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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曾当“文化主角”近二十年
【字号: 】   【复制链接】   【转发】   【纠错】   【打印】   【关闭】    2016年06月13日   
樊小庆
  6月25日的《鄂州日报》披露了城隍庙面临拆迁的命运,笔者认为就此可以发起个小小的讨论,即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做好文物文化的保护工作。城隍庙在我市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笔者就此写写自己的亲历。
  一
  1949年9月,鄂城县解放后,人民教育馆成立。两年后的元月,人民教育馆改名为人民文化馆,从此,新鄂城有了新的和更加专业的文化机构。
  当时的鄂城县城关区域很小,小到东至现在的城东小学,西限大西门广场即现在的市三中,北抵江边的大、小北门,南到武昌大道。
  文化馆就设在城区中心的古楼洞(即庾亮楼)和其东边的几排平房内,人们在这里可以观看文化馆的人排节目,也可以到这里阅览书刊。1953年8月,文化馆搬迁到新民街,但该处的图书阅览室(1956年7月从文化馆分离出来,成立鄂城县图书馆)仍然在原地,继续向市民开放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1961年6月,鄂城县机构改革,鄂城县文化馆、鄂城县图书馆和1959年成立的鄂城县地志博物馆(后更名为鄂城县博物馆)三个馆合并成一个馆,因为文化是个大主题,所以,合并后便以文化馆冠名,全称为鄂城县人民文化馆,县图书馆和县地志博物馆就变成了文化馆的图书室和文博部。馆址迁到了大西门广场北边的城隍庙中,从此县文化馆在这里一待就是近20年。
  虽然县图书馆、博物馆与文化馆合并了,但图书馆、博物馆的职能仍然存在。尽管阅览室场地不大,但文化馆图书室基本开放;尽管还没有一个可以提供展览的地方,出土文物只能堆放在一起,且对文物的“保”多于“管”,但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所以业内人士对该时期的文化馆、博物馆和图书馆简称为“三馆”,并且一叫就是几十年,直到新世纪。
  《武昌县志》记载,城隍庙是明洪武年前建的,清代咸丰、光绪年间重建过,是个老古董了。尽管古老,但文化馆搬进来时,这座庙宇还算保持完整,有前、中、后三重建筑。在上个世纪的大革命时期,贺龙的部队曾经驻扎在这里。
  文化馆搬进去后,前门楼的楼上楼下及东边厢房做成了干部职工的住房,中间的主建筑作为办公室、会议室(排演厅)和书库之用,后大殿则全部用作部分书库和图书外借处,侧厢房也用作了干部及家属的住房。为标明身份,在前楼三个拱形大门之一的正中间门的顶端,以当时流行的方式,即用水泥制作成“鄂城县人民文化馆”几个大字,并用油漆将这手书体涂成红底黄字,十分惹眼。
  二
  城隍庙前面是鄂城钢铁厂职工家属的宿舍区,后面和左右两边是县人武部和县第一机械厂(俗称鄂一机,后改为锻压机床厂)。
  文化馆搬来之前,这里只有工厂机器枯燥的轰鸣声,还有人武部战士们的操练声。文化馆人的到来,给这座古老的庙宇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这一区域的民众带来了新的活力,这一片渐渐热闹起来。
  文化馆的干部们以大殿作舞台,琴瑟鼓笙、歌声不绝;以厢室为案板,泼墨如云、佳作叠出。那个时期,尽管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要时刻接受工农兵和劳苦大众的教育和改造,但因为革命的文化工作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受到相当重视,这一武器还需要文化人来掌握,所以文化馆的干部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仍然是十分虔诚,干劲也是十分的高涨,不敢有一丝马虎。
  一些单位的人经常到文化馆来,拿取干部们创作和编印的文艺演唱材料,借革命故事书籍,请干部们帮助排演文艺节目,辅导创作的美术作品等等。该时期人们因文化体育生活形式单调,到文化馆里借书看就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一件大事,可是文化馆图书室区区二三万册图书,哪能满足当时人们的需求。于是,拥有一个借书证就成了爱书人的梦想。记得后来成为本市享受国务院津贴自学成才的专家邵树人,就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持证读者之一。
  文化馆的干部们不仅在馆里手把手地教前来学习的文艺骨干,为她们提供服务,而且还把文化宣传工作做到了馆外。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文化馆做了这么两件事:一是在庙门前空旷的地方建了一个巨大的“屏风”,在上面画上了光芒四射的伟人画像,以供人们景仰;二是县里将鄂钢宿舍临街的地方,建造了一道长长的宣传窗口,由文化馆负责定期更换窗口宣传内容。于是,这里便成了人们阅报看画学习之地,恐怕这也是当时全县唯一对群众公开进行文化宣传的教育阵地,而文化馆更因此在全县得名。
  那些年,文化馆的干部们遵照上级指示,充分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宗旨,满怀着革命的激情,经常是一个不留的全部到乡下各自的驻点公社大队,与公社社员一同干活、一同吃饭、一同住宿(俗称“三同”)。白天干完活,晚上组织社员排练文艺节目,很少回文化馆。有一段时期,若大个城隍庙,基本上就一个老太太、两个小学生共三个干部的家属驻守着。
  城隍庙里文化馆的干部们以他们各自的本领,不仅为当地农村服务,带动公社社员开展文化活动,而且还丰富了文化馆这一区域居民的文化生活,将文化的引子不知不觉地洒向周边,滋润和敲打着周边人们的心扉。
  三
  1978年,县政府在大西门广场新建了一座三层办公楼,供三馆使用。次年,三馆举家搬进了条件较好的新居,从此告别了古老的城隍庙。
  遗憾的是,自从文化馆搬走后,可怜的城隍庙便开始走上了“没妈的孩子像棵草”的霉运。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因发展工业生产的需要,有着三重大殿的庙宇,前面两重被拆毁。幸运的是,人们的认知还没有完全丧失,留下了庙宇的后大殿。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城隍庙这一在中国各县都曾经有名有姓的古老建筑,显得弥足的珍贵。
  尽管,已经被拆毁的前大殿、中大殿难以再恢复;尽管,这是一个不需要到博物馆去看的古建筑残体,但存在总比没有的好,也至少我们的子孙还能够亲眼看到一个在历史书中描述的、现在鄂州极其少有的古庙宇实物,还能亲手摸得到那庙宇内墙面的石刻。(转自《鄂州日报·文化特刊》)
  【链接】保卫城隍庙,一个时代的文化缩影
  2010年07月15日 15:52 来源:新京报
  陈希我(福建 作家)
  这座城隍庙,记录着鄂州市这座吴王古都(原名武昌)过去的辉煌。它是鄂州最早的儒学场所,由东晋征西将军庾亮所创办。宋熙宁年间儒学迁建南门,明洪武三年,知县孟吉建此城隍庙及万年台,清顺治、咸丰、光绪年间均有重建或维修。在城隍庙的外墙上,至今还可看到嵌进墙体的碑铭,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年七月。但是这座城隍庙,要被当地文化部门以30万元出卖了。张引娣、严桂兰等一班白发老人,白天黑夜,每天坚守在这里,守护着这个文物。(据7月14日《法制日报》)
  这让我想起那些农村守护着子孙耕地、不让它们被随意卖掉的老人们,他们的举动可谓悲壮。也许有人会觉得,守护城隍庙远不如守护耕地来得重要,耕地是关系到生命的存亡,而城隍庙的存亡远没有这么迫切。中华民族就是这么重温饱、重实用,所以我们的文化产品屡屡被选择放弃。一个民族固然不能没有人,但是如果没有了文化这个根基,即使有了人,人也不能成其为人,只是动物而已。何况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了非要放弃文化才能活下去的地步,鄂州人应不至于非要毁坏这座城隍庙才能生存。
  其实中国人也并非不重视文物。那年,几个圆明园的兽头在国外被拍卖,就很刺激了不少中国人的神经。但那刺激的与其是文化的神经,不如说是别的。那些兽头是在民族衰弱之时被抢走的,它的再次出现,让人想到了当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受挫。所以我们要发展,“发展就是硬道理”。鄂州的城隍庙就是在“发展”的名义下被卖给开发商的,为了发展,一切都必须让路。就是这种逻辑,支持着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其实只是经济的发展。10多年前我从国外回来,惊讶于中国经济发展了,但中国人的文化水准却下降了。也许有人会说,那又怎么样?文化有什么用?即便顺着这种实用的逻辑,没有文化的支撑,这发展怎么能持续?
  鄂州这些守卫城隍庙的老人,似乎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他们确实是绊脚石,但这就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人类欲望疯狂发展之下的绊脚石,它让我们坚守基本的格调,提醒我们作为人的基本命题:人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而生存?由老人守护文物,而不是年轻人,这毋宁说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我们年轻的一代文化的贫乏———虽然他们中不少人拥有很高的文凭,拥有大量的专业技术证书,但不等于他们就有文化。即便是他们真的掌握了知识,也是有知识无文化。
  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一种信仰。哪怕它真的不那么美好,但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所以文化不仅不可论利弊,也不可论优劣。文化是信念。现在,据说鄂州的这个城隍庙已经化险为夷。在鄂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主持下,包括联名要求保护古庙的白发老人们,相关各方被邀一起共商此事,得出一致意见:不许拆庙,坚决要求保护文物古迹。鄂州市文体局局长向记者表示:30多万元钱已还给了开发商,文化部门将依法保护文物。
  结局如同中国古代戏剧的“大团圆”。但这是否只是一台戏?当聚光灯灭了,情形会怎样?仍然值得疑问。这块土地是否就不开发了?开发商是否会善罢甘休?当地政府的利益链怎么解决?这么一想,我就理解了老人们仍然存在的担忧,他们仍然每天从早到晚盯在那里。如果没有把文化上升为一种信仰,文化就会被当作一种麻烦,一种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迟早会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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