家。有一年，我陪母亲去了一趟，返程时挤了几趟车都没挤上，不禁佩服母亲的执著。
母亲的执著远远不止车马劳顿，40多年的坚守才是真正让我折服的。40余年间，先是杨师傅去世，将衣钵传给其养女黄师傅。黄师傅跟母亲是同龄人，母亲依然称其为“师傅”。后来，黄师傅去世，又将其衣钵传给她的儿媳妇慧米。慧米年龄上是母亲的晚辈，她不便称“师傅”，像亲人样亲切地喊她小名，但每逢初一、十五的礼数跟敬师傅是一样的。
母亲拜师信佛，家人并不反对，只是劝她要相信科学，有病治病，不要迷信。但这些劝告都无法阻止她朝拜的脚步。母亲没上过学，年轻时只上过几天“育红班”，认得自己的名字，会写几个简单的字。给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讲“无神论”的大道理是徒劳无功的，而指责她“迷信”“无知”更会适得其反。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她，只要对其身心没有危害。事实上，母亲不过是每月吃两天素食，这对人的健康并无害处，相反还会有益；每月去师傅家朝拜两次，每次花的钱也不多，最开始只是几块钱，到40年后也才百把块钱，谈不上钱财损失，就当是走个亲戚的花销。不敢妄言，她的师傅们有没有借佛事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40余年的时光洗礼下，40余年的执著坚守中，母亲的师傅们对她是坦诚的。他们明确告诉她不用去得那么勤，有颗向善的心在家修行是一样的，但母亲坚持要去。她早已把师傅们当作老亲戚、老朋友，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他们听，有什么烦恼、困惑，师傅们会开导她。同样的话，经一个外人，特别是自己相信的人说出来，比身边人说效果会好很多。作为礼尚往来，母亲的师傅们还经常让她带回一些菜园子里的青菜或自制的素食。看着全家人吃她朝拜来的斋菜，母亲坚信她的信奉也会庇护全家人，心里特别踏实。
母亲在朝拜之路上的虔诚与坚持，早已超越了简单功利的目的，成了她生命之旅中治愈自己的第一味“药方”。那只有缺口的小碗，就是最忠实的见证者，它盛着每月初一、十五素淡的饭菜，也盛着母亲四十余年未曾间断的信奉与祈愿。母亲就这样在自己营造的精神世界里愉悦着自己，祈福家人，身体竟一天天好起来。
但连母亲自己都知道，身体的好转更多地来源于漫长岁月中的第二味“药方”——打麻将。
“没事时去打打小牌吧，几个人一起玩比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好。”母亲清楚地记得，当年病病歪歪时，是房产局经常收房租的黄同志不经意的一句话改变了她下半辈子的生活方式。
黄同志说得对，母亲得的是爱瞎想瞎操心的心病。她6岁丧母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嫁到婆家后因家大口阔在农村做得很苦落下病痛，40岁时带着4个孩子跟随我父亲进城，面临生存压力又无能为力，这种无助感让她一度茫然和焦虑，旧时的劳疾和隐痛变本加厉趁虚而入。拜师信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精神上的压力，但闲下来如牛毛般的日子难以打发还是会无事生非，而打麻将正好堵住了可能生出的事端。从此，在料理家务之余，母亲拿出了朝拜的执着走出家门赶麻局，这座小城东西南北都有她匆匆忙忙的身影。有时赴一场牌约需转几趟公交车，她也兴致勃勃乐此不疲。这一嗜好她同样坚守了近40年。她的交际圈也从无到有，从有到大。她的麻友圈不拘一格，有邻居，有老乡，有亲戚，有朋友，有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麻友中有比她年长一辈的，也有她的晚辈。母亲打牌的牌相好，无论输赢都开开心心，所以不管是同年还是忘年，都喜欢“刘婆婆”这个好“角”。
说来也怪，朝拜、打麻将都不为文明生活方式所倡导，但母亲却将这两大嗜好坚持了几十年而并未影响生活，相反还有益于健康。我想应该归功于她执著而不沉迷：吃斋只吃花斋，打牌只打小牌，且收放自如，进退有度。这两大嗜好如同两味药方，一味在遥远的神明处，一味在尘世的烟火里，比例与剂量，都被她调理得刚刚好。
母亲这辈子还有一大经年坚守的爱好——做鞋。我曾玩笑道：我们都是作协（鞋）的，她很是得意。母亲做鞋的历史追溯起来应该也有30年。那年我刚刚成家，给小家庭置办家当时顺便给父母各买了一双棉鞋。母亲穿后说：“这个不如自己做的暖和，我年轻时做过鞋，要不我来试试。”她说干就干，买回棉布、鞋底、棉花等原材料，凭着记忆打样、粘样、拼缝，很快就制作出几双像模像样的棉鞋。可能是手生了，母亲制作的第一批棉鞋看起来像鞋，但穿起来不是鞋——因空间不够脚无法伸展。母亲打听到楼下的麻友牛阿姨会做鞋，迅速拜她为师学艺，很快制作出了第二批产品。这次穿起来也有模有样，家里大大小小每人一双。母亲并没就此满足，她不断跟牛阿姨切磋技艺，改进工艺，优化原材料，研发新产品。不久，虎头型、蚌壳式、松紧口式等不同样式的棉鞋相继出炉，鞋面有细布、条绒、灯芯绒、毛呢等，鞋底除了最富工艺的千层底，还有泡沫底、轮胎底等不同选择。随后，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棉拖鞋也成了母亲制作的主打产品。此外，她还针对性地制作少量棉凉拖，以满足家人个性化的需求。
母亲就这样爱上了做鞋，一有空就做，一发而不可收拾。每制作一批便以小家为单位像发福利一样派发。这样，年复一年，我们各家各户的储柜里几乎鞋满为患，这些鞋估计再穿几代人也穿不完。劝她别再做了，但她当面答应，转个背又选购回了原材料。
多年前，我曾以《外婆的手工鞋》为题，写了一篇散文念给她听：“外婆那么执著地做鞋，是想让她细细密密的温暖和爱传得久一些，再久一些。”母亲听得很认真，似懂非懂，眼睛潮湿了。
其实她还想让她的温暖传得更远一些。在媒体工作的我曾半开玩笑地说：“您做了这么多鞋，反正也穿不完，不如捐给养老院，我们来拍条新闻，让您上电视好不好？”
母亲眼睛一亮，说：“做个鞋也能上电视？”我以为她动心了，谁知她随即说：“谁需要就拿去给谁，电视就不上了。”
事实上她做的鞋早已惠及亲戚、邻居、老乡、麻友，甚至素不相识的人。有次回娘家，楼下门卫室坐着一个不认识的婆婆，听说我是8楼8号的，指着脚上的鞋，说：“你老娘做的鞋真暖和！我是隔壁小区的孤老婆子，特地来说声谢谢的！”
我曾将母亲做的棉鞋送了两双给一个同事，同事轻轻抚摸着柔软的绒面，哽咽道：“我上初中时母亲就走了，从此再也没穿过手工鞋……”
我把婆婆的谢意和同事的感动转达给母亲，她的眼里顿时闪出一道光，里边全是满足和欣慰。
在母亲因鞋收获的无数个赞中，最让她自豪的，来自一位老教授。身为大学教授、博导的外甥女将外婆的手工鞋送了两双给她的老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并说，这是我80岁的老外婆做的。老教授回复“你外婆真棒！”，并竖了一个“祖传黄金大姆指”。不会玩微信也不识字的母亲把这条微信对话截图保存了，经常点开看，一种被教授认可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做鞋，成了母亲继朝拜、打麻将之后的第三味药。这三剂药方是母亲花了大半辈子时光用朴素方式熬炼的，其一供给的是精神的慰藉，其二滋补的是生活的快乐，其三滋养的是人生的意义。三者已融入了她的生命脉络，共同将她平凡的人生滋润得有滋有味。这些非高大上的嗜好里，其实藏着朴实的生存智慧，它跟现代人读书、运动、追星、玩票等日常消遣一样，无所谓高雅与低俗、科学与愚昧，适合自己的才是对的，有益于自己无害于他人的，都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