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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历史文化的亮丽名片
——叶贤恩“传记文学”创作的学术价值与艺术成就
【字号: 】   【复制链接】   【转发】   【纠错】   【打印】   【关闭】    2015年01月30日   
 
袁    巍
 
六年霜染鬓,赤子寸心丹。
铁脚量山水,孤灯伴暑寒。
荆湖多壮士,鄂渚遍高贤。
一卷囊英杰,千秋耀楚天。
 
                       ——叶贤恩《湖北名人》付梓感赋
  公元2013年——即癸巳年,著名传记作家叶贤恩同志喜逢八十华诞,又恰逢囊括其一生笔墨成果的《叶贤恩著作集》隆重问世。人生至此,何其幸哉、何其乐也!
  完成这十卷精装本、700万字的鸿篇巨著《叶贤恩著作集》,实现了他“一卷囊英杰,千秋耀楚天”的宏愿,不负他退休后近20年“铁脚量山水,孤灯伴暑寒”辛勤笔耕的赤子之心。其精神、其业绩,令人仰慕。
  总览《叶贤恩著作集》,其中传记文学的分量最重(共7卷),成就也最为突出,风格最为鲜明。叶贤恩的“传记文学”创作包括张裕钊、黄侃、王葆心、庞安时、熊十力和李时珍等6人的独传和涵盖160人的《湖北历史名人》、《湖北名人》以及《湖北廉吏传》三部合传,总计近千万字。
  2012年6月14日,湖北省作协、鄂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在省作协举行了隆重的《湖北名人》研讨会。与会的湖北省领导、学者、作家和文化界、传媒界著名人士对以《湖北名人》为代表的叶贤恩的传记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叶贤恩的传记文学以其突出的历史学术价值和艺术特色,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他在湖北传记文学作家中的杰出地位,填补了该领域内绝大多数历史空缺,开创了湖北传记文学创作的新阶段,成为传承和弘扬湖北历史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以《湖北名人》为代表的叶贤恩的传记文学系列,是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突出、意义深远的文化系统工程。它具有重大的学术创新价值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不仅充分证明了“惟楚有材”的历史,更使得“惟才有传”变成了现实。
  一
  叶贤恩的传记文学创作,对湖北历史名人的史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性工作,填补了湖北历史人物传记的许多空白点,开创了从“惟楚有材”到“惟才有传”系统工程的新阶段。这是叶贤恩对湖北传记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独特贡献。
  远古迄今,长江文化发源地的荆楚大地英才荟萃、名人辈出。忆往昔,神农尝百草创炎黄农耕文明,屈子吟“楚辞”,开中国文学浪漫主义之先河,楚汉相争,建汉唐盛世——及至武昌首义,推翻千年封建帝制,中共建党、建军、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奋斗历程中,湖北更是巨星如云,星汉灿烂。两千多年间,湖北涌现了大量具有全国性甚至世界性影响的历史人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学术的、政治的诸多因素,我们对其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他们许多人的生平业绩,在民间乃至学界,还鲜为人知,其珍贵史料亦在逐渐散失和湮灭中。此时,叶贤恩的《张裕钊传》等六部大传及《湖北名人》等三部合传的出版发行,既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历史史料的抢救性工作,是一次湖北历史名人的系统性总结,又是一次名人历史的艺术再创造,是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完美结合。
  比如鄂城张裕钊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家,后期桐城派的中坚人物,又是晚清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开魏碑之先河,影响远及东瀛海外;他还是卓越的教育家,曾经先后执掌南京、保定、襄阳、武汉等地的书院,门下“弟子三千,名士逾百”,桃李遍及全国。可是,因他曾为“曾门四子”之一,而曾国藩又被视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侩子手”。因此,对张裕钊的研究和宣传,长期也被视作政治和学术的禁区。其史料见诸史书的仅仅只有《清史稿》、《清碑传合集》中寥寥几百上千字的《张裕钊传》,那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词条介绍;大多数原始史料仍处在散失中。在叶贤恩同志的《张裕钊传》出版以前,湖北文史学界,恐怕很少有人深入了解张裕钊其人其事,更别说研究他、为之著书立传了。包括身在鄂州的笔者本人及许多同事们,恐怕也仅知皮毛而已。
  品读叶贤恩同志的《张裕钊传》,洋洋洒洒三十余万字,十三个章节,运用文史结合的手法,客观生动地叙述了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人文气息、地域风情,他的家世以及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全面介绍了他在诗文、书法、教育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评述了他的社会观、学术观、人才观、教育观,多方面展示了他的才情、业绩和交往。这样,作为著名学者、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的张裕钊就以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清晰地立在我们面前。《张裕钊传》正文之外,还附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手稿、原始史料,辑录了他的“世系简录”、“年谱”以及国内外研究张裕钊的有关著述。著名学者朱祖延先生盛赞它“史实翔实,堪称信史”。
  又如蕲春黄侃先生,乃辛亥革命先驱、国学泰斗,门生众多,被誉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但他的许多著述大多散载在各种学术杂志上。虽然他名气享誉国内外,人们大多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事,更不知其学术成就。因为先生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著书,认为“若非定论,不以示人”,所以,他的许多精辟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竟然以其独特的方式,手写记录在书头、笔记或日记中,达数百万字,未能整理成书。他曾说:“年五十,当著书”,可惜在他年方五十时,未及撰成宏篇巨著就英年早逝了,只留下大批未经整理的点校笺识古籍的遗稿、笔记和《黄侃日记》手稿。
  为了研究黄侃的生平、抢救史料,叶贤恩同志循着黄侃先生当年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近十个省市,走访上百个单位及有关人员,研读了上千万字的原始史料,在真实的材料基础上,终于完成了四十万字的传记文学《黄侃传》。《黄侃传》史料翔实、丰富,人物生平活动描述生动、形象。继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先生之后的又一位著名语言文字学专家、教育家徐复高度评价《黄侃传》“对黄先生伟大而光辉的一生,如家庭身世、人生道路、读书学习、择师事师、教学科研、诗文创作、做人处世等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叙述,凸现一个辛亥革命先驱、国学大师伟大而光辉的形象,用以昭示后人。”徐复先生还特别强调《黄侃传》“洋洋洒洒四十万言,可算是填补一个历史人物传记的空白,对深入研究黄氏学术思想,弘扬他的爱国主义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如罗田王葆心,是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一生治学严谨,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均有研究。晚年于方志一门致力尤勤,遗著达170余种。他的《方志学发微》,被学界誉为我国方志学著作的“冠军”。在董必武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王葆心的这些原始资料都长期封存在湖北省博物馆,但未能供人研究,更未整理成书。
  在叶贤恩撰写《王葆心传》之前,笔者曾亲随他赴省博物馆查阅、复制王葆心的有关史料,见证了这位古稀老人为抢救文化遗产,埋头故纸堆里的可贵精神。
  那一天,在湖北省博物馆一间不足20平米的阴暗库房里,空气中散发着陈旧书籍的霉味,弥漫着尘封已久的灰尘,地面上堆满了叶贤恩清理出来的有关资料。这些最珍贵的原始资料,大多页面发黄、纸质变脆,残缺不全,文字多半是没有标点断句的文言文,而且多是手写文稿。年逾七十的叶贤恩,佝偻着腰背,一本本、一页页地翻阅着、辨析着。他每指定一页,我就用数码相机拍摄一页。从早到晚,我们竟然拍摄了600多幅照片。以后,叶贤恩又多次赴博物馆查阅,遍访各地有关单位和人员。仅仅几个月后,叶贤恩同志就把这些散乱的“故纸”、图片、访问记录,系统整理成书,变成了装帧精美、内容丰富的《王葆心传》,让王葆心形象栩栩如生地鲜活起来,让王葆心的学术著作,重见天日,得以传承。
  与上述情况相同的,还有黄冈熊十力先生。他是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先驱、二十世纪新儒学的开山人物,在世界华人圈中影响极大。笔者虽与之同乡,还算半个文人,竟是在1989年的北戴河中国近现代文化研讨会上才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也仅知一点基本史实。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近现代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冲击,多年来,对熊十力“唯识论”哲学思想和“新儒学”观点的研究,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冷门和禁区。
  同样,蕲春李时珍之名望虽然享誉全球,可是人们除了知道《本草纲目》系其所著外,又有几人知晓其生平、经历和医学思想的精髓呢!至于号称“北宋医王”的庞安时恐怕知其名者更是少而又少了!这样的湖北历史名人还有很多、很多。叶贤恩同志分别为上述几位名人撰写了大传,不仅仅是宣传了他们个人的业绩,为之树碑立传,更是传承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精髓,抢救了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使之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叶贤恩同志在传记文学写作中,还作出了一件极具开创性的工作。在《湖北名人》中,他第一次为洋务运动、汉口开埠以来的湖北、武汉金融界、实业界的著名人物立传,正面肯定了他们对发展湖北、武汉经济的积极作用。这些人物包括汉口“第一刘”大财东、俄华道胜银行买办刘子敬,“地皮大王”刘歆生,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奠基人之一的徐荣庭,爱国银行家周苍柏和实业家宋炜臣、贺衡夫等。鉴于历史的政治的等多重因素,过去,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很难见之于文字,更别说为之立传了。叶贤恩同志突破了湖北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和学术禁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尽的史实介绍了他们对发展近代湖北民族工商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与上述情况基本相同,《湖北名人》还打破了某些政治和历史禁区,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多争议或者有负面影响的湖北的政治、军事、文化名人立传。这样,就使得湖北历史更加全面系统,真实丰富。
  这些湖北——主要是鄂东名人的事迹和社会业绩、学术思想,曾经在历史上影响极大、传播甚广。但是,在上世纪中国的政治巨变和思想观念的革新、革命中,逐渐被扬弃或者边缘化,而在当今迅猛发展的观念西化、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和重商主义的背景下,更有完全被淹没的可能。他们所代表的荆楚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精华,面临着断代的危险。
  由此可见,叶贤恩同志的《张裕钊传》等六部大传和包括了160人的《湖北名人》合传的问世,对抢救湖北的历史文化遗产,填补历史名人的空缺,居功甚伟,具有重大的历史史料价值和传记文学创作的开拓性意义。
  而《湖北廉吏传》的出版,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反腐倡廉”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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