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洲
1
一个女人突然来到摊前，要我带她回家。
怎么办？
她那么年轻，那么好看。挨着我坐下的时候，我的脸立即就火烧云一般红了。她说，那我今天就跟你回家。我一听，心差点蹦出来。我用左手使劲摁着胸口，右手则不停地搔头。我想起一句话，是人有一运，是花有一红。这句话就像一粒要拱出土壤的种子，让我的头皮又痒又麻。我这是要走运了？
可惜，她只能跟着我回工棚。要是带回老家，会轰动的，大家伙会挤破我的门槛，那些小嫂子小媳妇们会笑着叫嚷：伟哥，你好厉害。
我其实叫马尾，家里老幺，小时候大家喊我小尾，十五岁那年，突然被村里的大嫂婶娘喊起了“伟哥”，她们围着我笑，笑得前俯后仰。我以为后背贴了什么，她们时常这样捉弄人，我就像狗舔尾巴一样，打着转，用双手去薅后背，可什么都没有。她们却笑得更凶，说着荤话追着我跑。我慌得喊母亲，母亲跑出来骂她们骚货。可她们根本不听，还是追。我只好蹲下来抱紧头、捉紧裤腰。她们经常脱那些男将的裤子。想到这，我的脸一阵发烫，裤裆里像憋了一团火，胀得难受。那时家里穷，我连合身的衣服都没有，那天，我偷穿了母亲的黑裤子，结果被她们一眼看穿，她们就是因为这个笑我，她们眼里射出的光，像六月的白太阳，刺得我睁不开眼。
后来，我当了兵，穿上了军装。
2
可惜，贝贝只能跟着我回工棚。我没有问她的名字，就想喊她贝贝。要是你见过，也会觉得她就是咱农村过年玩花灯的蚌壳精。我是说她好看。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领着贝贝进工棚，我心里满是愧疚，接女人回家，不说八抬大轿，至少该有一挂鞭炮，可我什么都给不了她。她揉着脚说累，想来是跟着我走了十里地，脚肿了。我心尖一疼，忙打开煤气灶烧水，一边烧，一边手忙脚乱收拾屋子。这些年一个人过，屋里乱得没下脚的地方，我把货箱码齐，扔了桌上的空盒子，片刻，屋子就宽敞了些。水烧开，给她倒了热茶，又端来洗脚水，嘱咐她水热小心，转身就去做饭。我以前从不开火，收摊后买个鸡蛋饼配啤酒就对付了，可今天不一样，有了女人，该给她做口热饭，往后还要做一日三餐。古话讲，人活在世，日讨三餐，夜讨一宿，往后，这两样，我总算能讨到了。
排骨的香味熬出来了，满屋飘散着。浓白的雾气在氤氲，像新娘子扬起了她的头纱。风卷着咸腥味灌进工棚，铁皮顶吱呀作响，像我这辈子没说出口的委屈。我感觉今晚的风很邪乎，像农村老家的那些小伙子，都想挤进来闹洞房。
我吓得赶紧关了门。
我原来租住的是民房，后来被房东赶到了荒郊野外的工棚，房东的房子要装修，还差两个月到期就不让我住了，也不退我房租，就把我带到工棚了。你别想讲什么道理。我们是外省人。房东说，这工棚，你可以一直住，不要房租。工棚是用铁皮包着塑料泡沫搭成的，除了矮一些，小一些，和房子没有什么差别，工棚里通了电，开关一按，就亮了。简直比租房还好。原来的租房，一个月要一百多，说是房，也就是和棚子差不多，碰见大风的日子，棚顶的铁皮哐哐当当响，好像马上就要被风卷了去。这样的房子租给外省人，房东不惭愧，反而还要尾巴翘上天，甩得震天响，隔两天就说下个月要涨房租。有时候，睡不着，想瞄一眼房东家的电视，房东家孩子更是趾高气扬，翘起个肥屁股，遮住电视机，就是不让你看。
房东把我赶到工棚，说来还是件好事，不然女人跟我回家，还不知道应该带去哪里？租房？我才不。那房东不得把你笑死：你个外省人，还花花草草。
3
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这算是新婚之夜吧，但第二天我还是早早就起床了。要去摆地摊啊，摊位不去守着，转头就被别人占了。
可她要是醒来后看不到我，会不会着急？我在床边打转，像只困在树枝分叉处的蚂蚁，进退两难。心里头黏糊糊的，既想多守着她一会儿，又放不下那个摊位。那是我守了快两年的地盘，不管天晴下雨、刮多大的风，只要人能出门，就骑着三轮车往那儿赶。就算天气实在糟得摆不了摊，也得在边上守半天，确认没人来抢，才能踏实往回走。
1999年，我四十七岁，村里的狠角冲担尖来请我去汕头给他打工，开口就是给五百块月薪。那时，这是天文数字。我耳朵背，在老家顶多挑货郎担子，一天赚十块就顶天了。我跟着他到了汕头潮南区，这里遍地是老乡，可我最怕的，也是这些老乡。都说同行是冤家，老乡老乡，背后一枪。说的就是老乡之间的斗争。因为摆摊门槛低，摊位却有限，老乡们为了养家，红着眼抢生意，我推着三轮车从他们摊前过，他们的眼神像钉子，能把我的脚钉在地上。又多了一个来抢饭碗的，他们肯定讨厌我。我不敢摆摊，冲担尖就带着我一起。快过年时，他为了抢生意，买了大喇叭甩货。大家都囤了货，他一促销，别人的货便卖不出去了。老乡嫉恨，就往他头上砸砖头，砸了一脸的血。我当时傻在原地，心里寒透了。以前听说泰和人在外面很团结，如今却看到是自相残杀。我讨厌这样的生活，怕再看到这样的内讧，那天之后，就离开了冲担尖。我自己到处去找摊位，看到有泰和人，我就走，最后辗转到了普宁，汕头的市中心，这个地方管得严，没法摆摊，却没有泰和人，没有老乡间的争斗。
女人啊，真让男人神魂颠倒。
以前在老家，那些小伙子一结婚，就寸步不离围着新媳妇打转，拿着棒子赶都赶不出去。我如今也这样了。满心都是她，摆摊都有些魂不守舍，总想着早点回去看看她。那天，我把摊位托付给熟人，骑着三轮车往工棚赶，就想回去看看她。可是链条突然掉了。我心里一阵慌，怕是坏兆头。我是怕贝贝出事。我手心里都是汗，等我终于修好链条，气喘吁吁跑回工棚，推开门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傻了，工棚里空荡荡的，哪还有她的影子？
冷汗顺着脊梁骨咕噜咕噜往外冒，密密麻麻的，像一群看热闹的人，围着我指指点点。换作别人，或许会愣在原地不知所措，或许会搔头犯懵，或许会捂着嘴不敢相信，甚至会喊着女人的名字在荒地里狂奔。可我没有。我心里居然一点都不惊讶，仿佛早就料到会这样。我本就不敢相信，像我这样又穷又老的糟老头，贝贝怎么可能会看上？她不过是累了，在我的工棚里借宿了几个晚上。就像海边搁浅的贝壳，一阵浪来，自然会被卷回大海去。
也有可能是我以前辜负过别人，欠了债。这是老天来惩罚我了。她把贝贝送到我面前，让我高兴，又把贝贝遣走，让我痛苦。
4
我辜负了迎风，那个长辫子姑娘。具体是哪一年认识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年，我当了兵，那是我这辈子最郑重的一件事，因为我终于有了一套合适得体的衣服。
穿上士兵服的那一刻，我感觉脊梁骨都挺直了，下身那地方像解开了绑带，浑身舒坦。个子也跟着窜高了一截。大步流星出门，两目平视，竟觉得自己像屋前的大山一样伟岸。那些爱打趣我的婶娘大嫂不坏笑了，眼神里满是仰慕。
知道我要去当兵，她们就忙着给我介绍对象。我相过好几个姑娘，最后看中了迎风，她名字好听，人也温柔，说话时眼尾轻轻垂着，笑起来会露出一对浅浅的梨涡。
送兵那天，真是热闹。乡亲们敲锣打鼓，一直把我们送到镇上。我穿着崭新的军服，胸前戴着大红花，走在队伍最前面，脸上热得发烫，像有红霞在飞。迎风也在送兵的队伍里。我们还没定亲，她不好意思跟我并排走，可走着走着，就悄悄挪到了我边上，手里攥着一个蓝布包，时不时往我这边瞟。有时有人故意把她往我这边推搡，她就红着脸嗔怪几句，害羞地跑开，可没过一会儿，又慢慢凑过来，把布包里的煮鸡蛋塞到我手里，塞完就攥着辫子跑开，辫子在身后晃啊晃，晃得我心里甜滋滋的。
那一段长长的山路，是我这辈子走过最幸福的路。快到镇政府的时候，她趁人不注意，突然走到我身边，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相片，相片里的她梳着麻花辫，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眼睛弯着，笑得温柔。我把相片紧紧攥在手里，指腹摩挲着相片上她的脸，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口袋，这张相片，后来陪了我整整六年。
到了部队，我成了一名炮兵。我去过老挝，专门打敌人的飞机。营地在高高的山岭上，深山老林，蚊子大得能吃人，隔着衣服都能叮出大包。平日里我们都穿着防护服，上厕所解开裤子，一蹲下去，大群大群的蚂蚁、虫子就呼啦啦地往身上扑，吓得人提起裤子就往外跑。
那种情形，再害怕也不能叫，这是纪律。
敌人的炸弹扔下来，火光映红半边天，就是在身边炸开，也不能跑，得迎着炸弹飞过来的方向，眯着眼瞄准，发射炮弹击落敌机。
迎风总给我写信，字迹娟秀，纸页上偶尔还沾着淡淡的皂角香，可我回信很少。部队经常在深山老林里移动，营地换了一处又一处，有时候还不许给家里写信，怕泄密。有一阵子，她好久没收到信，急得发了封加急信，信封磨得边角都卷了，信里有一句诗：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 我当时大字识不了几个，哪里看得懂，还是宣传干事念给我听，又一字一句解释，我才知道，她是想我给她个准信，想我早点回去。
我赶紧找了张皱巴巴的信纸，借着营地的马灯给她回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却掏心掏肺：迎风，我才是那个站在海边等潮的人，你的每一封信，都是我生存的血液，是我战斗的力量。从那以后，她的信更多了，有时候一个月能收到两封，信里跟我说村里的事，说我娘的身体，说村口的老槐树又开了花。在那样的环境里，个人没有秘密，我的战友们都抢着读她的信，个个都拍着我的肩膀羡慕，说我捡了个好姑娘，这辈子有福气。
我总把最新的信和那张相片放在贴身衣袋里，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指尖摸着相片上她的眉眼，心里就踏实。站岗的时候，四下无人，还会偷偷用手隔着衣服摸一摸，就像在和她偷偷拉手。漫漫长夜里，山风呼呼地刮，虫鸣蛙叫吵得人睡不着，我就是靠着这些念想支撑自己，她多情的眼眸是夜空中最亮的星辰，她曼妙的呼吸是徐徐吹拂的晚风，她婀娜的身姿是月光下摇曳的竹影。迎着山风深呼吸，仿佛就能闻到她身上的皂角香，就像在和她深情对吻。在那样的深山老林里站岗，没有这些想象，我真的站不稳。我亲眼见过一起站岗的战友，因为熬不住孤独和恐惧，用枪支支撑身体时走火，把自己给毙了，那声枪响，到现在还在我耳边响。
我也击落过敌机，炮弹出膛的那一刻，耳朵被震得嗡嗡直响，半天听不见声音。可敌机被击中后会飞出去很远才坠落，我从没见过飞机残骸，也没见过敌机里的人。后来部队给我记三等功时，我有些底气不足，不知道这荣誉是嘉奖我击落敌机，还是补偿我被炸弹震聋的右耳。那时候，我的右耳已经几乎听不到声音，只有左边的耳朵，能模模糊糊听到点动静。
5
转眼到了转业年限，部队贴出公告，白纸黑字写着：自即日起，志愿兵转业不再安排工作，自主择业。战友们都炸了锅，个个狂躁不安，宿舍里吵翻了天，有的拍着桌子骂，有的装受伤找部队要说法，说扛炮弹伤了肩膀，说肘关节不能动了，可这些都是看不见的轻伤，没人信。我不一样，我是真的受伤了，右耳失聪，还有部队给的三等功鉴定，红本本烫着金字，攥在手里沉甸甸的。
战友们都怂恿我去闹，去营部找领导争取分配，说我有军功在身，不能就这么算了。可我不能。迎风刚给我写了信，她的口吻像极了我母亲，温温柔柔的，却带着一股子执拗，她说，马尾，你要听话，听党的话，部队的安排总有道理，要经受住考验。我想，这或许就是部队对我的考验，说不定过阵子就会给我安排工作，敌机扔下来的炮弹我都能经受住，这点考验又算得了什么？
我安安静静，不争不吵，还劝战友们也冷静点，别让领导为难。他们也不怪我，只拍着我的肩膀叹气，说我是脑子被炸弹炸坏了，变傻了。傻就傻吧，从那以后，我索性就故意装傻了，别人吵，我就坐在一边擦枪，装作什么都听不懂。
从部队回来后，我揣着三等功证书，还有一身的伤，去泰和镇政府报到，可里面的人翻了翻我的证书，头都没抬，放下了。也不说什么，就让我回去等着。我急了，这才开始“闹”，但我的闹法很安静，每天早早跑到镇政府办公室坐着，坐在角落，有人问，我就给他们讲我在老挝击落敌机的事，讲炮弹在身边炸开的滋味，讲我的右耳是怎么聋的。
我有个远房表亲是副镇长，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去找他，他见了我，脸上堆着笑，却总是闪烁其词，说会想办法，会跟上面反映，让我先回家等消息。后来才知道，他其实就是骗我回家，根本没打算帮我。
倒是迎风，比我还急。听邻居说，那段时间，迎风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干净自己，往区里跑，区里有个领导，妻子病逝了，一直单身，带着个孩子过，日子过得糙。迎风就每天去给那领导洗衣服、洗被单，给孩子梳头发、做早饭，接送他上学放学。那领导住的地方离我们村有十几里山路，她每天来回跑，脚上磨出了泡，也不喊苦，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攀高枝，她也不躲，依旧每天去。
后来，那个领导真的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在泰和镇武装部当临时工，说先干着，以后再想办法转正。我当时还傻乎乎的，以为是那个三等功起了作用，以为是部队的考验终于结束了，拿着工作证，激动得一夜没睡，想着赶紧赚钱，盖房子，娶迎风。直到有一天，我在镇政府门口，听见两个大妈聊天，说迎风为了给我谋这份工作，答应了那领导的追求，等我稳定了，就嫁过去。
我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愣在原地，半天回不过神，右耳的嗡嗡声突然变得特别响，盖过了所有的声音。我攥着兜里迎风的相片，指腹都快把相片磨破了，心里明明很气愤，气那领导趁人之危，气自己没本事；明明很不舍，舍不得那个等了我六年、给我写了无数封信的姑娘；可我没去找她，没去阻拦她。我耳朵聋了，只是个临时工，给不了她安稳的日子，那领导能给她房子，给她体面的生活，跟着他，她能过好日子。我心里明明很悲伤，很委屈，像被人攥住了心，疼得喘不过气，可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转身，慢慢走回了武装部，坐在角落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午。
没过多久，我就被区人武部辞退了，理由是我耳朵不好使，反应迟钝，说我傻，干不了武装部的活。我耳朵确实听不见，可他们不该说我傻。我傻吗？我可是能打落敌人飞机的人啊，我只是没本事，护不住我想护的人罢了。
6
后来，我差点和那个大眼睛的姑娘结婚了。她好漂亮呢。像电影明星。
被辞退回村后，我在村里当记分员，日子也算安稳。可母亲愁坏了，总觉得老天对她不公，好好的儿子当兵回来，耳朵聋了，还被人说“傻”，她天天躲在屋里哭，最后把眼睛哭瞎了，人也一蹶不振，起不来床。母亲卧床后，我开始贴身服侍她，这一服侍，就是十六年。怕听不见她喊我，我把床搬到她房里。给她洗澡、端屎倒尿、翻身换衣，这些事，我做了十六年，从未懈怠。大哥在城里当工人，一年回不了两次，两个姐姐出嫁后，被姐夫看得紧，回趟娘家都难，母亲的事，终究只有我一个人扛。为了养活母亲，农闲时我去灵乡挑铁，凌晨做好两顿饭端到母亲床边，走两个多小时山路到灵乡，收工后，天就黑了，再走回来，到家就给母亲做晚饭、擦身子。后来不去挑铁了，我又熬麦芽糖、挑货郎担子，不敢走太远，只能在附近打转，生意难做，可再难，也得撑着，母亲是我身上卸不掉的担子。给母亲洗脏衣服时，水塘边的人都嫌弃我，甚至要赶我走，我气极了，想和她们吵。可我和母亲轻声细语说话惯了，已经不会大声说话，和她们吵，我的声音那么小，不起作用。后来，我就把衣服提到很远的山沟上去洗。没办法啊。我心里其实很惭愧的，那山沟的水，最后还是流到了我们湾，她们洗衣服的那水塘里。
当时，有隔壁邻居劝我找个女人。谁不想找个女人呢？每天夜里睡不着，在床上打滚的时候，心里的难受，我不好意思说。我想找对象。可是，我没有房子。我家老土坯房子是搭着邻家的墙壁做的，有两间房。邻家建新房，拆走他家的墙，就只剩下一间半了，另一间房少了一面墙，我砍了竹子茅草，筑了半人高的围墙，风雨拦不住，顶多拦得住鸡鸭鹅之类的家禽。那房子不能住人，勉强可以在不下雨的时候做做饭。
这样的家庭谁会来？而且我还傻。可你知道，上我家门的媒人怎么说，她说我有孝心。她拿出一张相片，我一看，心里吓了一跳：这是明星吧？水汪汪的大眼睛，那叫一个美啊。姑娘留着齐耳短发，发丝一根根闪着亮光，当时从我脑海里想到蹦出来的第一个成语就是光彩照人。
媒人也不藏着掖着，跟我说，这姑娘患了小儿麻痹症，有条腿走不了路。他们家人是看我照顾母亲上十年，觉得我可靠，想把姑娘托付给我。媒人夸我厉害，有本事。最后，拍我的后背，让我挺直腰。
那一霎那，我感觉年轻了很多。浑身的热血沸腾了起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结婚，我要娶她，她需要我，我愿意照顾她。我立马开始修老屋，没钱买红砖，我就上山砍楠竹，扎成排，用铁丝固定，做成一面墙，再踩泥巴糊满里外，刷上石灰水，一天功夫，屋子不透风也亮堂了。我又买了新被套、胖娃娃年画，把新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憧憬。可就在我贴年画时，大哥、大姐、二姐突然回来了，气势汹汹，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母亲瘫了这么多年，他们也搭了不少钱，说再娶个瘫子回来，三个人都是累赘。我怎么就是累赘了？老娘是我在养着呢。我再也忍不住，去母亲房里拎出她换下来的脏衣服，重重扔在他们面前，那股臭味，让他们捂着鼻子逃也似的跑了。我赶跑了他们，心里却堵得慌，提着衣服去山沟洗，手一滑，衣服被暴雨后的急流冲走，我一路追，却没抓住，心里恍惚，总觉得漂着的是母亲。我拼着命往家赶，怕她想不开。在那场相亲中，母亲才是我最大的阻碍，知道我要结婚，就日日叫嚷，说拖累了我，说要去死，甚至用棍子捅我，不让我睡觉，她总是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娘知道你苦，可娘只有你了，你娶了媳妇，谁还管娘这个瞎子”，我父亲走得早，母亲拉扯几个孩子长大，受尽了苦，她怕我娶了媳妇忘了娘。我母亲糊涂啊。
赶回家时，我看到母亲已经从床上爬到我的新房，手里还攥着菜刀。我彻底被打败了。这婚还怎么结？后来听说大哥姐姐去找媒人辞了婚事。他们也是怕我娶了媳妇就不管老娘，那样，老娘就要他们服侍了。
此后，我再没提过结婚的事，心里也不愿再想。母亲活了八十岁，我服侍了她十六年，等她走时，我已经快四十了。
7
年纪大了，记性就差了，好多事想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阵子总有人来福利院看我，提着水果、牛奶，想听我讲故事。我知道自己身子骨不行了，肾积水折腾得我没力气，说话也慢慢吞吞的，可他总来，坐在我房间里，安安静静的，不催我。我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自己洗，被褥自己晒，不用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帮忙。他们总说我利索，其实就是习惯了，闲不住。
断断续续跟他讲了快半年，有时候讲到一半，心里一堵，就讲不下去了。讲故事费精神，尤其是想起那些高兴的、难过的事，情绪一激动，就觉得浑身乏力。我跟他说，我有肾积水，可能跟当年耳朵受伤有关，我翻看过医学书，上面说“肾开窍于耳，肾气通于耳”，当年被炸弹震倒时，腰也磕在了石头上，当时只觉得疼，没当回事，后来就总觉得腰沉。夜里躺在床上，腰那儿隐隐作痛，像当年炮弹炸后的余震。现在国家每个月给我发大几百元退伍军人补助，在福利院里吃得好住得好，我已经很满足了，不想再麻烦别人。
他大概是怕我闷，总在我房间里打转，想找些老物件勾起我的话头。没想到，还真让他找到了两本记账本。一本是去汕头之前记的，一本是到汕头之后换的。以前在村里当过记分员，养成了记账的习惯，一天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跟谁借了东西、谁借了我的东西，都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清清楚楚。
我的字写得挤挤挨挨的，缩手缩脚的，有时候一页纸能记十几天的账。但其中一页，上面只有一句话：“她来了，又走了。”那个“了”字的勾斜拉得老长，重重地占满了半页纸，像我当时心里那股子劲儿，想一脚跨到人生尽头。他把那页纸给我看，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挺不好意思的。我跟他解释，其实她后来又回来了。
一说起这个，我就想起了普宁。那天，我推着三轮车在街头站了一整天，从天亮到天黑，没有一个泰和人来赶我。我在记账本上写下：“普宁的宁是安宁的宁。”
普宁市中心管得严，不允许摆地摊。我刚把布铺开，穿制服的城管就来了，要么罚一大笔管理费，要么直接没收货物，想要拿回来，还得花几倍的钱交罚金。但我还是喜欢普宁，这里没有老乡之间的争斗，心里踏实。为了留在那里，我和其他外省人一起，跟城管打游击。城管没来，我们就赶紧摆摊；城管一靠近，就麻利地收布背起就跑；有人专门盯着，城管一出现就吹哨子提醒。真被抓住了，就陪着笑脸说人情话，往他们口袋里塞烟、塞钱，只求少罚点、别没收货物。
除了城管，还有二流子捣乱。我仗着当过兵，体格还算硬朗，也跟他们抡过拳头，可我动作慢，还没发力，摊上的皮带、录音机、单放机就被他们抢跑了。有时候他们三五成群来，一个人跟我讨价还价，一个人付钱，其他人则趁机拿货；有时候干脆直接要钱买烟，不给就动手。有一回，十几个单放机被抢得一干二净，那可是花七八百元进的货，一个月白干了。
没办法，我只能往城外退，退到镇里，再退到村里。没想到，退一步真的海阔天空。我在一个村子的河道边安了摊，对面是个有一千多工人的制衣厂，离集市也远，没人来这里摆摊，我成了独家生意，没有竞争，没有仇恨，也没有伤害，正是我想要的安宁。
我买了补鞋机，一边补鞋，一边卖些日用品。摊边放个躺椅，天热了就在树荫下睡个午觉；放学的时候，跟逗留在摊子前的小朋友聊聊天。我跟本地人处得很好。他们会给我端来热茶热饭，我也帮他们带孩子。本地人爱喝功夫茶，常搬个小茶几放在我摊边，泡上一壶凤凰单丛，给我递来一杯，茶味醇厚带点兰花香，像他们的性子，不热络，却实在。
后来二流子再来捣乱，本地人就会站出来把他们赶走。没本地人在的时候，他们要拿点小东西，我也不拦着，都是不值钱的玩意儿，拿就拿吧。没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倒不好意思了，后来不仅不抢了，路过我的摊子，还会甩根烟给我。
我真的喜欢普宁，这里像老家一样有人情味。其实我也想过回老家，可回去能干什么呢？我耳朵背，给人提灰桶一天十五元都赚不到。在普宁，每天至少能赚二十元，生意好的时候能赚三十元甚至更多，够我生活了。
更重要的是，在普宁，我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女人。
那天，贝贝穿着金黄卫衣，像一堆金子似的，突然落到我的摊前。她快四十岁了吧，怀着身孕。她在对面的制衣厂上班，知道我在这里摆了两年摊，知道我是个好人，说是早就想跟着我过日子。
我细细打量她，视线从她穿拖鞋的脚往上移，她的肚子已经隆起，大概五六个月了。我眉头越皱越紧，心里乱糟糟的，可看着看着，突然舒了口气，她说话时，眼尾微微下垂，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像藏着星星，像极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大眼睛姑娘。我一点都没犹豫，拉起她的手，就把她带回了工棚。
那天早上，我回工棚没有看见她，以为她走了，心里着急，却又安慰自己，她只是累了，借宿一晚就走了，像海边搁浅的贝壳被浪卷回大海。可我推着三轮车赶到摊位时，却看见她站在河道边，等着我。原来她早上醒来没看到我，就来摊位找我，我们在路上错过了。
我一把抱住她，像找回了走散的亲人。我在心里叫她贝贝。潮落下去，又涨起来，它把贝贝送回了我身边。隔着她隆起的肚子，我亲到了她的大眼睛，心里甜滋滋的，以为这辈子的幸福终于来了。
8
那是我人生的幸福巅峰。我一直以为，以后的生活会更好，等她生下孩子，等孩子长大，我们的生活会更幸福。殊不知，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就到了低谷。
我们还住在工棚。还买了一个大点的床。起先一段时间，和她同床共眠着实受罪。她倒好，一倒床就呼呼大睡，我则要辗转反侧到深夜，我害怕乱动会踢着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我从来没有问她的孩子是谁的，但她已经说过很多次，以后这孩子就是我的。她的话酒精一样，让我亢奋得睡不着。好不容易能睡一会儿，却是在做梦。梦里我一直在走路，走很远很远的路，上很高很高的山坡，然后就到了坡顶。坡下面是我的老房子。老房子在迷雾中，很美丽。在梦里，我总是揉眼睛，想看清楚，我家的房子怎么变得那么美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难道是我想家了？可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很安心。干嘛要想那个破屋？
我把梦说给贝贝听。她对我说，其实是她想要回我的老家。可是她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呀，为什么她心里的话，我梦里可以听到呢？贝贝很腼腆地笑，说我们是夫妻同心。她居然说我们是夫妻，这样，我还能不和她同心吗？那晚上，我就把我所有的钱交给她了。一万六千块。是我做四年生意的全部存款，我一辈子也就存了那点钱。她接过存款折子，激动得流眼泪，攥着折子的手微微发抖：“马尾，我不想孩子生下来像我一样，没个家、没个名分，我想让他堂堂正正喊你一声爸爸。”她很郑重地对我说，她想回去我的老家生孩子，那样，她的孩子就名正言顺了。那些日子，工棚里总飘着淡淡的憧憬。贝贝常摸着隆起的肚子，指尖轻轻划过布料，眼睛亮闪闪的。我听着心里暖烘烘的，夜里睡不着，就借着工棚外的路灯，蹲在空地上编竹篱笆，我想先学着编，等回老家就围着院子扎一圈，既能拦鸡鸭，也能让孩子在里面安全玩耍。竹条刺得手心发红，我却越编越有劲，仿佛已经看到孩子在篱笆里跑，贝贝站在门口笑的样子。
工棚里的煤气灶虽小，贝贝却学着做潮汕菜脯蛋，把扯来的野菜腌的菜脯切碎，混着鸡蛋煎得金黄油亮，香气飘满整个工棚。她夹起一块塞到我嘴里，笑着说，在这边讨生活，得学着本地人的样子，日子才能过得踏实。
她的预产期还有两三个月。我准备回老家一次。我不敢对她说我家的房子是破的。我只告诉她，房子很久没住人，我先回家去收拾收拾，再来接她。
我把全部家当交给了她，存折、库存的货物和摊位。她跟着我摆了几天摊后，就很会做生意了。补鞋子钉鞋跟，天生就会，看一眼就能上手。做生意更是人精一样懂顾客的心思，摆几天摊子，就无师自通，学会了“宰人”。有一天，她连着卖了两根皮带，都是九十五元卖掉的。要知道，那些皮带都是七八块钱进的货，平日卖个二三十元上天了，可贝贝硬是卖出了九十五元的高价。我问她是怎么卖出去的，贝贝说她开口就说这皮带要卖一百元，那人还价，贝贝说，那就九十五吧，九五至尊呢，就九十五。结果那人就买了。贝贝那几天每天毛收入就有四五百，纯利润应该也有三百呢。那时候的三百元是什么概念？一个大工，就是做木匠或者做泥瓦匠的师傅一天的工资三十元不到。我心里发怵，总怕哪天顾客找上门扯皮，几次想劝劝贝贝，但最后，我也是喜滋滋的，并没有开口。我心里想到了破老屋，想到了贝贝马上就要生产。甚至，我还有点后悔，如果之前就这样，我早发大财了。
我其实有过一次发大财的机会。有一次，我捡到过一个钱包。那阵子手机还很稀罕，那人来我的摊子瞄一眼，发现有手机套卖，很高兴，就把摩托车停好，在我的摊子磨叽了好一阵。等他终于选好手机套，准备付钱走人，哨子一阵乱响，城管来了。我把摊布一收背起就跑了，那人的钱也没来得及收。回到出租屋，打开摊子布，想把物品归整一下，却发现那人把钱包落到了摊子上。
那一晚上，我的思想都在激烈斗争。那个钱包鼓鼓囊囊，应该有很多钱。可我不敢打开看。我当过兵，懂得控制自己。我也知道，带着钱离开这里就可以衣锦还乡。可第二天，我还是去摆摊的地方等到了落钱包的人。物归原主。为这事，我老家的侄儿还赶到普宁来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可能是泰和人把我的故事传回了老家。我侄儿说我在外面摆了这么多年摊，一分钱没攒下，还总做傻事，在老家都被人笑话，他问我这辈子到底图啥？我说我图啥，我图个心安啊。
就算我侄儿千里迢迢跑来骂我，我也不后悔。我那是做了好事。做好事有好报的。后来，那个人几次帮我。他就住附近，有空就来我的摊前转一圈。像亲戚一样关照我，知道我准备回老家，不放心留贝贝一个人摆摊子，他答应帮忙照应贝贝，还帮忙就近找了一间小房子放货物。那样，贝贝每天早晚出摊就不用骑三轮车搬运货物了。
9
回到老家，就看到有人在拆我的老屋。我的血压一下子冲了上来，我跑过去推倒楼梯上的人，他们停了手，我却气得住进了医院。拆房的事，是大哥指使的，他的两个儿子想回村建新房。他还说，兄有子，弟不孤，要把老二过继到我名下，百年后由老二抬我上山。说他们把房子建好了，让我住到老。我一听，血压又往上蹿，吼着让他们别动我的房子。当年我要结婚，他们拦着，如今我要带女人和孩子回来，他们又来抢房子，他们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我气得住进了医院，他们趁着我不在，又开始拆房，我得知后，急红了眼，跑回去拿铁锨、冲担跟他们拼命。两个侄儿把我摁住，反剪着手，把我拉到村委会讲理。族公和村书记来了，却只说这是家事，劝我别和侄儿争，说我是孤老，最后房子还是侄儿的，不如早点放手，还能去福利院享福。大哥也在一旁帮腔，我呸了他一口，你们连老母亲都不管，还会管我？我喊着，我有女人了，我有孩子了，我要带他们回来住老屋！可他们根本不听，甚至用调虎离山计，趁我去二姐家搬救兵的时候，推倒了老屋。我赶回去时，老屋的尘土还在升腾，像蘑菇云，我薅起锄头，拼尽全力奔向侄儿，像战场上的临死一搏。我这辈子都在顾全大局，照顾别人的感受，错过迎风，舍弃大眼睛姑娘，这次，我只想为自己，为我的女人和孩子争一次。
我没有后路了。不坚决不决裂不行。那一夜，我在邻家的屋檐下卷缩着。已经是快要入冬的天，那一夜却是风雨大作，雷声轰轰。我在电闪雷鸣中看到老屋如同一具被野兽撕咬后的尸体，血水横流、血肉模糊。
我仿佛又听见了母亲的呻吟。她在喊救命，她的叫声很凄厉。老屋边上站着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看不见我母亲在挣扎，都在慌忙着去抢救我的侄儿。我拉他们，告诉他们，老母亲在喊救命，但没有一个人理我，还把我推倒了。
我也没有去救我的母亲。如果让她知道，我在汕头找了女人，会不会也像上次那样阻拦我。她可能就不会让我回汕头了。
那一刻，我想逃离老屋，只想着要回汕头，去找我的贝贝。
可是回到普宁，一切都变了。住的工棚被拆了，荒地上铲车、挖桩机轰隆隆地响，我的空箱子和衣服被踩得稀巴烂。我顶着噪音问工人，我的女人去哪了？他们都说不知道，扭头就不理我。
我跑到河道边的摊位，那里堆满了沙石，正在搞建设，哪还有她的影子？我沿着河道来来回回地走，总觉得她会在某个拐角摆摊，她那么会做生意，肯定舍不得停工。直到一个常来我摊位的本地人喊我，我才回过神。他说普宁在创建卫生城、文明城，到处都在整改。我不关心什么城，我只关心我的女人在哪。
我又跑到之前给她找的放货小房子，门是锁着的。我坐在门口等，一天，两天，太阳升了又落，始终没等到她的身影。
后来我才知道，工棚被拆后，她摆摊四处碰壁，坐在路边发愁，一个卖码报的中年女人凑过来，说玩六合彩能快速赚钱，她玩这个还买了房子，并给她一张码报，贝贝半信半疑，但还是下了注，结果她赢了四十倍，用一百元换了四千元。她一下子就迷了，觉得这是最快的赚钱方式，这样下去，孩子生下来就不用住工棚了。可后她把我给她的一万六千元积蓄全输光了。
我在地下码庄找到她时，她居然还在笑，手里攥着码书，说在赶“红波”，“只要中了这波，房子就有了”。又是潮又是波，我听不懂这些门道，只觉得我的血汗钱，被她一张一张丢进了水里。她抱着我哭，说只是想给孩子挣个房子，我摸着她的肚子，那轻轻的胎动让我狠不下心怪她，只想着赶紧再摆几天摊，把钱赚回来。
可她根本不肯停手，她拉着我要钱，说一定要赶这波红波。我哪里还有钱？她见我身无分文，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说：“我想要一个家啊……”
那天，贝贝哭着跟我说了她的过往。她以前有个男朋友，两人一起出来打工，她怀着孩子，男朋友说要攒钱买房子，让她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他，结果他拿着钱跑了，再也没回来。她走投无路，看到我在河道边摆摊，人老实，又对她好，才鼓起勇气跟我回家。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有一个疼她的人，让孩子能堂堂正正地活着。
我抱着她，心里酸酸的。原来她和我一样，都是被生活逼到绝境的人，都渴望一个家。我跟她说，别怕，有我呢，我们一起摆摊，一起攒钱，慢慢熬，总会熬出头的。
可是我们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准备去找冲担尖，把老屋的地基抵押给他借点钱。就在这时，那个建筑老板出现了。他不知道从哪听说了我的事，找到我，二话不说，从包里拿出三千块钱塞到我手里：“马尾，拿着，先找个地方住，别让女人和孩子受委屈。”
我推辞着，不肯接：“老板，你已经帮我很多了，我不能再要你的钱。”
他把钱硬塞到我手里，拍了拍我的肩膀：“当年你捡了我的钱包，一分不少还给我，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好人该有好报。这钱不是白给你的，是借你的，等你以后有钱了再还我。还有，六合彩那东西碰不得，让你女人别再沾了，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我握着那三千块钱，手心里暖暖的，眼眶也热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非亲非故的本地人，向我伸出了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普宁，这里的人，不热络，却实在，像这里的凤凰单丛，醇厚，暖心。
贝贝答应我，再也不碰六合彩了。我用那三千块钱，在城外租了一间小屋子，不大，却遮风挡雨，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家。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出摊，只是摊位更不好找了，河道不让摆，市中心查得严，我们就去工厂大门口摆，只摆工人上下班的那一阵子，其他时间，就坐在路边，看着来往的人。
生意倒也还不错，我补鞋，贝贝卖些指甲钳、小梳子之类的日用品，偶尔也卖几条皮带，她再也不喊高价了，还是按我以前的价钱，三十块一条，本本分分地卖。傍晚收摊后，我们就沿着河边走，她挽着我的胳膊，我扶着她的腰，慢慢走，晚风拂过，带着河水的味道，心里安稳得很。
我以为，我们的日子，能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等孩子生下来，攒够钱，就租个大点的房子，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可我没想到，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命运的手，终究还是不肯放过我。
10
安稳的日子只过了半个月，贝贝的心思就又活泛了。她不再安于工厂门口摆摊的微薄收入，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指总无意识摩挲着肚子，嘴里念叨着 “钱不够用”“孩子生下来要喝奶粉”“要是有个自己的房子就好了”。我劝她，日子慢慢来，摆摊虽赚得少，但踏实，可她只是点点头，眼神里却藏着我看不懂的执拗。
她开始找各种借口晚归，有时说去制衣厂找以前的姐妹唠嗑，有时说去市场打听进货的便宜渠道，回来时手里总攥着几张揉得皱巴巴的码报，见我看她，就慌忙塞进口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她又犯了老毛病，揪着心跟她吵，她却红着眼眶说：“我只是想给孩子多攒点钱，我不想他一出生就跟着我们颠沛流离，连个安稳的窝都没有。”
我看着她隆起的肚子，到嘴边的狠话又咽了回去。我能怪她什么？她只是太想要一个家了，只是穷怕了。我只能一遍遍跟她讲六合彩的坑，讲那些因赌输光家底的例子，她嘴上应着“再也不碰了”，可背地里，还是偷偷下注，把我们摆摊赚的零钱，一点点投进了那个无底洞。
我拗不过她，只能想着多赚点钱，把她往正路上拉。那时恰逢有人偷偷卖盗版碟片，一块钱一张进货，转手能卖十块，比摆摊补鞋、卖日用品赚得多，还轻松，虽知道这是违法的，被抓住要罚款甚至蹲局子，可看着贝贝日渐沉重的身子，想着即将出生的孩子，我还是咬了咬牙，入了这行。
每天天不亮，我就去城外的黑市拿货，揣着一兜碟片躲在工厂门口的树荫下卖，工人下班时围上来，几分钟就能卖完，一天下来，能赚百十来块，比之前摆摊翻了几倍。贝贝见我赚得多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不再提六合彩的事，我以为她是真的改了，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想着再攒一阵子，凑够接生费，再留点钱给孩子买奶粉，就收手，再也不卖盗版碟片了。
日子一天天过，贝贝的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也越来越不便，离预产期只剩个把月，身子重得走几步路就喘，再也没法陪我出摊，只能待在出租屋里，收拾收拾屋子，煮点粥等我回去。我便一个人出摊，早出晚归，拼命赚钱，把每天赚的钱都交给贝贝，让她收着，想着等攒够三千块，就不再动，留着当接生费，这是我给贝贝和孩子的承诺。
那段时间，普宁的天总是晴好，傍晚收摊回去，总能看到贝贝坐在出租屋的小板凳上，靠着墙晒太阳，手轻轻放在肚子上，跟孩子说话，阳光洒在她身上，金黄的碎光晃眼，像极了她第一次出现在我摊前时，穿着金黄卫衣的模样。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把脸贴在她的肚子上，听着里面轻轻的胎动，心里甜滋滋的，觉得这辈子的苦，都熬到头了，幸福就在眼前。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看似触手可及的幸福，终究还是碎了。
那天我收摊回去，比往常早了些，想着给贝贝买了爱吃的糖糕，刚推开门，就看见贝贝坐在床边，头埋在膝盖里，手里攥着几张码报，地上散落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快步走过去，抓过她手里的码报，声音都在抖：“你是不是又买了？我让你攒的那三千块接生费呢？”
贝贝抬起头，眼睛红肿，脸上满是泪痕和绝望，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哭。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却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去翻她放钱的布包，布包里空空如也，除了几张没用的码报，什么都没有。
“钱呢？”我一字一句地问，喉咙里像堵着一块石头，喘不过气。
贝贝哭着扑进我怀里，揪着我的衣服，一遍遍地说：“对不起，马尾，我对不起你……我昨天做了个梦，梦里全是火红的花海，风一吹，红波翻卷，我以为这是天意，红波肯定能中，我就把那三千块全买了红波，我想着中了就能买房子，就能给孩子一个家，可结果……结果输光了，一分都没剩……”
她的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开，我愣在原地，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看着她痛哭流涕的模样，看着她隆起的肚子，心里的恨、怨、无奈、心疼，搅在一起，像一团乱麻，堵在胸口，闷得我喘不过气。我抬手想打她，可看着她怀着孩子的身子，手终究还是落不下去，只是颓然地坐在地上，双手抱头，一遍遍问自己：我这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
就在这时，贝贝突然捂着肚子，疼得蜷缩起来，额头上冒出冷汗，嘴里喊着：“肚子疼…… 马尾，我肚子疼…… 孩子，我的孩子……”
我瞬间慌了神，什么恨什么怨都抛到了脑后，赶紧抱起她，手忙脚乱地往门外跑，嘴里喊着“医生”“救救我的孩子”。街上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我抱着贝贝，拼命地跑，她的身子越来越沉，冷汗沾湿了我的衣服，嘴里一遍遍喊着我的名字。我跑到附近的小诊所，医生看了看，脸色凝重地说：“羊水破了，要生了，这里条件不够，赶紧送大医院”
我一听，脑子一片空白，赶紧抱着贝贝往大医院跑，到了医院，医生让先交住院费和接生费，我翻遍了全身的口袋，只翻出几十块零钱，是我今天摆摊赚的，根本不够。
我看着贝贝被疼得脸色惨白，躺在过道的椅子上，身子仄歪着，不敢坐实，手死死地抓着椅子扶手，嘴里的喊叫声越来越弱，羊水顺着裤腿流在地上，晕开一大片湿痕，我的心像被生生撕开一样疼。我骗她说：“贝贝，你等着，我回家拿钱，马上就回来，你一定要撑住，孩子一定要撑住。”
她攥着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眼里满是期盼：“马尾，你快点回来，我等你……”
我点点头，转身就往门外跑，像疯了一样，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凑钱，救贝贝，救我的孩子。我想起了冲担尖，他在潮南还有点家底，或许能借到钱，我咬着牙，朝着潮南的方向狂奔，心里只有一个念想：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把钱凑回来，一定要护住我的女人和孩子。
可我没想到，老天连这最后一点希望，都不肯给我。
11
刚跑出医院大门，天就变了脸。方才还是晴好的天，转眼就乌云密布，狂风卷着沙尘扑面而来，吹得人睁不开眼。路边的梧桐树枝被刮得噼啪响，广告牌在风里晃悠，发出吱呀的哀鸣，街上的行人慌慌张张往屋里躲，喊着“台风来了，台风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脚下的步子却没停，反而跑得更快了。潮南离普宁还有几十里路，平时坐车都要半个多小时，这时候台风将至，车早就停了，可我没得选，只能跑。我扒着路边的围墙，顶着狂风往前冲，风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拽着我的衣服，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脸上被沙石打得生疼，却浑然不觉。
跑了没多远，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瞬间成了瓢泼大雨，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连路都看不清。我浑身湿透，衣服贴在身上，冰冷的雨水顺着头发流进眼睛里、嘴里，咸涩的味道混着汗水，呛得我直咳嗽。脚下的路变得泥泞不堪，每跑一步，鞋子就陷进泥里，拔出来都要费老大劲，最后索性脱了鞋，光脚踩在泥水里，石子和碎玻璃硌着脚底，钻心的疼，血珠混着泥水渗出来，一路走，一路滴。
可我不敢停，贝贝的喊叫声、孩子微弱的胎动，一直在我耳边响，像一根鞭子，抽着我往前跑。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冲担尖，一定要找到冲担尖，借到钱，回去救我的女人和孩子。
风越来越大，雨越来越急，台风正式登陆了。狂风卷着暴雨，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在街头横冲直撞，碗口粗的树被拦腰折断，广告牌被吹飞，砸在地上发出巨响，电线被刮断，火花在雨里滋滋作响。我被狂风刮得踉跄，好几次摔倒在泥水里，浑身是泥，胳膊被广告牌的碎片划开一道大口子，鲜血混着雨水往下流，可我咬着牙，撑着地面爬起来，继续往前跑。
不知道跑了多久，天彻底黑了，狂风暴雨里，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只能凭着记忆往潮南的方向走。路上空无一人，只有狂风的呼啸和暴雨的哗哗声，偶尔传来东西倒塌的巨响，让人心头发怵。我又累又饿，脚底的血泡磨破了，和泥土粘在一起，疼得钻心，胳膊上的伤口被雨水泡得发白，一阵阵发麻，可我还是撑着，脑子里只有贝贝和孩子，撑着我不能倒。
不知过了多久，我看到远处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像黑夜里的一颗星，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往那边跑。那是一间潮汕老夫妻的小平房，门虚掩着，我推开门，一头栽倒在地上。
是那对老夫妻救了我。我在老夫妻家住了两天两夜。这两天里，我不吃不喝，只是坐在门口，盯着外面的狂风暴雨，耳朵里全是贝贝的喊叫声，脑子里全是她疼得惨白的脸，和那个还没见过面的孩子。老太太心疼我，每天都给我端来热粥，劝我吃点，我却一口都咽不下去，心里像堵着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
老大爷坐在我身边，默默给我递烟，偶尔说一句：“后生仔，别太犟，老天自有安排，该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留不住。”
我知道他是好心，可我听不进去。什么老天安排？我的命，从来都是被老天捉弄，被生活欺负。我想起了迎风，想起了那个等了我六年，最后却为了我嫁给别人的长辫子姑娘，我没护住她；想起了大眼睛姑娘，那个我想娶回家，却因为母亲和家人，最终错过的姑娘，我没护住她；现在，贝贝和孩子，就在医院里，生死未卜，我却连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还是没护住他们。
我这辈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连自己想护的人，一个都护不住。
终于，台风停了。天空放晴，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照在湿漉漉的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我谢过老夫妻，给他们磕了个头，转身就往普宁跑。我忘记了我要去借钱的，但我心里记挂着贝贝母子。
跑了整整一天，终于到了普宁，到了医院。我冲进医院，抓住一个护士，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急切地问贝贝在哪里。护士愣了一下，想了想，摇了摇头。台风那天，来的产妇太多了，医院住不下，好多临时收治的都紧急转去市区的大医院了，没留联系方式，也就不知道转去了哪家。
我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我疯了似的，跑遍了医院的每个角落，病房、走廊、厕所、楼梯间，喊着贝贝的名字，可回应我的，只有医院里冰冷的回声。我又跑到普宁的其他医院、诊所，一家家问，一家家找，可都没有贝贝的消息。贝贝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我的生命里，从普宁的街头，彻底消失了，没留下一点痕迹。
我又跑遍了普宁的大街小巷，跑遍了城外的每个村子，找了她很久很久，从秋天找到冬天，从冬天找到春天，可始终没有她的消息。有人说，她被送去了市区的医院，生了孩子，跟着别人走了；有人说，她台风夜那天没撑住，大人孩子都没了；还有人说，她回了老家，再也不回来了。
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我只知道，我的贝贝，我还没见过面的孩子，就这样，消失了。
我租的那间小屋子，我还留着，每天都回去打扫，收拾得干干净净，像贝贝还在的时候一样。我还在工厂门口摆摊，还是卖盗版碟片，还是每天早出晚归，只是再也没有人等我回去，再也没有人给我煮一碗热粥，再也没有人挽着我的胳膊，沿着河边慢慢走。普宁的河道，终于修好了，铺了鹅卵石的路，种了漂亮的花，成了普宁的一道风景，再也不让摆摊了。
普宁的宁，是安宁的宁。可我在普宁，终究还是没找到属于我的安宁。
12
我回了马家湾，守着老屋的地基，大哥和侄儿来找过我，侄儿头上的疤还是我当年用锄头挖的，他们让我住他们的别墅，我摇了摇头，指了指地基：“我住在这里，挺好的。”冲担尖也来想买地基，出到一万块，我还是不卖，这是我母亲待过的地方，是我想给迎风、想给大眼睛姑娘，想给贝贝和孩子一个家的地方，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根。我在地基上种了豆子、撒了菜籽，每天从福利院过来，浇水、除草、编竹篱笆，竹篱笆编得很高很密，村里人说我怕兔子刨豆子，只有我知道，我是想拦着那些无处安放的念想。
菜园中间插了一杆竹竿，挂着捡来的红红绿绿的塑料袋，风一吹，就飘起来，像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光：迎风的长辫子，大眼睛姑娘的黑白照，贝贝的金黄卫衣，还有那个没见过面的孩子的小手。我老了，耳朵越来越背，肾积水也越来越重，走几步路就喘，福利院的医生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不怕，活了一辈子，累了，也够了。每天坐在邻家的屋檐下，看着豆子一天天长大，嫩生生的在风里晃，风吹过菜园，哗哗的声响，像海浪，像贝贝的笑声，像孩子的啼哭，像十五岁那年嫂子们的笑声。我抬起头搔搔头，脸会红，心里扑通扑通的，好像这辈子，还没活过，又好像，这辈子，就这样了。
今年的豆子长得格外好，饱满的豆荚挂在枝头，沉甸甸的，风一吹就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我摘下一把，剥开豆荚，圆润的豆子滚出来，带着泥土的清香。恍惚间又想起那年心里冒出的那句“是人有一运，是花有一红”，呵呵，我这辈子也“红”过的，只是我的“红”，晚了些，短了点。
就在我眯着眼晒太阳的时候，一个清瘦的小伙子来到菜园门口。他二十出头的样子，眉眼间带着熟悉的轮廓，他眨眼时，眼睫的弧度和当年贝贝一模一样，看我的时候，眼神软软的。我捏着豆荚的手猛地僵住，指尖的泥土蹭在豆壳上，竟半点没察觉。心口突突地跳，比当年贝贝说要跟我回家时更剧烈，耳朵里的嗡鸣都散了，只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脑子里空落落的，什么贝贝的去向，什么这些年的找寻，全被一股滚烫的欢喜冲得没了影，只顾着盯着这孩子，生怕是风吹出来的幻觉。
他手里攥着一个褪色的布包，迟疑地往前走了两步，声音轻轻的，带着点忐忑：“请问…… 你是马尾叔叔吗？”
小伙子话音刚落，他身后就来了几个人，是区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几位领导。后来才知道，这孩子早就打听了我的身世和当兵参战的过往，特意提前联系好了相关部门。
领导们当场核对了我的老兵履历，很快帮我补齐了遗失大半辈子的档案，还有荣誉奖章。按照退役军人优抚政策，他们要在我老屋的地基上，帮我建起一间带小院的平房。
漂泊奔波了一辈子，我总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迟来的荣誉，抚平了我心里积攒半生的委屈和遗憾。身边有这孩子陪着，院里豆叶随风轻轻摇晃。过往的苦楚都慢慢放下了，浮沉大半生兜兜转转，我终究等到了安稳归宿，也得了一份迟到一辈子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