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念涛
董念涛，湖北省作协会员，鄂州市文联委员，鄂州市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湖北日报》《鄂州日报》《鄂州周刊》《杂文报》《羊城晚报》等全国30多家报刊杂志，多次获得省市级、全国行业类文学奖项。小说集《钢花散》2019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聆听天琴》2020年10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父亲是从不吃苦瓜的。每每饭桌上出现那一盘青碧碧、皱巴巴的玩意儿，他的筷子总是绕道而行。他说，这辈子，吃的苦够多了。他的话很平淡，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可我们听着，心里却像被那苦瓜的汁液浸过，泛起一阵涩意。
母亲却是极爱种苦瓜的。在菜园的一角，她总要辟出一垅地，精心地搭起架子，看着那藤蔓一日日地攀缘、缠绕，铺开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然后，那黄花便星星点点地开了，不怎么起眼，结出的果子却是惊人的繁盛。一条条，一挂挂，垂在绿叶底下，像月牙，也像他劳作一世、微微佝偻的脊背。母亲看着它们，眼里便有了光，那是满心欢喜的、属于土地和收获的特别之光。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并行不悖地存在于我家那小小的院落里，仿佛是他们一生默契的注脚。
父亲是不会做饭的。灶台、锅铲、油盐酱醋，于他而言，是另一个陌生而纷乱的世界。母亲做什么，他便吃什么，从不挑拣。我总记得那一年的冬天，风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生疼。父亲从结了冰凌的地里回来，胡茬上、眉毛上都挂着白霜。他脱去沾满泥浆的棉鞋，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母亲递给他一碗刚出锅的白米饭，热气腾腾，几乎要模糊了他清瘦的脸。米饭上，什么也没有，只浅浅地铺了一勺自家酿的黄豆酱。冬日的阳光，吝啬而又慈悲地斜射过来，正好照在他身上。他捧着那碗饭，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的珍宝，乐呵呵地，大口大口地扒拉着，咀嚼得那么香甜。那“咝咝”的声响，在寂静的冬日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
母亲站在一旁，手里还拿着抹布，眼神却定定地落在父亲身上。看着看着，她忽然别过脸去，肩膀微微地抽动了一下。她用极低的声音，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这无情的天地听：“这日子，穷得……怎么过呀……”那声音里带着哽咽，被风吹散，几乎听不真切。
父亲像是没听见，依旧埋着头，专注地对付他那碗拌了酱的米饭。他不是怕吃苦的人，他的苦，是沉默的，是咽下去能当饭吃的。
那个冬天，是真难啊。村里的粮食，像是被施了咒，怎么算也不够吃到明年开春。肚皮贴着脊梁骨的感觉，我们这些孩子算是尝透了。为了填饱那无底洞似的饥饿，村里便开始上演许多如今想来近乎魔幻的事儿。起初是漫山遍野地挖野菜，荠菜、马齿苋，这些玩意儿很快就绝了迹。后来，大伙儿的目光便投向了那些沉默的树木，榆树皮被扒得精光，露出白生生的树干，在风里看着瘆人。再后来，有人开始吃那传说的“观音土”了。那东西，吃下去能暂时骗过饥肠，却拉不出来，活活把人憋死。
父亲沉默了几天后，扛着一把铁锹，背着一个旧竹篓，走出家门。他去了很远的地方，寻到了一片早已干了水的野塘。他卷起裤腿，那裤腿下是嶙峋的、青筋毕露的小腿。他滑入那冰冷刺骨的、乌黑的淤泥里，弯下腰，双手便深深地插了进去。他就那样忍着砭骨的寒冷和淤泥里碎蚌壳、杂物划破皮肤的疼痛，一寸一寸地摸索，像寻找遗失的魂魄一样，寻找着那深埋的、一节节的野藕梢。那些日子，他每天回来，都像一个泥人，只有一双眼睛还亮着，那是为家人寻到生路的微光。靠着父亲这些从苦难里逼出来的生存智慧，我们一大家子人，竟也摇摇晃晃地，度过了那个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寒冬。
观音土，母亲是没有吃过的，我们也没有。后来才知道，父亲把摸来的藕梢、挖来的勉强能入口的植物根茎，都留给了我们，他自己，却偷偷地去试过那要命的观音土。说起这段往事，他总是淡然得很，摆摆手，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母亲听后，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红了眼眶，默默地走到她那垅苦瓜架下，呆立许久。
那段被饥饿的阴影笼罩的日子，总算是过去了。仿佛一夜之间，春风就吹醒了沉睡的土地。我们分到了属于自家的田地。那一刻，我看见父亲用他那双粗砺得如同老树皮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那黄色的泥土，眼神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光亮，那是“主人”的光亮。
从那时起，父母便像是长在了地里。天不亮，星星还钉在天幕上，他们就扛着锄头出了门；直到夜幕四合，蛙声四起，才拖着疲惫的身影归来。土地是最诚实的，你付出一分汗水，它便回报你一分收成。
我见过成片成片的白棉花。那是在秋天，棉桃绽开，仿佛大地上骤然降下的一场温暖的雪。我们跟着母亲去摘棉花。云朵一样的棉团，握在手里，是那样柔软、温暖。可我们的手指，却常常被那干枯、尖锐的棉桃壳扎得生疼，那种痛，是钻心的，细小的血珠会从指尖渗出来。母亲便教我们，要顺着那绽开的缝隙，用巧劲儿，一把将棉花揪出来。父亲则在另一边，他摘得又快又干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似乎早已感觉不到那些细微的刺痛了。
我们也曾穿过绿油油的麦浪。初夏的风拂过，麦田便成了海，哗啦啦地响着，那是希望的声音。麦子收割后，我们这些孩子的工作，便是跟在大人后面，捡起那一根根被遗落的、金黄的麦穗。父亲常说，“颗粒归仓”。他弯腰捡起麦穗的样子，虔诚得如同一个信徒。每一粒粮食，在他眼里，都是救命的恩物。
餐桌上，终于渐渐地丰盛起来。母亲脸上有了笑容，她可以变着花样，用园里的菜、缸里的米，做出几样像样的菜肴了。每次吃饭前，父亲总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他并不急于动筷，而是先点燃一支廉价的香烟，深深地吸一口，然后眯着眼，看着我们狼吞虎咽。他那被日光晒得黝黑的脸上，会浮现出一种极满足、极欣慰的神情。等我们吃得差不多了，他才掐灭烟头，开始吃。他吃得总是那么虔诚，仿佛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一粒饭掉到了桌上，他必定会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摸起来，送进嘴里。他说，糟蹋粮食，老天爷会看在眼里。
因为不会做饭，他宁可饿着，也绝不靠近灶台。有一次，母亲去了邻县的亲戚家，说好太阳落山前回来。可左等右等，直到天色完全黑透，还不见母亲的身影。我们兄妹饿得前胸贴后背，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父亲在屋里踱了几步，望了望冷锅冷灶，最终还是叹了口气，和我们一起坐在门槛上等。他喃喃道：“快了，你娘就快回来了。”
母亲终于急匆匆地赶回家，看到我们饿得蔫头耷脑的样子，又心疼又气恼。她一边系上围裙，风风火火地钻进厨房，一边忍不住埋怨父亲：“做饭不就是把生的弄成熟的么？放米，放水，点火！这么简单的事，你怎么宁可饿着孩子，也不愿意去试试呢？”
父亲听着母亲的数落，也不辩解，只是默默地蹲到灶口，熟练地拿起柴火，引燃，塞进灶膛。火光亮了起来，映红了他沉默而略带歉意的脸。说来也怪，父亲虽然不会炒菜，但他却是母亲最好的“火头军”。母亲做饭时，他总爱蹲在灶口烧火，他知道啥时要大火猛攻，啥时要小火慢炖，那份默契，是岁月沉淀下来的。
在他那套朴素的哲学里，大概觉得，一个男人，若被这些灶台锅碗的小事缠住了身子，便干不成大事。可回过头看，他这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似乎也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光宗耀祖的“大事”。若硬要说有，那便是他倾尽所有心血，亲手盖起的那栋两层楼的红砖房。
在那一排排低矮的土坯房里，这栋红砖楼房像一个异类，突兀而又倔强地矗立着。从决定盖房的那天起，父亲就成了一个总指挥，也成了一个最卖力的小工。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经过了他那双粗砺的手。他带着我们全家，和泥、挑砖、递瓦，前前后后，竟用了一年之久。
在村里人看来，我们干这事儿简直是个笑话。“穷得叮当响，还学人家盖楼房，真是打肿脸充胖子。”这样的风言风语，难免会传到我们耳朵里。父亲听了，也不生气，只是更加用力地搅和着泥浆。他给我们灌输他的理念：“我们自己有力气，自己盖，就不用请别人，就不用给别人工钱。那省下来的钱，不就相当于我们自己赚到了吗？”
盖房的木料是一大笔开销。父亲不知从哪里打听来，城里有一处地方要拆旧房子，有一堆木头可以便宜处理。第二天一大早，天还蒙蒙亮，父亲就带着我和母亲，拖着他那辆心爱的木板车，上路了。
来回三十公里的路，全靠双脚丈量。进城的时候，板车是空的，我和母亲坐在上面，父亲在前面拉着。他的背影在清晨的薄雾里，显得清瘦，却异常坚定。听着车轮“吱呀吱呀”的声响，我甚至觉得这是一次愉快的出游。
回来的时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那板车上，木材堆得比人还高，像一座移动的小山。父亲像是要把所有的本钱都拉回来，恨不得连地上的木屑都扫进车里。他匍匐着身子，车拉绳深深地勒进他的肩膀，他的整个身影，几乎完全被那堆木材吞没了。我和母亲在车后奋力地推着。每遇到一个沟坎，每一次车轮的阻滞，都能通过那紧绷的车绳，清晰地感受到父亲身体里迸发出的、近乎蛮横的力气。
最难的是一个长长的堤坡。望上去，路仿佛竖了起来。父亲停下车，喘着粗气，用毛巾擦了把汗，回头对我们说：“加把劲，过了这一道关，后面就都是平坦路了！”
上坡了。父亲每一次跨步，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脚步沉重而缓慢。他不敢有丝毫的哆嗦，因为只要向后退一步，后面推车的母亲和我，就可能被这沉重的板车带倒。他的脊背弯成了一张弓，汗水像小溪一样，从他古铜色的背上淌下来，洇湿了那件破旧的蓝布衫。我和母亲也使出了超乎寻常的劲儿，双手死死地扳着车轮，脚蹬着地面，一点一点地，向上挪移。
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和车轮与地面摩擦的“沙沙”声。板车有时会凝住不动，那一刻，世界都静止了，只有父亲喉咙里发出的、野兽般的低吼。一点，又一点，那堤顶，仿佛远在天边，又似乎近在眼前。终于，在拼尽最后一口气，前轮攀上了堤面，接着，整个板车，也沉重地、不情愿地被我们拖了上去。
父亲一下子松开了车把，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但脸上，却绽放出一种胜利者才有的、纯粹的笑容。母亲也靠在车帮上，脸上的汗水冲开灰尘，留下一道道蜿蜒的痕迹。休息时，父亲把仅剩的半瓶水递给我们，他自己却走到堤脚下，寻到一处小水沟。他用手拂开水面漂浮的草屑和泡沫，然后整个头埋下去，“咕咚咕咚”地豪饮起来。他抬起头，抹着脸上的水珠，笑着说：“这是牛水沟，牛喝的水。”
楼房盖成那天，父亲买了长长的一挂鞭炮，从二楼的窗口垂下来。他亲手点燃了引信，噼里啪啦的响声，震动了整个村庄。红色的纸屑纷纷扬扬，仿佛在诉说着这一年来的滋味。烟雾弥漫开来，熏得他不停地揉眼睛，眼泪直流。但我们都看得出，那泪水里，有辛辣，更有甜。
“摆脱贫穷”，就是父亲一生最朴素、最坚定的信仰。他身上的伤，无论是手上被工具磨出的老茧，肩上被扁担压出的深痕，还是腿上被淤泥划破的口子，在他看来，都是“贫穷”在他身上刻下的印记。
有一个伤，却是他一辈子都没有愈合的。那是在最饥荒的年代，父亲有一次极其幸运地，在半干的水田里，寻得了半桶泥鳅。他兴冲冲地拿回家，像是捧回了救命的仙丹。母亲也高兴，小心翼翼地收拾干净，用一点点珍贵的油盐，把泥鳅弄熟，放在锅里保温，等着父亲干完重活回来，好好吃一顿，补补身子。
后来，我那年纪尚小、同样饥饿的小姑回到家，看见了锅里的泥鳅，忍不住吃了几条。等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时，看到的却是小姑躺在地上，口吐白沫，身体已经冰冷僵硬。中毒身亡。
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大哭着，捶打着自己，说是自己不该做这一锅泥鳅，害死了小姑。父亲呢？他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被风雨侵蚀了千年的石像。过了许久，他才用一种近乎麻木的、干涩的声音说：“别哭了，她替我们全家挡了灾。” 从此，这件事成了家里一个不敢触碰的禁忌。父亲的心里，那个洞，一直都在汩汩地流着血，从未结痂。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向是坚强的，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天塌下来也能扛起的男人。我几乎从未见他落过泪。直到他五十岁那年。
那时，村里有人传言，内蒙那边有废铁生意可做，能赚大钱。一辈子在土里刨食、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心动了。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次豪赌。那天，我们哥仨送他去镇上的车站。他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中山装，提着一个破旧的旅行包，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背影显得有些孤单。
车要开了，他转过身，朝我们挥挥手，努力地想挤出一个让我们放心的笑容。可就在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有两行浑浊的泪水，就那么毫无征兆地，从他深陷的眼窝里涌了出来，顺着脸颊上深刻的皱纹，迅速流淌下来。他赶忙用手背擦去，转身挤上了车。
那一刻，我站在尘土飞扬的车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我忽然懂得，再坚强的男人，也有他的软肋。他的软肋，是这个家，是我们，是他肩上那副永远也卸不下的、叫做“责任”的担子。他啥也没说，但他的信仰，在那泪水里，表达得淋漓尽致——搞钱，搞更多的钱，让这个家，让母亲和我们，再也不受穷困之苦。
半年后，父亲从内蒙回来了。他黑了，瘦了，眼神里添了许多风霜。有没有搞到钱，他闭口不谈，仿佛那半年的艰辛，都不值一提。他只是像个孩子献宝一样，给我们每人带回了一床厚厚的、柔软的羊绒被子。他给母亲的礼物，最是特别——是一小包用油纸仔细包好的花种。他告诉母亲，这是格桑花，是草原上最美的花，风越大，它开得越精神。
那一夜，我们盖着新被子，暖和极了。母亲在灯下，看着那包花种，脸上洋溢着一种少女般的光彩。我们每一个人，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陌生的幸福感里。
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出过远门。他的那股子想要闯荡世界、干一番“大事”的劲头，好像随着内蒙的风沙一起，消散了。他只是淡淡地说：“外面的钱，也不好搞。”他的信仰，似乎在现实面前，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崩塌。
但他闲不下来。他去了一趟大草原，除了带回格桑花，还带回了三只高大健硕的绵羊。这在当时的村里，可是一件稀罕事儿。每天清晨和傍晚，他就赶着那三只白色的绵羊，到江堤外那片广阔的草地上去。那片草地，绿意葱茏，野花点点，估计就是他心中的大草原。
父亲开始养他的羊，母亲则侍弄她的菜园，日子仿佛进入了一条平静的河流，缓缓地、无声地向前流淌。那三只从遥远北方来的绵羊，成了父亲新的寄托。他对待它们，不像对待牲口，倒像是对待沉默的老友。他会跟它们说话，给它们起取名字，带它们去江堤外那片他认为的“草原”。
那片草地在长江大堤的外侧，汛期时会被江水淹没，退水后，便滋养出丰茂的、带着水汽的青草。那里没有格桑花，只有一丛丛、一簇簇野枸杞，开着不起眼的淡紫色小花，结着红艳艳、小珠子似的果实。每次放羊归来，父亲粗糙的手掌中，总会握着几朵摘来的枸杞花。他并不特意交给母亲，回到家里，很随意地将那些细小的花朵放在饭桌的一角，或者窗台上。
每天打扫卫生时，母亲就会看到那些已经有些萎蔫的、却依旧带着野趣的小花。她从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找来一个空了的玻璃罐头瓶，洗刷干净，装上一点清水，然后把那些枸杞花归拢在一起，小心地插进去。那些淡紫色的小花，就在窗台上，伴着父亲母亲的日常，静静地开着，又静静地凋谢。这成了他们之间一种无声的交流，一种无需言说的仪式。父亲用这种方式，告诉母亲他去了哪里，看见了什么；母亲用那个玻璃瓶，告诉父亲，她看见了，也懂得了。
那一年，母亲的苦瓜长得格外好。藤蔓爬满了整个架子，绿得深沉而厚重。苦瓜结得密密麻麻，一条条垂下来，在夏日的阳光下，表皮上的瘤状突起泛着油亮的光。苦瓜成熟的时候，母亲特意挑了几条最饱满、最水灵的，仔细地切片，用青椒和豆豉，炒了满满一盘。吃饭时，她将那盘碧翠的苦瓜，放在了父亲面前最显眼的位置。
父亲看着那盘菜，愣了一下。他抬头看了看母亲，母亲的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期待，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想要“治愈”什么的尝试。父亲沉默地拿起筷子，夹起一大块，送进了嘴里。他咀嚼着，脸上的肌肉明显地僵硬了一下，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他那张被岁月和风霜刻满了皱纹的脸，仿佛在那一刻，所有的沟壑都加深了。他努力地嚅动着嘴巴，喉结上下滚动，试图吞咽下去。但最终，他还是没能忍住，“哇”地一声，将嘴里的苦瓜全吐在了地上。
“太苦了。”他摇着头，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排斥和痛苦，仿佛吃下去的不是蔬菜，而是一口浓缩的黄连汁。他，这个一粒饭都舍不得浪费的人，竟将那盘几乎没动过的苦瓜，连着盘子，端起来，走到了泔水桶边，毫不犹豫地倒了进去。
母亲怔怔地看着这一切，没有阻拦，也没有说话。她只是默默地低下头，扒拉着自己碗里的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叹息。那一刻，我明白，有些苦，是刻在生命里的味觉记忆，是任何后来的甘甜都无法覆盖的。父亲拒绝的，不仅仅是苦瓜的滋味，更是那一段被苦难浸泡得发胀的岁月。而母亲执着地种植苦瓜，或许，正是在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提醒自己，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日子就像村边的那条小河，平静地流淌着。父亲的羊群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迅速繁衍，带来巨大的财富。它们只是安分地吃着草，缓慢地生长。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在村头通往镇子的路口，用盖房剩下的砖瓦，搭起了一个小小的、仅能容身的窝棚，开起了村里第一家小卖部。
所谓小卖部，无非是卖些最日常的货物：香烟、火柴、肥皂、酱油、盐，还有我们孩子最眼馋的、用玻璃罐子装着的五彩水果糖和动物饼干。父亲不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算账很慢，称重量时，秤杆总是翘得高高的。有时邻里乡亲手头紧，赊个账，他也从不催要，只在那个皱巴巴的小本子上，画上几笔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符号。
后来，他又无师自通地，在小卖部门口挂起了一个用纸板写的招牌：“修理自行车”。他那一双盖房子、摸泥鳅、侍弄庄稼的粗手，拿起那些精细的工具，竟然灵巧有加。补胎、换气门芯、校正钢圈，他做得一丝不苟。他修理的仿佛不是自行车，而是一件件珍贵的物件。村里人的自行车坏了，都爱推到他这里来。他们围在旁边，抽着父亲递过来的廉价香烟，聊着家长里短，庄稼长势。那个小小的窝棚，成了村口一个热闹的信息集散地，也成了父亲晚年一个小小的、坚实的精神堡垒。
父亲七十二岁那年，身体终于像一架超负荷运转太久的机器，各个零件都发出了警报。他开始消瘦，食欲不振，原本清瘦的身体，更是瘦得脱了形。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勉强同意去医院检查。
在医院里，他看着白色的墙壁，消毒水的味道让他皱紧了眉头。当医生拿着检查报告，神情凝重地告诉我们兄妹情况不妙，需要进一步确诊时，父亲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反而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尽管那动作显得有气无力。他笑着说：“没事，就是年纪大了，零件老了。会好起来的，我的身体，我知道。”
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把我们叫到办公室，坦诚地告知了病情：肿瘤，晚期，花钱，遭罪。
母亲听完，沉默了许久。她用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关节粗大的手，使劲地搓着脸。最后，她抬起头，眼神里有巨大的悲痛，却也有一种异常的清醒和决断。她说：“回吧。即使你爹知道真相，他也会选择回的。”
我们把父亲接回了家，离开了那个充满绝望药水味的地方。奇怪的是，一回到他熟悉的院子，看到他养的猫和狗，看到母亲菜园里绿油油的蔬菜，父亲的精神反而好了起来。那天中午，他居然吃下了一整碗米饭，还喝了一小碗母亲熬的稀烂的米粥。他坐在那把吱呀作响的旧藤椅上，满足地晒着太阳，眯着眼睛，仿佛一切病痛都已远离。
然而，这不过是夕阳落下前的最后一抹余晖。吃完那碗饭，父亲就说身上乏得很，想躺一会儿。这一躺下，他便再也不愿，或者说，再也没有力气下床了。
病榻上的父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枯萎下去。他本就清瘦，如今更是皮包着骨头，嶙峋得让人不敢直视。仿佛他一生所承受的那些重量——生活的重担，岁月的风霜——最终都化作了这具躯壳无法承载的负荷，要将他彻底压垮。
那一日，阳光很好，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床前。父亲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一个空了的药盒，反复地看着。那上面的字很小，他老花的眼睛看得有些吃力。他看了很久，忽然，他抬起头，目光望向窗外，声音沙哑而平静地问：“这上面写的……怎么是治癌症的药？”
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窗外鸽子“咕咕”的叫声。我们兄妹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回答。父亲仿佛并不需要我们的答案，他缓缓地放下药盒，眼中最初闪过的一丝惊愕和慌乱，很快便被一种深不见底的无奈和了然所取代。他什么都明白了。
他没有哭，也没有闹。沉默了半晌，他让母亲帮他拿来那个藏在衣柜最深处的、裹了好几层塑料布的存折。他颤抖着打开，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了又看。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们，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目光浑浊，却透着最后的清明与慈爱。他用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开始分配他这一生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财富”。他给每人分了十万元，细细地交代着，仿佛在完成一件极其庄重的事情。
那时，母亲就坐在父亲的床边，手里拿着一件父亲穿旧了的衣衫，正在缝补一个微小的破洞。她低着头，一针，一线，动作缓慢而专注，仿佛要把所有的时光和不舍，都缝进那细密的针脚里去。她听着父亲讲话，听着他安排身后事，大颗大颗的眼泪，就那么无声地、汹涌地滚落下来，砸在她布满老茧的手背上，洇湿了一小片布料。
交代完存折的事，父亲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转过头，看着母亲，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忽然说起了一件陈年旧事，一件压在他心底大半辈子的、从未对我们提起过的事。
“孩子他娘，”父亲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有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大半辈子了……当年，你爹，我老丈人，得了肝腹水，肚子胀得像鼓，在医院里受尽了罪。那时候，家里实在是……拿不出一分钱了。是我……是我看着老头子太痛苦，夜里，我……我偷偷拔掉了他胳膊上的针管……”
父亲的声音哽咽了，浑浊的泪水从他深陷的眼角滑落，渗入花白的鬓发里。“不治了……我心里悔恨了大半辈子啊……那时候要是能有点钱，要是能让老丈人多活几年，多好……我对不住他，也对不住你……”
母亲停下手中的针线，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父亲，伸出手，紧紧握住父亲那双枯柴般的手。她点着头，声音颤抖着，却异常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事，我知道。爹后来清醒的时候，他也……他也央求过我，他说，太受罪了，让他走吧……我不怪你，老头子，我从来都没怪过你……”
这一刻，所有的艰辛、隐瞒、愧疚与宽恕，都在泪水中交汇、融解。原来，母亲早已背负着这个秘密，与父亲一同走了这么多年。他们之间，早已不需要太多的言语。
父亲是在一个清晨走的。走得很安静，像睡着了一样。他养的那群鸽子，依旧每天准时飞出去，又飞回来，在屋顶上盘旋，发出“咕咕”的叫声，仿佛在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
父亲走后，母亲变了很多。
她变得不那么爱收拾家务了。以前，家里总是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可现在，屋子里常常显得有些凌乱，农具、杂物、没来得及归置的东西，这一堆，那一堆。唯有堂屋正中央桌子上父亲的遗像，始终是干干净净，清清朗朗。母亲每天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用一块柔软的细布，小心翼翼地擦拭父亲的相框，容不得半点灰尘。
她也不愿意成天待在家里了。更多的时候，她愿意待在地里。她把她那原本就规模可观的菜园，又向外扩张了一大片。而在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她几乎种满了苦瓜。
一眼望去，满目皆是那种沉甸甸的、执拗的绿。苦瓜的藤蔓疯狂地生长，覆盖了所有的架子，甚至爬到了旁边的树上。花开了一茬又一茬，瓜结了一挂又一挂。绿的，白的（熟透裂开的），长的，短的，扭曲的，笔直的……满地都是苦瓜，绿油油的，在夏日灼热的阳光下，闪烁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光芒。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的苦瓜。一年接着一年，从未间断。她不再把它们端上餐桌，只是任由它们生长，成熟，然后一部分送给邻里，一部分留下做种，大部分，就那样静静地挂在枝头，由绿变白，最后在秋风中干枯。
或许，对她而言，这满垅的苦瓜，就是父亲的一生，也是他们共同的一生。那深深的苦味，早已不是味觉上的感受，而是融入了血液，刻进了骨血的生命底色。她种植它们，守望它们，就像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陪伴着那个吃了一辈子苦，最终连一丝苦味都不愿再尝的男人。
而父亲从草原带回的格桑花，母亲也曾试着在菜园边种过。但南方的水土，似乎留不住那种来自北方的、带着风沙和自由气息的野性之花。它们开得总是不那么精神，零零星星的，最终，还是被那蓬勃的、铺天盖地的苦瓜藤蔓所淹没。
父亲的格桑花，终究没有在这片浸透了汗水与泪水的土地上扎根。它只灿烂在父亲的口中，和母亲那一夜的记忆里。而真正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是那绿得深沉、苦得彻骨的瓜，是那如同他们生命本身一样，在苦难中顽强攀援、开花结果的——父亲的格桑花，母亲的苦瓜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