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安诗歌的审美意蕴与精神内核探析
李燕，笔名幽兰生馨，武汉新洲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会员、武汉同心文化与艺术交流协会理事，新洲区文体协会联盟妇联主席，《问津文艺》诗歌责编。诗歌、诗评作品散见《诗刊》《诗选刊》《绿风》等30多个刊物。著有诗集《瘦月亮》，独创《中国楚菜图志》楚菜诗歌200首。组诗曾多次荣获省级大奖。
□李 燕
风过无形，却在湖面留下了层层涟漪；风过无痕，却在山谷激起了清脆回响。读鄂州刘国安的诗歌，便在这有形与无形、有痕与无痕的交织中，感受他内心世界的万马奔腾。说来，刘国安与我初识于一场诗歌研讨会，彼此印象颇深。因为鄂州，也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千丝万缕的情愫如藤蔓缠绕心头，常常让乡愁长满了翅膀，可我却鲜少为魂牵梦绕的故乡着墨。作为老乡与诗友，我由衷欣慰，武昌鱼竟滋养出这般有才情的诗人。他的诗路宽广，从农民工的生存现实到亲情的书写，从市井烟火到历史风云，包罗万象。他灵活运用隐喻、象征、通感、暗示等手法，使文字既有穿透现实的力量，又有浸润心灵的温度。
一、隐喻手法呈现艺术审美张力
隐喻是诗歌的灵魂，它让抽象的情感具象化，让平凡的事物深意化。刘国安深谙此道，在《承重墙》《南墙之南》《冬不拉》等诗作中，将隐喻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赋予了诗歌直击人心的穿透力。
《承重墙》以农民工的劳动场景为切入点，用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层层铺陈的描写，让平凡的劳动绽放出蓬勃的诗意。装修跳蚤市场里，“人头攒动”的喧嚣与“花坛边沿一蓬杂草/与几枚落叶为伍”的孤寂形成鲜明对照，木工、电工的工具与材料在房屋这个包围圈中各尽其能、各司其职，电钻、角磨机的嘶鸣声交织成乐，盖过了工友间的低语……看似杂乱的场景，实则都是为结尾的隐喻蓄势。请看，“几枚钉子强行闯入/外头要遮风挡雨/里头要忍受钻心疼痛/承重墙是一道顽强存在”，此处的“承重墙”，早已超越了建筑构件的本义，成为千千万万在生存压力下负重前行生命个体的象征。他们扛着生活的风雨，忍着内心的苦楚，却始终挺直腰杆，成为家庭、社会的坚强支撑，这一隐喻深深刺痛着为生活奔波者的心灵。而“防水卷尺，丈量细节误差和人间冷暖”一句，更将工具的功能巧妙转化，让冰冷的测量仪器成为感知人情冷暖的媒介，于细微处见真情。“榔槌将时空琢出几个鲜红血泡/以喂养我匍匐前行的/执着与卑微”则运用通感手法，瞬间拉满诗歌的情感张力。将抽象的“时空”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具象，榔槌敲击是生命与命运抗争的印记；鲜红的血泡是疼痛的原因，也是负重前行的力量，道出了无数人在困境中匍匐前行的辛酸与坚韧。
读到《南墙之南》时，“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俗语便在脑海中浮现，而诗人却赋予“南墙”全新的文化隐喻，让这一熟悉的意象焕发出别样光彩。在诗人笔下，“南墙”不再是固执的象征，而是“堆砌往事”的载体，青春年少时的万丈“豪情”，在岁月的冲刷下，只剩“贫瘠”的“呼吸”。这让我想起女儿二十岁左右时说过的话：“妈妈，你觉得这杯水很烫，不让我摸。但我不摸怎么知道烫？又怎么知道烫到什么程度呢？”这番话看似有理，却藏着父母无尽的担忧。人生路上，每个人都难免有“试错”的冲动，可若试错成本太大，弯路走得太远，等到撞得伤痕累累时，难免令人惋惜。而诗歌的结尾，却让这份迷茫迎来了曙光，也暗示“南墙之南”有了转折性的转变：“南墙之南，萧伯纳与我交换/一个思想的苹果/不再是一地鸡毛”。诗人将“思想”比作“苹果”，既暗含思想的碰撞如苹果般甘甜且富有营养的深意，又借与萧伯纳的跨时空对话，写出了突破困局后思想的重构与丰盈。那一刻，“南墙”不再是阻碍，而是成长的阶梯；迷茫不再是结局，而是觉醒的开始。极富哲思的语言，让读者在共鸣中感受启迪。
《冬不拉》则以少数民族乐器为题，巧妙契合了诗歌叙事抒情的风格。冬不拉本是叙事长诗的伴奏，诗人用它来伴奏生命的旅程，立意新颖而精准，因为生命旅程本来就像一首叙事长诗。诗人开篇便将生命比作“庄稼”，“郁郁葱葱”的长势里，藏着“氮肥过量，倒伏成为困境，每一寸肉身深陷泥沼”的危机。这恰是人生的境遇，有时过于用力追求，反而会适得其反，令自己陷入困境之中。紧接着，“弹片/依偎在伤口周围”一句，更将这种困境推向极致——“弹片”并非制造伤口的元凶，却在伤口旁虎视眈眈，既暗示了生命中那些潜在的风险与二次伤害，又营造出险象环生的紧张氛围，让人揪心。这让我想起自己在诗歌《轻》中写下的：“有人把伤口当绣布/用万针刺绣，绣朵雪花”，与《冬不拉》中对生命创伤的体悟何其相似！那些遭遇与伤痛，终究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也终究会成为过去式。正如诗人所言：“翻阅/生命疤痕，一场大雪将此覆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都是人间抵达”。正是这份对生命的彻悟，让诗歌超越了个人生存困境，上升到对人生本质的思考。生命从相遇到告别，思想从困惑到通透，人间从混沌到清新，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抵达”，所有的过往都将沉淀为生命的厚度。
以上作品题材各异，但刘国安在艺术手法运用上异曲同工，既增强了诗歌的锐度，又深化了感染力，使得文字具有“刺破表象”的力量，从而共同呈现出悲悯众生的人文情怀与生命在困境中坚守、在迷茫中求索的心路历程。
二、烟火细节构成温润情感底色
亲情，是人类最本真、最笃厚的情感，是诗歌永恒的创作母题。刘国安的《胡柚与红薯》《母子语法》《炒剩饭》等诗歌中，亲情不是刻意的抒情，而是藏在胡柚与红薯的滋味里，藏在母子间的叮咛里，藏在一碗炒剩饭的香气里。
《胡柚与红薯》以“树的上头，写满命运的空”开篇，寥寥数字便勾勒出生命的本质。树的上面是无垠的天空，正如人们赤身而来，到空手而归，即便裹挟着人间烟火的皮囊，最终也将归于一个“空”字，字里行间满是对生命的唏嘘与喟叹。“岁月旋梯搭成异面直线/在犄角旮旯里，互为旁白”自然将数学语言融入诗歌，更是别出心裁。用“异面直线”比喻时光与生命轨迹的关系，这看似并行但永不相交，却又在岁月的角落里相互陪伴、彼此见证，独特且富有深意。而“我刚来，正好你在”这句，道尽了缘分的美好。“我”携一身风尘奔赴而来，恰好“你”在此默默等候，阳光和煦，春风温柔，一切都恰逢其时。于是便有了酸楚的胡柚与甜蜜的红薯——夫妻相伴的尘世之旅，有苦涩也有甘甜，有风雨也有暖阳。二者紧密交融，便组成了“同甘共苦”的生命底色，让平凡的夫妻情感在诗歌中愈发醇厚动人。
《母子语法》则聚焦于诗人回家与母亲共度的时光，以做蒿子粑粑的日常场景为线索，将母子间的默契刻画得淋漓尽致。“跨进家门的刹那/听到母亲的回应声/像路由器迅速找到WIFI信号”，这一比喻生动又贴切，把母子间心有灵犀的情感具象化，让人瞬间感受到那份无需言说的亲近。灶膛边，母亲边递着柴禾，边“语重心长”地向诗人唠叨着做人的道理，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爱；而诗人则反倒叮嘱母亲，莫因节省就吃剩饭剩菜，对身体不好；也别为节约电费就摸黑上下楼，以防摔倒。朴素的对话里，满是脉脉温情。正如诗人所言，母亲习惯用“过去时”回忆往事、传授经验，而自己偏爱用“祈使句”表达担忧、送上关切，句式的差异背后，是母子角色的不同，更是爱的不同表达方式。诗人在与母亲临别之际，“背上一箩筐叮咛/我留下满厢房的嘱咐”，千言万语随着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那些未曾说出的挂念，如千万条棉线缠绕心头，如醇香的米酒越酿越浓，让读者在熟悉的场景中，重温亲情的温暖与深沉。
《炒剩饭》开篇则以香气四溢的剩饭为切入点，回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总会提前起床/为我炒一碗剩饭/淋上几滴珍贵的麻油”，这简单的饭菜，在当时堪比山珍海味，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更盛满了母亲的疼爱之情。诗人的灵妙之处，在于将“炒剩饭”的具象与母亲重复话题的行为相重叠，让诗意猛然升华。“像一版老式的磁带/母亲的话题穿越岁月的尘埃/经常倒带或者重复”，“炒剩饭”本指重复旧内容、毫无新意，而诗人却将其与母亲的唠叨结合，既写出年纪大了的母亲话语重复的特点，又赋予了这份“重复”温暖的内涵，一语双关。那些翻来覆去的叮咛，絮絮叨叨的往事，都是母亲深藏心底的爱意。诗歌的落脚点，是对当下有父母可孝的日子的珍惜，这远比当年吃的炒油饭还幸福。通过简单的感悟，让读者在回忆与体悟中，进一步理解亲情的可贵。
刘国安善于通过捕捉绵密的生活细节，辅以真切自然的表达，将夫妻情、母子情刻画得真挚动人，让诗歌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温度，也彰显了多元情感表达的丰富性。
三、宏大叙事彰显独特地域精神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刘国安的《水火共舞》《在儋州，拜谒东坡》《一枚粽叶，托着一根肋骨穿水而来》等历史文化诗歌，以雄浑的叙事笔触，回溯历史烟云，致敬文化先贤，彰显地域文化的清奇风骨，有着“文化史诗”的余韵。
《水火共舞》以“水火”这一对看似对立的意象为题，开篇便奠定了诗歌的历史基调。“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八个字浓缩了上古时期的治理智慧，体现了“天下统一”的政治理想，也为荆州的历史叙事埋下伏笔。荆州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三国文化的荟萃地，其历史底蕴早已融入山河大地。随后，诗人笔锋一转，写“祝融后代在灶台前/冶炼‘不服周’的基因”，将楚人的抗争精神与湖北方言相结合，幽默风趣又生动形象。“不服周”是常见的湖北方言，体现了楚人不服输、不低头的性格，同时暗射了对周朝统治的抗争精神，让历史人物立即鲜活起来。对于标题中的“火”与“水”，诗人有着独特的解读：“火”是楚人奋勇争先、雷厉风行的性格写照，“风风火火”的行事风格，是楚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水”则是荆州地理环境的核心表征，这里地势低洼、河湖密布，虽是“鱼米之乡”，但也曾多次遭遇洪水袭击。“火是水的马前卒/水是火的一个卷舌音”，诗人以反常的意象错位，打破了“水火不容”的传统认知，让对立的意象形成互补与共生，既暗合了荆州“因水而兴、因火而旺”的发展轨迹，也为“良水善治”的理念铺垫，余味悠长。历史的尘烟终已散去，今日荆州尽展芳华。“千年古城，又多了一块敲门砖”，诗歌的结尾，诗人赋予了荆州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期待与祝福。
《在儋州，拜谒东坡》则以朝圣之心，书写了对苏轼满腔的崇敬与精神追随。苏公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学、书法、美食样样精通，却一生坎坷，更因“乌台诗案”入狱险遭处死。后一贬再贬，最终流落海南儋州。即便身处绝境，苏公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凿泉为井，劝民农耕/蛮荒之地播撒文脉”，诗人客观地说，是“诗家不幸海南幸”。苏公的到来，为蛮荒之地带来了文化的火种，也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诗文。读到此处，“瀑布”的意象猛然闯入脑海——瀑布破崖而流，奔涌出山河的壮美；苏公逆旅为诗，书写出人生的磅礴。苏公与“瀑布”竟如此神似！诗人坦言：“在灵魂上与先生毗邻而居/恐被他人耻笑”，这份谦逊的背后，是对其精神的深深认同——苏公乐观、豁达、隐忍，如一道光，温暖且治愈，成为诗人精神上的指引。“一蓑烟雨，余生不负/做子瞻千年万年/的拥趸”，“一蓑烟雨”化用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词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抑或说，历经世事浮沉与风雨洗礼后，依然以从容之心面对余生，不辜负时光，不辜负初心，诗人永远都是苏公的铁杆粉丝。这句铁骨铮铮的誓言，正是对苏公最好的回应。
《一枚粽叶，托着一根肋骨穿水而来》则将目光转向屈原，这位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与苏公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同样才华横溢，同样遭贵族排挤，同样被流放。不同的是，苏公在平反途中意外病逝，而屈原在楚国覆灭后，满怀悲愤自投汨罗江，以身殉国。每当我们看到“粽叶”和“水”，就会想起屈原。诗人用“肋骨”这一意象赋予诗歌沉重而坚韧的内涵――肋骨是身体的关键部位，支撑生命，寄托情感。在这里，它既象征屈原对楚国的赤诚之心，也暗指他宁死不屈的品格。在春秋战国乱世之中，屈原怀揣“富强大楚梦”，毅然走上一条独木桥，以孤勇之气对抗整个贵族，却终究难以撼动“虎狼的食物链，弱肉强食”的现实，“退让熬煮不了止疼的汤药”，个人微薄的抗争，终究无法改变楚王朝覆灭的命运。在那个悲情的五月，“杜鹃衔着悲歌/一蓬蒿草遮挡不住腥风血雨”。屈原投江，那份生而无所恋的悲痛，透过诗句扑面而来。而他留给世人的，不仅是《楚辞》《天问》等千古绝唱，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懈追求，这些精神财富如粽叶包裹的粽米，历经千年依然醇香弥漫，构成地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石。
以上诗作，刘国安分别聚焦荆州古城、苏轼和屈原三大文化符号，将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与地域精神融为一体，突显宁折不屈的人格气节，让诗歌既有历史的凝重感，又有文化的感召力。
限于篇幅，本文仅探析了刘国安诗歌的部分代表作品，其笔下还有工业、海洋等多种题材，仍有待后续深入挖掘。但管中窥豹，已足见其诗作如同经过时光打磨的玉石，在历史与现实交汇处熠熠生辉，在个人体验与普遍情感的同频中共振。他的诗歌既有对底层生命的深切悲悯，又有对人间温情的细腻捕捉，还有对文化传承的自觉赓续。这些兼具锋芒与温度、格局与情怀的创作，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珍贵样本。风过留痕，诗藏万象。上述这些特质，正是刘国安“扎根于现实土壤，却又闪烁着理想光芒的精神贵族”诗学主张的生动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